资料来源：宋永林. 《近代山西医学史：中医体制化历程》介评.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20，36（1）：102-106

摘要：刘洋博士的专著《近代山西医学史：中医体制化历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背景与特点、研究与教育、医疗与防疫、联合与抗争、传播与交流等主题入手，细致缕析近代山西中医的发展脉络，不仅系统地展现了近代中医体制化方面的实践和探索，而且对于当今中医事业的发展亦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刘洋博士的专著《近代山西医学史：中医体制化历程》（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以近代山西中医为研究中心和个案，在厘清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档案、近代报刊、私家笔记、日记、文集、地方志、英文文献等多类型资料，汲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着力探讨了近代中医体制化产生的思想和社会渊源、近代中医社团（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与发展、山西中医教育的近代化探索、近代中医医疗和防疫实践的体制化、联合与抗争并存的体制化社会活动、中医学术交流和传播的实践等内容，真切地还原了近代山西乃至整个中国中医体制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1 背景与特点

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是中国历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和实践的产物，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相生相长，历久而弥新。但在近代中国历史长河中，伴随着欧风美雨强势浸入中国的各个角落，西方文化和技术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医也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近代化的大潮中，国人无论处于何种阶层、何种地域都无法置身事外。刘洋博士在专著开篇，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剖析了近代中医体制化发轫的思想和社会背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于先后受到“海防思想”“中体西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国内的中医变革思想也渐次萌发[1]43。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近代化思潮，反映在医学领域则是“中西医参合”“中西医汇通”“中医改良”“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等思想的出现[2]。虽然这些思想主张各有侧重点，有些甚至存在不合理的谬论，但倡变者主观上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而寻求改良之道。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萌发，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状况密切联系，现实环境的优越与否决定着中医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自1908年清政府正式明令允许民众集会结社，“均准其自由”[3]59，而后历届中央政府对非政治性的民间结社保持一种宽松的态度，近代科学社团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文久的中医药发展历史，中医文化底蕴深厚，几千年来名家辈出，成就斐然。自1905 年始，山西开始设立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卫生法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立，在卫生防疫和重大疾病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关于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独特背景，刘洋博士总结为四个方面，即“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阎锡山对中医思想的认同”“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人士的影响”和“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1]72－78。在此基础上，近代山西中医的改进历程具有“远大的目标”、采取中西医兼蓄和系统规划的原则、坚持中医科学化体制化的方向等显著特征[1]78－82。

科学体制是关于科学事务的组织方式、组织结构系统、组织原则、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总和，科学体制化便是合理的科学研究体制形成的过程[4]。近代中医的发展受到西医的深刻影响，属于外生移植型；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持，从事着若干行政行为；努力开展学术研究，建立中医教育和医疗机构，怀揣着实用理性；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又“负载着社会意识形态革新的使命”，真正开启了近代科学体制化的进程与实践。

2 研究与教育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国内政治环境空前宽松，党禁大开，政府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实古来未有之象。一时间“人不可不学，学不可无会”[5]成为风气，各类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代中国医学社团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设，于 1897 年成立的“上海医学会”则是中国人最早创立的医学社团。所谓“非合群无以资研究，非集思无以广见闻”[6]，改变“各承家技”的封闭倾向，走向“结群合作”的组织化模式，是近代中医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刘洋博士在书中提到，到1949年，全国成立的中医社团多达 240 余个，而且这些社团兼有行业公会、学术团体、同人组织等多个性质[1]57。

以中医社团为代表的科学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是近代中医体制化的重要标志。刘洋博士选取“中医改进研究会”这一典型性的中医社团，运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创设经过、组织架构及沿革、研究会成员的分布和来源、研究会的改组、会员及分会制度演变等问题，展现了一个中医学共同体和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在持续不断的中西医博弈中，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宗旨经历了从成立初期的“弘扬与改进”，到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再到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演变[1]112－117。其最终目的则是整理中医固有经验，沟通中西，运用科学方法，“造成二十世纪之新医学，使中医合国际化”[7]1－10，使中医走向独立、全面、规范、科学的发展之路。此外，刘洋博士还从制度规章、研究例会、学术奖励等方面论述了中医体制化中科学规范的完善过程，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分级与分科”“实证主义”“开放包容”等源于西学研究思路的贯彻和践行。

社团为学术研究搭建了平台，而教育则是储备学术型人才的必要渠道。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过程，是不断回应冲击并寻求突破的过程，同时也是与西医教育相互竞争与磨合的过程。在近代化浪潮中，中医一直秉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取西学之所长而补己之所短，努力构建近代化的中医教育体制。

近代山西教育在最初一直走在趋新的前列，虽历经波折，仍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晋城医学馆、山西医学传习所、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官办、民办性质者皆有之。期间，山西中医教育界编订课程和教材，融入近代学制，探索中医教育模式，培养中医人才，映射了近代中医教育实践与机制的变迁。

3 医疗与防疫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人缺乏必要的卫生观念和知识，疫病流行，公共卫生状况堪忧。中西医疗卫生之巨大落差，因而在许多来华外国人的眼中，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源泉”，进而又把中国形象定位在“病夫”之类的孱弱之体[8]。近代西医药的传入，其技术方法的采用、知识理念的传播，增强了中国在卫生防疫事业上的控制力和有效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中国中医界愈益体会到医院作为医疗和教育实践场所的巨大作用，并积极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完善医院的科室设置，初步建立了中医医院的管理和诊疗制度，促进了中医临床医疗的发展。刘洋博士以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医院为例证，探讨了近代中医医疗和防疫实践的体制化。

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卫生环境恶劣，再加上兵灾战乱的负面影响，山西地区传染病发病率高、疫情波及范围广，且传染病种类多，防治压力一直都比较大。阎锡山长期主政山西，十分重视传染病的防治，这事关人口数量的增减和地方社会的和平稳定。

中医改进研究会建立后，山西依托该机构，尝试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在对疫情报告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地制定中医药治疗方案，并认真总结经验和问题[1]184。至于1928年后研究会逐渐淡出防疫工作的原因，刘洋博士从国家、地方、体制、效果等多个方面加以论述。西医防治疫疾的效果显著，对比中医在几次重大防疫事件中的相形见绌，使得山西社会从统治高层到普通百姓都对西医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历届中央政府也倾向于选择西医作为卫生行政体系和国家卫生防疫体系的主体，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的地位为西医所取代。中医卫生知识的缺乏，导致一遇流行疾病，“防御的方法，预防的方法，莫展一筹”[9]，中医传统的方法与药剂也无法与西医相抗衡。完善中医药卫生预防知识和体系的构建，主动学习公共卫生知识，成为了中医界人士的共识。

近代中医医院的发展，贯穿着对西医诊疗程序和管理制度的借鉴与吸收，其引入西医理念、重构医患关系、建立病房科室、探索中医防疫，是中医面对挑战的一种主动回应。虽然中医体制化进程在卫生防疫方面稍逊于西医，“表现得力不从心”[1]194，但依然在艰难地向前进步，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兼容并包，仍是近代以来中国医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4 联合与抗争

刘洋博士在书中指出，科学体制化的目标是将科学事务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职能部门，并纳入国家编制、法制系统和社会制度中[1]19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进程中，其社会活动充满了联合与抗争，涉及学制、法制、卫生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民国以后，面对政府有失公允的政策倾向，为了正面应对西医的冲击，中医开始积极开展体制化的社会行动，在联合中共同抗争，在抗争中谋求联合。

1922 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民国第一部中医法规——《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虽然在认证资格、开业管理、义务责任、惩戒措施等方面初步规范了中医医士，但规定“凡采用西法之医士”不适用于本规则条款，区别对待中西医，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1]199。上海、无锡等地的中医界率先发声，随后各地的中医人士、社团先后质询中央政府，相互联络一致驳斥《暂行规则》。在这次风潮中，与中央政府的主张不同，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的态度较为柔和、宽容，不仅未急于公布《暂行规则》，而且组织会议认真讨论利弊，最终决定暂缓执行《暂行规则》。这一事件结束后，中医界反思中医的法制化，萌发了用法制来保护和促进中医的思想[1]200。而后，中医界又联合起来努力将中医划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强烈抗议中央部门通过的“废止中医案”，积极倡导设立中央国医馆，在体制化思维下主动有意识地进行中医体制化的行为实践。

中医体制化首先在山西发轫，与山西地方政府、中医界人士、中医社团的共同推动密不可分。阎锡山对中医事业的重视，中医改进研究会对改进中医的研究和促进，近代山西中医医家对中医的尽力倡导，都是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源泉。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提出了不同的中医体制化构想，虽然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憾，但其初衷仍是为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10]。中央国医馆（1931年）、卫生署中医委员会（1937年）等先后成立，《中医条例》（1936年）的颁布，《医师法》吸纳中医（1943年），中医教育纳入学制章程的通过（1939年），中医执业资格考核的开展（1946年），使得中医及中医师逐渐在法律、政治、社会上拥有与西医相等的权利，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化医疗卫生格局渐显雏形[1]218。

5 传播与交流

有学者指出，近代医学得以迅速发展，一方面缘于医学家、医生之间密切的学术与临床经验交流[11]。尤其是近代以来报刊等新媒体的传入和推广，政府对民众言论、结社、出版等权利的明确，中医界学术传播交流的观念和模式逐渐从“闭门自守”走向“开放讨论”。刘洋博士在书中专辟一章，集中论述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学术交流与传播方面的实践，介绍近代中医体制化的一些成果。中医药刊物的兴盛，成为了中医学术交流的新媒介和与西医进行论战的新平台[12]。

1921 年由中医改进研究会出版发行的《医学杂志》是近代山西第一份中医学术期刊，影响深远。刘洋博士从出版、发行、编者、作者、栏目、文章等方面对《医学杂志》进行计量分析，展现了该期刊在存在的 17 年里的沧桑变化。传统中医历来严守秘术良方，而不轻易授人，然而如此秘而不宣，又有失传绝学的风险。1929年，阎锡山审时度势，下令征集民间验方、秘传针灸、秘藏医书等，使一人之妙法变为“万人共具之技能”[13]，以为复兴中医之道。在民间验方征集活动中，为加强管理，阎锡山特命相关机构选派验方调查员，规范调查员应行注意事项，制定征集内容和登记表，执行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保证了验方审查的科学、有效和安全。《审查征集验方》共出版 6 集，收录的验方多达 6000 余首，这不仅有利于保护传统民间中医技艺，而且促进了中医界的经验交流。此外，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后，还致力于整理出版中医名家的平生著述，其中以《圆运动的古中医学》《针灸传真》《灵素生理新论》等论著为代表。在阐发传统中医思想的同时，又推动了“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思想的传播[1]247。作为一个中医学术刊物，《医学杂志》革新中医学术交流思想，初建引文规范，丰富交流途径，在中医学术知识传播中做出了贡献。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社团，基于共同的学术认同和事业追求，不断完善组织机构，利用报刊、书籍等媒介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 通过年会、演讲、图书馆等途径，不断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和知识场域，从而推进了中医的科学体制化进程[14]。

6 结语

在近代中国中医发展历程中，长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对中医持有扶扬的态度，这与中央政府“抑中扬西”的政策倾向迥异。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山西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教育、创办中医医院、推动中医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促进了近代中医的科学体制化。总体看来，《近代山西医学史：中医体制化历程》一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个案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该书以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切入点，在具体分析近代山西中医改进举措、脉络、得失的基础上，将视野扩展至全国范围，对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实践历程进行宏观描述。同时，通过历时共时、要素与系统的分析，“以小见大”、由局部到整体，全面认识近代以来中医发展的全过程、中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中西医的矛盾和博弈。

其二，研究方法、理论、内容的创新与突破。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整合历史学、文献学、科学计量学、文化哲学等研究方法，研究广度得以提升。在研究理论上，作者汲取非政府组织理论、系统科学理论、中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等跨学科理论，历时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在研究内容上，作者从中医改进、科学化角度探究近代中医的变革历程，强调“科学体制化”探索的主动性，有别于以往多集中在西医视角的研究选题。

刘洋博士的专著《近代山西医学史：中医体制化历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秉持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细致地缕析了近代山西中医的发展脉络，而且着力探讨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实践，总结中医体制化带来的启示，对于当今弘扬中医科学、促进中医事业发展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但瑕不掩瑜，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作为一个对近代中医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民间社团，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微妙。作者在对社团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上，在借鉴的诸理论当中，忽视了最值得一提的“社会与国家”理论。此外，在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内部组织和网络结构中，亦忽视了吸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由此造成其在中医改进研究会的知识生产、场域扩展、象征资本等方面的研究薄弱。全书注重实证分析，以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为重心，但少兼及与其他医学社团的比较，难免有碍于更好地反映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独特之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