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兰安生（1890-1962）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的开创者，在任教期间创建了公共卫生系，编写了公共卫生教科书，推动了近代中国城乡公共卫生的实践两大范例——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和河北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建立与发展。本文简要回顾了兰安生的生平事迹，介绍了1930年中文版兰安生《公共卫生学》的主要内容，论述了他对近代早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实践的历史性贡献。
文献引用：胡广宇, 王宗欣.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先驱兰安生与《公共卫生学》[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2, 42(11), 1052-1056.
自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建校以来，公共卫生始终是学校人才培养和教育实践的重点领域。作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的开创者，兰安生（John Black Grant）于192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驻华代表任上受聘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副教授，负责开设和讲授公共卫生学课程[1]，1924年创建卫生与公共健康系（Department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并担任教授和系主任（学系后续更名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系，继而又更名为公共卫生系），1930年他编著的《公共卫生学》中文版译述刊印[2]。2020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成立，次年该院出版译著《群医学》教材[3]。公共卫生专业教育机构的建立发展和教材编印，在协和百年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永恒印记，屡开近现代中国医学卫生界风气之先，历久而弥新。
1.兰安生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兰安生1890年出生于中国宁波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其父兰雅谷（James Skiffington Grant）在此前1年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旋即前往中国传教行医，并接任宁波华美医院（Hwa Mei Hospital）院长之职，直至1927年在任上去世[4]。这种与中国渊源颇深的家庭背景，对兰安生的志业选择有着深远影响。1912年他从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Acadia University）毕业后，听从父亲建议于1913年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进一步深造，并结识了父亲当年求学时钦佩的老师时任医学院院长的维克多·沃恩（Victor C.Vaughan）。沃恩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美国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领域改革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一代大家[5]，在他的建议下兰安生1918年加入洛克菲勒基金会，1920年受基金会资助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自此与公共卫生结缘。
传播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建校伊始确立的三大科学宗旨之一，至1921年学校落成启用，据此招聘各学科人才成为要务。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乔治·文森特（George E.Vincent）在1920年12月致信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威廉·韦尔奇（William H.Welch），向他征询兰安生是否是合适的公共卫生师资人选，韦尔奇复信：“他有能力和热情，勤奋而兼具有吸引力的个性”，“在管理方面可能要强于研究”，“判断一些卫生问题时有些过于自信，但这是年轻人缺乏经验的常见毛病”，“他熟悉中国，并有志于在那里开创他的事业，这是最大优势。”文森特随后在发给时任协和校长胡恒德（Henry S.Houghton）的信中写道：“我们对他的能力和精神充满信心，确信他将成为师资的有用之才。”[4]由此，1921年兰安生从美国回到中国，接受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职负责讲授公共卫生学课程，随后创建公共卫生系，直至1934年。
兰安生在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下，逐步选择投身于公共卫生这一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新领域；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北京协和医学院也选择了兰安生作为先驱者，参与了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在中国的历史性引入与在地化实践。
2.1930年中文版的兰安生《公共卫生学》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既有全球公共卫生运动兴起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也有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在向工业化和民主化转型进程中对改善卫生状况的现实需要。在这一进程中，知识传播和宣传教育是基础性工作，1930年由中华卫生教育研究会发行的《公共卫生学》[2]既是这一进程的代表性注脚，也是协和早期公共卫生教育的历史性见证。该书原著者为兰安生，译述者为我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微生物学家余演。《公共卫生学》全书共376页，英文原版馆藏信息既往未见报道，具体成书时间尚待考证。
“顾欲图术业之发展，须有专门之人才。而灌输学术，蔚起人文，则惟书籍是赖。囊者，吾国对于公共卫生书籍，素无专著，以致教学行政，循路无由。虽借鉴欧美原文，而于普及之道，尤有憾焉。是华文卫生专著，在今日情况下，其价值可知矣。”[2]1930年8月，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代理部长的刘瑞恒在为兰安生《公共卫生学》中文版撰写的上述序言中，寥寥数语已然勾勒出了这本著作的历史性贡献。
尽管在此之前，国内亦有其他中文版卫生著作问世，例如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916年雷实礼（Percy C.Leslie）编《公众卫生学（Handbook on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协和书局发行）、1921年宋健编《卫生学通论》（商务印书馆发行）、1927年罗森奥（Milton J.Rosenau）著《罗氏卫生学（Preventiue medicine and hygiene）》（胡宜明、黄贻清编译，中国博医会发行）、1929年胡鸿基著《公共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发行）等[6]。而兰安生版《公共卫生学》与这些著作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并不是单纯地“借鉴欧美原文”，而是取材于兰安生本人历年在协和讲授公共卫生课程的心得与精华，“历经北平大学医学院，暨北平卫生模范区，中央防疫处，协和医大等共同训练卫生人员，采作课本。”[2]为保证准确性，余译述的中文版专门邀请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文部主任姜体仁（即姜文熙）[7]和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实验处副处长金楚珍（即金宝善）[8]进行审阅与校核。此外，还在英文版基础上增加了有关当时中国卫生行政的历史沿革、现况组织和未来计划等内容。据此，刘瑞恒最终对这本著作给出了“体用兼赅”这样一个镌刻着时代印记的评价。
兰安生《公共卫生学》分为10个章节，依次介绍了公共卫生发展史、与医学的关系、公共卫生组织机构、统计学、传染病管理、儿童保健、学校和工业卫生，以及卫生工程的相关内容。公共卫生理念在近代中国引入的历史片段，可从这本书中一探究竟。“预防医学可分为两端，一为灌输个人医学常识，一为社会上预防疾病之设施。前者之不易发达，由于医学之日新月异，不易隶于公共教育系统之下。后者则医学之一部，即所谓公共卫生者是也。”从书中绪论的这段表述可见，公共卫生源自近代科学医学的发展，早期概念主要局限于现代所言的公共卫生条件和设施，在英文中对应“hygiene”和“sanitation”的概念。这一表述逻辑对应到现实，即通过洁净生活环境、预防传染病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卫生措施与实践方法，达到预防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医学目的，因而公共卫生的这种目的也兼具社会性。近百年后的今天，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次面临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时，回顾史实无疑让我们对当下公共卫生实践所体现出的复杂社会性，能够有更为本源的体察。
在有关公共卫生组织的章节，该书提出公共卫生管理可分为乡村、城市、省、国及国际的五种类别，并详细介绍了美国城乡卫生行政组织的架构与经费情况，部分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卫生行政责任，万国卫生组织、红十字会同盟会等国际卫生组织概况，以及中国卫生行政组织的历史和现况。如果考虑到国际联盟自1920年始成立专门负责和处理国际疫情与卫生问题的卫生组织[9]，以及国民政府1927年方在内政部设立卫生司[10]的历史进程，1930年中文版兰安生《公共卫生学》不仅反映了当时国际上公共卫生组织和机构治理的最新进展，也为近代中国卫生行政体系建立初期对治理蓝本的需要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
整本著作中，传染病管理章节的内容最多，第六章“传染病之管理”按总论与各论的形式进行了详尽介绍。其中，总论部分首先对定义、发展历史和统计指标进行了概述，而后从流行病学角度对传染病的传染路径和感染因素做了详细阐述，最后重点从管理方法的角度介绍了报告登记、诊断确定、隔离检疫、消毒、特别免疫、预防、卫生教育等具体的科学管理措施。这种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编写形式，不仅适用于教育教学培训，也便于指导现场实践。至于这些措施如何执行，兰安生认为“当根据由国家大法而定之地方法规以施行之，再按局部情形，量为伸缩”，这种尊重科学与法治的精神，不仅照耀着近代中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开端与启蒙之路，即便对当下现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变革与发展，也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启示。
此外，书中在儿童保健章节的内容中还以案例形式记录了中国婴儿死亡率的历史数据（图1），主要死因分析，以及学生健康体检统计数据等（图2），这类珍贵史料可为后人研究中国人口健康状况的历史变迁提供史料参考。
3.兰安生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实践
兰安生认为公共卫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区卫生保健机构的建立，将预防与治疗相结合，能够最为有效地实现卫生保健[11]。1925年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和1929年河北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建立[12-13]，是兰安生对上述理念的躬耕实践，也是近代中国城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实践范例。
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公共卫生教育对于医学生参与社区卫生实践的重视，与兰安生作为“公共卫生布尔什维克”[4]式专任教师这一“具有吸引力的个性”密不可分。他认为“公共卫生系需要拥有一个四至六万人规模的样本教学社区，如同医学系需要一个250张床位规模的教学医院一样同等重要。”[14]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兰安生通过校内外多方奔走争取支持，在1925年9月获得隶属于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的中央防疫处和京师警察厅支持，成立“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1928年更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区卫生事务所”，后文简称“一所”），作为协和医学院医学生和护生公共卫生教学及研究的实践基地。“一所”在行政上先后隶属于京师警察厅和北平市卫生局，初期管辖人口在5万人左右，业务上接受协和医学院领导与资助，首任所长为中央防疫处处长方擎，雇员皆为中国人，兰安生作为“一所”董事会成员，实际全程参与了筹建和运转的监督与指导。根据2015年廖苏苏教授对于“一所”历史贡献的考证[12]，“一所”创造性地探索建立了基于社区的公共卫生组织机构，建立了传染病和生命统计调查制度，开展了最早的学校和工厂卫生保健工作，还曾尝试和清华大学合作在辖区内推动卫生工程建设。这些开创性的举措，皆可从1930年中文版的兰安生《公共卫生学》中找寻到历史印证。
如果说“一所”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超前于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那么后来河北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建立和发展，则探索出了一套更加符合乡土中国现实的公共卫生体系。该实验区于1929年依托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创建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建立，是晏阳初与兰安生关于农村卫生建设构想高度契合的行动实践[13]。经兰安生推荐，北京协和医学院1925届毕业生姚寻源和1929届毕业生陈志潜先后前往河北定县，参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实践，主持农村卫生实验区建设。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的一大历史贡献在于，它创造性地结合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动员当地村民参与农村卫生工作，通过就地培养掌握卫生知识和适宜技术的基层保健员，自下而上建立起农村三级保健组织，有效形成并支撑了初级卫生保健在乡村的建立与发展。“洋博士”的“土办法”尽管一时曾招致多方质疑[15]，然而历史雄辩地证明，这在当时乃至其后多年是全球范围内农村卫生保健体系建设的真正革命性创举。“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现了两大特点，第一是密切结合中国情况，第二是勇于创新，就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创新”[16]，陈志潜晚年的这段感言，不仅准确体现和传承了兰安生在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理念，也揭示了协和公共卫生教育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国，衍生出城乡公共卫生实践两大典范的深刻缘由。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医科课程总学时接近4000小时的大框架下，公共卫生学开课于第三和第四学年，共162小时[17]，包括理论学习和现场实习2种形式，现场实习又涵盖开展社区卫生调查和前往“一所”或定县参与公共卫生现场工作。1926年起，“一所”开始接收医学生开展为期4周的公共卫生现场实习，后续协和护校的护生培养也纳入了这一环节[12]。“一所”负责教学的职员均兼任协和教职，陈志潜1932年前往定县接手农村卫生实验区工作时，同时也受聘担任协和公共卫生学讲师，并于1936年晋升副教授[18]。学校对上述城乡两个公共卫生教学基地因地制宜的投入与管理，既保证了学生在公共卫生现场教学的高标准和高质量，也促进了两大基地开展公共卫生实践与研究的高起点和高水平。
对学生而言，这种变革性的公共卫生教育带来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对社会和国家而言，这种影响的深刻性也许更是不可估量。以兰安生为代表 的协和公共卫生先驱，通过公共卫生在地化教育和实践，不仅成功培养了姚寻源（1925届）、李廷安（1926届）、陈志潜（1929届）、裘祖源（1931届）、严镜清（1932届）、叶恭绍（1935届）、何观清（1937届）等一大批医学生，以投身于祖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为毕生使命[19-23]，更为解决在近代中国如何应用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促进城乡民众的健康福祉，找到了现实出路，树立了历史典范。
综上所述，兰安生以公共卫生为志业，任教北 京协和医学院期间的教育实践，真正体现了以服务社会和躬耕入局为愿景，以不断提升民众健康与幸福为使命的精神。他的矢志不渝，源自家庭教诲[4]；他的热情忘我与不知疲倦，深深影响并激励着他的同事与学生[24]；他的以天下为己任，引领着他将源自中国的实践经验，伴随着个人职业生涯进一步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25]。1960年，兰安生以公共卫生国际政治家、预防医学和医疗保健公认权威的殊荣，获美国阿尔伯特·拉斯克公共服务奖（Albert Lasker Public Service Award）[26]，以表彰他四十多年来在促进全世界人类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卓越领导。甲子已去，先锋已成为守望者；新的百年，协和公共卫生教育实践欲图华章赓续，既有赖于回顾历史传承先师，更有待于前瞻未来开拓创新。
志谢 感谢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廖苏苏教授对本文撰写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