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 中医卒中先师（一）历史简述. 中国卒中杂志，2016，11（12）：1042-1044

中医对卒中认识也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与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同时代的《黄帝内经-素问》（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前207）所称的“仆击”、“薄厥”、“大厥”、“煎厥”、“偏枯”，指突发一侧肢体运动障碍，并正确指出病因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图1）。

中医把六大致病因素称为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其中因风所致的疾病为中风。正式使用中风为病名的大概是东汉时期的张仲景（150-215）（图2），他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又说“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据说张仲景先用中风一词描述外感热症后（伤寒）又错误地二进宫把中风一词用于描述偏枯，使得中风意义混乱。当然后人把一种传染病译成伤寒，与张仲景的伤寒论毫不相干，也算是对他乱用中风的惩罚。

在中风意义不清时，卒中一词开始使用了。卒中风似乎包括了卒中和中风。临床描述与偏枯中风一致。

卒中风大概最早见于晋朝葛洪（284-364）（图3）的《肘后备急方》：“卒中恶，短气欲死”，“卒中急风，闷乱欲死”，“卒中风，瘫、身体不自收、不能语、迷昧不知人”。葛洪使用卒中一词而意义更明确，更接近偏枯，因此卒中一词在宋元朝代继续使用。

其实《黄帝内经-素问-本病论》里提到过卒中：“民病卒中偏痹，手足不仁”，但因用词太乱（如仆击、偏枯等）而未引起重视。

到明朝时，楼英（1320-1389）写了《医学纲目》，同时使用中风和卒中：“中风，世俗之称也”。“世又称为‘卒中’，乃初中风时如此也”。

中医对卒中病理生理探讨不多，不善求证寻据，往往以古为尊，在理论上慢慢走向死亡。有些肤浅学说如“体虚邪中”，强调内虚；“气血逆乱”，情绪诱因；“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确是病因之一。

在治疗上，中医与西医一开始不分伯仲而后领先。希波克拉底的放血、催吐、导泻疗法，时常加重病情而无治疗意义。葛洪收集了《救卒中恶死方》和《治卒中五尸方》等，开启了中国治疗卒中的先河。

那时丹药不分家，葛洪主要是炼丹方士，唐代诗人杜甫（712-770）曾写七绝赠李白（701-762），诗中赞赏葛洪潜心炼丹。

秋来相顾尚飘蓬，

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另外，早在《黄帝内经》就提到针灸治疗卒中：“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

清代王清任（1768-1831）（图4）认为中风半身不遂是由气虚血瘀而成：“亏损元气，是其本源”，“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他创立了补阳还五汤，补气活血，通经活络，治疗中风后偏瘫。

王清任与众不同，做了30多年解剖，在1799年时专程去观看一女犯被判处剐刑（肢体割碎），他赶赴刑场，仔细观察。他还做过动物实验。在1830年临死前出版《医林改错》，可见其对学术的追求。

如果说《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同代齐名，张仲景和葛洪则与克罗地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不分伯仲，王清任则与约翰·维普夫（Johann Wepfer）和乔瓦尼·莫尔加尼（Giovanni Morgagni）并驾齐驱。如果历史停滞于此，中医则在卒中历史中与西医共享辉煌。

王清任是个转折点，虽前有古人，但后无来者，而他是孤军奋战，当时中国的学术文化不支持人体解剖的研究，历史无法改变，而清朝的衰败也间接地导致中医在卒中研究中的停滞。

在与西医交流并引入解剖学后，脑缺血与出血的分类在中医研究中也出现了。张锡纯（1860-1933）（图5）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认为：“……是则河间之主火，为脑充血，东垣之主气，为脑贫血，一实一虚，迥不同也”。

总之，中医对卒中的研究起步辉煌，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体系，治疗也长期领先于西医。但因明清后长期闭关锁国不对外交流，崇古尊祖的文化不利创新，导致中医在卒中研究的历史地位从清朝开始下降（西医在此时期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