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年，英国著名解剖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心血运动论》一书中提到解剖学家盖伦的实验，他将一根芦苇管或者有透性的管子插入一条裸露的动脉中，整个动脉仍在搏动。并且血液喷出，总是伴随着动脉的舒张，而不是伴随着动脉的收缩。据悉哈维是最早认识到“血压”的人。1733年，英国牧师海耶斯（Stephen Hales）将尾端接有小金属管的玻璃管，直接插入马颈动脉内，可见血液迅速进入竖立的玻璃管内，其高度达到270cm。

1856年法国外科医生弗爱尔（Faivre）分别将2名患者的股动脉切开，首次测量到人的血压。1876年，奥地利医生里瓦罗（Scipione Riva-Rocci）成功研发了首台小型血压计，仪器包括一个气球及与气球相连并装有水银的垂直玻璃管。直到1904年，俄国人尼古拉·科洛特科夫（Nikolai Korotkoff）进一步改良了测量血压的方法，血压计的基本构造没有发生变化，只增加一个步骤：在测量过程中，需在袖带、肘窝内侧放上听诊器；听诊器传出的第一个声音的血压值为收缩压（高压），随着水银柱下降，听到脉跳声变弱，消失时的血压值为舒张压（低压）。这也是听诊器与血压计两种医疗器械首次相结合使用。

综上所述，19世纪前来华的西医群体如彼德·伯驾（Peter Parker）、合信（Benjamin Hobson）等人可能并未掌握血压概念及如何使用血压计。

1914年岭南学堂的医生嘉惠琳（Giagilin）将西方医学著作“Essentials of Laboratory Diagnosis”一文译为《论血压》并刊发在《中华医报》上，这是较早公开刊发有关血压计的文章，显示当时用以测量血压的仪器为裹臂式铝壳表盘血压计（图1），是由扁形橡皮囊缚于手臂中间并用软管连接积气筒，积气囊另有一软管连于气压表。

图1 生理常识：触诊式血压计

20世纪20年代之后，各种报刊及档案资料逐渐出现水银柱血压计的相关记录。这种血压计一般是盒子装着，使用时像抽屉一样拉出来，最大值为二百六十耗，需要借助听诊器辅助使用（图2）。近代中国这两种测量血压的仪器是同时使用的，且血压计品牌类目众多，如Gartner、Riva-Rocci、Sanklinghansen、Tycos（图3）、Sahll、酒井等。

图2 测量血压

图3 Tycos型血压计

近代中国社会中“高血压”一词的确立和使用过程经历了较长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在中文档案及报刊中并未出现“高血压”一词。1924年在《中风的原因》一文中将高血压称为“血压亢进症”。至20世纪40年代之后“血压亢进症”一词逐渐被“高血压”取代，并一直沿用。近代中国一些外文医学报刊中的文章把高血压一词译成“hypertonie”“high blood pressure”两词。

近代中国医学团体，医药专刊类目繁多，对外来的医疗技术和仪器宣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大部分国人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致使影响有限。通过直观的医疗手段、仪器可以使血压知识和医疗实践更能吸引大众并赢得认可。血压计的使用和推广主要依赖政府、医学团体、卫生院、医院、诊所、及医学医药报刊等。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及政府是普及血压知识和增加民众医疗实践的主要推动者。1940年后政府卫生局、教育局及工厂不时会为青年、政府职员、工厂员工、进行体格检测活动，参加普考、应考及在校学生、新兵入伍等皆需进行体格检查，体格检测表中皆有血压一项。在一些特殊节日政府会责令教育局及卫生局对儿童、青年进行免费检测。如1942年天津市卫生局于儿童节纪念日令各医院免费为儿童办理体格检验、举行体育节期间免费为市民进行体格检验。

近代报刊是宣传血压知识、血压计及高血压最为理想的传播媒介之一。通过报纸宣传血压异常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测量血压在民众中的影响逐渐扩大。“最近十年医学界皆关注血压，据生命保险公司统计，加入者三分之二的死亡原因为血压上升。”此时民众对高血压病十分重视，已成为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疾病，同时笔者推测高血压已成为民众比较熟知的疾病。

诊所和药商为谋取利益和扩大对高血压的治疗效果，常在报刊杂志中刊登治愈高血压的广告，一般分为药物广告、案例广告。血压与血压计的传播和使用，使测量血压成为中西医必备的一项医疗技艺。各诊所医生大多标榜“中西医兼通”以各种新奇的医疗仪器作为噱头招徕顾客。这种宣传方式不仅增加民众对血压知识的认知，也无形中增加了民众对测量血压和高血压病的恐慌。

早期测量血压多使用裹臂式血压计，还未与听诊器相结合，需要结合触诊法，这与传统中医中“切脉”的方式十分相似。1916年报刊中有记录，测量血压如嫌使用仪器麻烦，也可使用“望色切脉”的方法和使用仪器效果“等似”。其次，高血压病的治疗效果是宣传最好的准行证。通过资料研究分析，近代中国西药疗法并不十分畅行，血压亢进症之特效良药尚未发现。

中医试图通过用传统的医疗路径去治疗高血压病。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详细记载了治疗高血压的方法和诸多病案。如天津一年过五旬的妇人，因头疼、口眼歪斜，西医测其血压为一百六十耗，服西药多日无效。求诊于张锡纯，连服中药十余剂，感觉头部清爽，只是脉象仍未复常，测血压较前低二十耗。据资料可知，此时民众虽接受了西医中的医疗仪器及诊疗技术，但因为治疗高血压的特效良药并未发现，而治疗高血压也不像外科手术一样立竿见影，一部分民众最终还是会选择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

从测量血压技术和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上看，不仅是近代中国民众逐渐认知的过程，也是世界医疗界不断探索血压知识的过程。就近代中国民众对测量血压及学习血压知识这一过程而言，相对其他西方医疗方式较为容易。其原因是血压技术传入近代中国时，民众对西医已有一定认可；另外，测量血压并不伤及人体，与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传统观念相契合，使其传播过程中避免了外科手术技术巨大阻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西医为双方利益皆努力寻求血压及高血压病，在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中的共同点，为测量血压技术的传播奠定了一些民众基础，同时也为中医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血压知识和测量血压技术传入近代中国地时间相对较晚，民众对西医的依赖、盲信及崇拜心理已经形成。听诊器作为配合血压计使用的医疗器械，在近代中国民众认知中已相对普及，客观上为血压计传播提供了便捷。

从近代医疗实践中西医对专业数据解读的角度来说，西医擅长使用医疗数字、声音等使疾病形象化、具体化，以此对病人情况进行基本判断。利用“血压数字”来判读“患病之源”这种方式，使西医成为解读“血压数字”最权威的代表，但对近代中国民众来说是完全未知的领域。测量血压作为诊断病症的辅助活动，如何取得民众信赖并推广，通常患者以西医之口为依据。“血压数字”作为一种查看人体病症的象征符号，逐渐获得民众的认可。

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血压知识的传播和血压计的使用及推行在近代中国民众中并不十分同步。虽然近代中国各类医学报刊杂志已逐渐繁荣，促使血压技术和血压知识的传播，但是民众通过报刊杂志等途径得知先进医学知识，但并未能同时体验医疗实践活动。近代媒体报刊发展使部分民众先通过公众媒体接触到血压知识，而其相应的医疗实践活动相对滞后。测量血压的医疗实践虽是外来技术，进入近代中国后与传统医疗技术相碰撞，近代中国民众的医疗观念根深蒂固，有时候判定病症和治疗病症会选择两种医疗方式，先选择现代的医疗仪器帮助确诊断病况，治疗病症仍会选择中医。可以判定在诊治血压病过程中，传统中医并非完全没有应对能力的。

资料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4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