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甲骨卜辞中的“疾年”一词,反映了殷人已经认识到传染病与时令气候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六气致病说”是我国最早的“天人相应”的病因学说,据说是医和提出来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41年,秦国名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病。他认为晋平公患病不是鬼神降灾,晦淫过度可以使其发生内热盅惑之疾,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的观点。这说明了四点:第一,四时、五节、六气等变化在当时已被看作重要的病因;第二,五味、五声、五色等中医学概念已初步形成;第三,五行学说已经实际应用于医学;第四,六气致病的观点是后世病因学说的起源。
“六气致病说”是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以后演变为《黄帝内经》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致病说。因此,中国古代医学一直认为,阴阳错位,四时失序,气候变异,产生乖戾之气,造成疫病流行。这种学说是古代医家对传染病的认识从“疫病”过渡到“外感病”的关键。《吕氏春秋》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成书于汉代的《礼记》亦转载了这一说法)。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四季气候异常变化引起疫病流行,并知道疫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可以看出,古人具有深刻的“时气不和,致人疫疠”的观念。
11
古人认为天地间存在一种致人疾病的“菑疠”,可以引起疫病发生和流行。这种天才的猜测,可以说与微生物学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
《左传·哀公元年》说:“在国,天有菑疠。”杜预注:“疠,疾疫也。”《国语·周语下》说:“古者,天降灾戾。”颜师古注:“戾,恶气也。”菑、灾形异字同,疠、戾声同字通,此“灾戾”亦“菑疠”也。
《瘟疫论卷上·原病》说: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厉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
此外,空气失于清洁,秽浊腐臭,触之伤人。尤其是涝灾、战乱后,尸横遍野,未及掩埋,微生物病原体最易滋生繁殖,传播疾病,导致人类疫病的流行。《老子·道经》第三十章中,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之文。
12
据张剑光考证,夏商周时期,我国已经产生了疫病预防思想。如在《周易》中,一再提到在疫病未发生时,要确立预防疫病的思想,要在精神上作好准备。为了预防疫病的发生,古人在个人卫生方面同样十分注意。譬如,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脚的记录。
同时,饮食卫生也是预防疫病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告诫:“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生米停留多日,有损处,食之伤人。桃子多食令人热,仍不得入水浴,今人病淋沥寒热病。”
此外,对环境卫生更为重视。甲骨卜辞中已表明当时已经实行人畜分居,尽量减少动物身上的疫病传给人类的可能性。《周礼》中讲到周代已经修建了路厕;在汉朝,都市普遍设立了公共厕所,当时称为“都厕”;唐、五代时,朝廷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13
《黄帝内经》中没有关于温病的专篇。《素问・生气通天论》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的阐述,可以说是后世伏气温病学说的肇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这似乎是新感温病的说法。
在温病病名的演变过程中,后世作出重要贡献的有:《难经・五十八难》提出“伤寒有五”的说法,其中含有温病,将温病涵盖在伤寒中。《伤寒论》第六条记述了温病的症状,但没有治疗方法,对温病的认识未出《黄帝内经》之藩篱。宋代庞安常《伤寒总病论》首先突破《伤寒例》温病仅只“伏寒变温”的单一模式,明确指出温病非止“不即成病者”,同时还存在“即时发病温者”。南宋郭雍《伤寒补亡论》载温病的“才感即发”和“有时而发”,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对温病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的著名观点,用药善用寒凉,是温病学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元末明初的王履在其所著《医经溯洄集》中,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明确指出了温病与伤寒有不同的发病机理及治疗法则,还指出温病的病机是“火郁自内而达于外”,从病机与治法上将伤寒与温病区别开来。至明清时代,温病学的研究规模空前,温病理论自成体系,形成了“温病学派”。至此,温病学理论已基本成熟,温病学派基本形成。
14
“疟”为“瘧”字的简化,《说文解字》曰:“疟,寒热休作。”段玉裁注:“寒热休作病,谓寒与热一休一作相代也。”
疟字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但是没有描述疟疾的具体症状。《周礼・天官》中有“秋时有疟寒疾”的记载,指出“疟寒疾”发于秋季,与《黄帝内经》的“秋善病风疟”相同。
最早描述“疟”的典型症状的是张家山出土文献《脉书・病候》(有人推测为扁鹊所著):“身寒热,渴,四节痛。”《黄帝内经》中有两个专论疟的篇章,即《素问・疟论》和《素问・刺疟》,对“疟”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针刺治法以及疾病分类等讨论得极其详细。
15
关于“湿疫”的论述较风疫为多,但内容散见而不系统。危亦林《世医得效方·集证说》曰:“乍寒乍热,损肺伤气,暴嗽呕逆,或体热发斑,喘咳引气,名曰湿疫。”这是较早的对“湿疫”症状的描述。书中还论及“秋多淫雨,人患湿疫”,提到了湿疫与季节气候的关系,并以五苓散治疗。秦之桢《伤寒大白·疫病》曰:“湿疫,即时行伤湿病也。”将湿疫与寒疫、温疫、燥疫并列。章楠《医门棒喝·叶天士温热论》曰:“瘟疫白苔如积粉之厚,其秽浊重也,舌本紫绛,则邪热为浊所闭,故当急急透解。此五疫中之湿疫,又可主以达原饮,亦须随证加减,不可执也。”进一步阐明湿疫的证治。湿疫的概念及临床证治虽被屡屡提及,但较为系统的证治理论尚未形成,薛雪的《湿热条辨》可作参考。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9-1 17:45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