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西文化历史观的一点综述 

上些篇论述大致通过我所理解的中西文化“天文学”特征和历史过程，编制的一个中西自然认识论的文化逻辑线索。古文化的追溯让我逐渐意识到一种认识方法问题，当我们描述“历史”过程时，比如达尔文从人类更早期动物年代或石器时代，描述出形成或进化成智人的过程；而马克思从唯物社会历史观，描述出原始生产力逐步强大影响发展了人的智力，并由此展开争夺、控制物质过程和社会关系，前者自称是生物进化论的“历史科学”，后者自称为“社会”形成的“历史科学”。 

然而，今天当我回顾一点“文化”历史，或看到一点“古人文本和创造物”的时候，我想他们的描述都有个缺陷，也就是说，为何我们没有从“古人的文字”和“古人的创造物”和“环境因素”来“体会”他们当时“内在中的感受”和“外在的感觉”，并由此推导出人类“历史过程”的逻辑脉络呢？这说明我们首先已经先假定了自己已经拥有了“更先进”、“更智力”、“更正确”的“文化立脚点”为前提，由此推导出各自不同视角的“历史观”，然而这样的历史观，表面看是“客观的”，而实际却是“很多的主观性”。因此，文化经典和考古发现物，即是古人对我们诉说着他们自己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又是在显现出我们自身的过去和今天的由来。就像一个成人试图理解儿童一样，而实际上，真正困难或可笑的是，一个成人几乎无法真正懂得儿童或理解儿童的感受与其认知过程的逻辑脉络。因此，把“文化经典”及“自然认知过程”与我们“现代文化”的“理解”统一起来，才能算更符合“古人历史”与“文本说明”，一个古文化的重要发现很可能产生人类历史观的全然改变。 

基督教与达尔文的矛盾，也正在于他们都忘了自己是从两个不同的“文化视角背景”来看人类历史过程的。前者是说我们过去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创造的起初形态，后者是说我们现代人对生物和人类外在样态过程现象的描述，由此推导出他们已经外化了的“客观自然观”。比如，从常识来看，古人那些众多的“兽面人身文化”，连今天小学生都会笑话“太离谱了”，因为，难道古人傻到大白天看的都是这样的“动物”吧，他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客观的”画出那些动物呢？而那些“唯物论者”告诉我们的就像今天那些小学生嘲笑古人神经错乱、胡思乱想、毫无价值的“宗教迷信想象力”一样，而我们历史观的潜意识中，却已经当做了“真理”来“评判历史”了。 

我或许是不自觉的试图采用了另一种视角来描述中西文化历史自然观。这就像我们从自身无文化的“原生性内心”世界中，一步步考察形成不同“文化创造”或“看自然”的“内在历史过程”，由此形成一种人类历史观过程的逻辑脉络。一方面我想从“一种文化过程”的“时间逻辑脉络”叙述历史，另一方面“文化比较”或“中西文化比较”，也说明是一种“空间逻辑脉络”叙述的历史，由此，才能构成“文化比较”过程的意义。 

因此，上述历史观我先从中西或各民族起初“宗教经典”或“史诗经典”来找出其共同特征，或许它们都可以浓缩成“混沌创天地”的起源性描述。从中国近来考古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西水坡“天象墓葬摆设”，即“青龙”、“白虎”看，可以证明这是个“星宿图”，由此说明了中西两种“文化始创”或“历史过程”的两个基本起点，远古人“混沌”的意识与“天地”物象“概念”形成的相关性与起始性。

假设在很远古时期（中国称太古），人类就类似动物一样，对自然环境和自身毫无“概念或名称命名”，正如达尔文所说的“猿人那样”，同时也正如基督教所说的“混沌意识状态”，这到也正好对应了中国道家中所描述的人类文化与自身生物性环境的创始起点，如：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庄子《盗跖》） 

“古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离情，言不出行，行出无容，言而不文，其衣致，神德不全于身者，不知何远之能坏，欲害之心忘乎中者”（文子《道原》）

 “禽兽之智有自然与人童者，其齐欲摄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亲，避平依险，违寒就温；居则有群，行则有列；小者居内，壮者居外；饮则相携，食则鸣群。太古之时，则与人同处，与人并行。帝王之时，始惊骇散乱矣。逮于末世，隐伏逃窜，以避患害。今东方介氏之国，其国人数数解六畜之语者，盖偏知之所得。太古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列子《黄帝第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春秋战国期道家经典中，他们本不需要达尔文进化论来否定“上帝创造人类”的“基督教文化”，他们已经用了原生态的人与自然生物各自的文化历史起点交点，来描述太古文化起源性或源始性。也说明在“文明轴心时代”，中国人自然家已经有了对“原始人”的“真实”描述，但在他们看来，早期人类实际是“单纯的、朴实的、淳朴的、混沌意识的、和谐的自然原始人”，他们似乎有着“源始人性”与自然存在的“天然合一”，而不是我们定义成“野蛮的、茹毛饮血的野人”，而且，那时中国自然环境的“动植物”也是“十分丰富的”，在考古中也能证明这一点。“野蛮”却是从“猎杀”、“开山造地”的人类“文明养殖与农耕期”开始的，即正如列子上述的，是伴随人类“文明开创”及后来“帝王”的产生而产生的。这看起来完全与我们想象的历史观不同。

这时的道家，据我们现代约2500年，而同时却总结了他们上古2500年或更早期人类“文明”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们并非因对当时中国“文明”的失望或对抗所形成的“历史观”，而恰恰却是“进化论”与“基督教文化”观的一种结合，从而形成了人类文化“历史观视角”的“交点”或“统一性”，这其实也对应了基督教文化所传说的“失乐园”象征。

如果今天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人类文化概念”内涵看，或许会发现“占卜”、“绘画”、“音乐”、“诗歌”、“天文历法”、“宗教”、“医学”、“宇宙学”、“机械运动物理学”、“现代物理学”......这些“知识、学问”中，都可抽绎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类型模式”，同时又能看到意想不到的差异和沟通的困境，而“时空概念”在文化起初的形成看起来却很“卑微”，也只是来自“日圭”的“立竿见影”的定位，人类也就有了“時（日土寸）”的“概念命名”或“时空观”，就是说这时，我们可以由某个地点、方位立杆投影，定位太阳之“时”。至少，由此从我们“观察”的“自然现象”意义上，建立出了天空的“日月星辰”与“地球”上“万物及人”的联系或“活动变易过程”的对应性、计量性、测算性、联系描述性等等，显然这是人类存在于地球上所能看到的“物象”或“自然整体联系的时空域”了，我们称作“天地”、“宇宙”、“时空”在这种“整体自然”的名称意义上都是一样的，但其“认识论内涵”实际却有不同。                                            

今天大致来看，从中西文化差异来说，或许可以“用时”的概念异同性分析，由此或许集中在“人类文化”的两个核心点，即“科技”与“宗教”类型来涵盖。今天“科技”有个自然万物整体联系的时空观或宇宙文化模型，这是通过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等等所体现的“现代科技文化”；同样，从中国考古中，我们发现还有另一个“远古宗教类型的科技”形成的时空或宇宙模型，如易经、天象学等等，这种宇宙论文化模型以至于延续到清末时期。有人说前者是以时间定空间，后者以空间定时间等等，说明两种时空运算方式或类型不同，先不管两者的区别或是否可以统一，而在这种意义我先都称为“科学技术”，因此，我想还有个超越这两者的“人类宗教”含义隐含在这两种“科技”之内，而这个“宗教”含义，我认为应该指向涉及我们生命本身介入其中的内在解读。

以这种方式的区分来看“文化”时，“科技”始终潜在着与人类“获利性”意识相关，诸如人类开发其他存在物的“实用性”、“人工性”含义，并由此产生“农业发明”与“工业创造”等文化，我们自然会想到“农业发明”是上古文明的“文化科技”，“工业创造”是现代文明的“文化科技”，但首先我想应该理解为它们都试图解决“人类生命生存性或延续性”，同时我们又会发现，人类又潜藏对自身生命体生死过程唯一性的困惑、恐惧与困扰，似乎“宗教文化发明”，就是试图解决人类对自身生命唯一过程的认识和理解，这或许是人们“崇拜科技或宗教”潜意识的两个文化创造来源。

然而，“宗教与科技文化”的由来，是人们由于“生理”或“心理”这两种原因而发明的“文化”形态，不如说，人们正是“发现”了“自己”才发展出了“两种文化构建可能”，并也由此渗入到“文化各种领域的创造和表现”中，也由此构建出诸如“社会”、“国家”、“经济”、“艺术”、“道德伦理”等等“文化发明”，因此，不论是“科技文化创造”还是“宗教文化创造”，正如老子所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我认为“时空”最早的“科技性”或“科技史文化形成”应该追溯到最远古时期，当然，这也同时包含着“宗教文化形成”，也就是人们“采集狩猎”期。这里，我只是想从另一个视角来说这种“科技文化创造的是什么”，也就是“时空文化”形成的可能和必然。比如就“科技含义”而言，最初人类所谓要获得的“物”就是“采集狩猎”的“物”，也就是满足人类“基本生存”的“生理身体需求”，即“吃动植物”！而“其他工具制造”或“科技文化”形成，只能算是获得这种“物”的“手段”，但并非必要，正如现代非洲南美并不需要太多科技一样。

但获得“动植物”就要有对“动植物”有着充分的“了解”，这甚至也是任何“动植物”对付“天敌或捕获动物”所具有的“基本能力”，而这种能力并非我们想象的象“本能”那样理解的“机械”、“单纯”、“简单”，潜藏在牠们内在中有着各种“智慧、能力磨练、灵活性的计谋”发挥等等。因此，对当时人类面对的“动植物”而言，这种“了解天敌或采集狩猎”的“智慧和能力”也是非同一般。比如，从今天生物学家观察研究的“活性动植物世界”中：“植物”的“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繁衍、死亡、狩猎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周期性”，也就是说牠们都具有“重复出现的规律性表现”，我们知道，只有重复出现的“周期性”，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规律性描述”或“文化发明”。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日圭”的发明很可能由此开始。因为“日月星辰”与“动植物活动规律”和“对应性”，在远古生活在森林的人们，实际可能比我们现代人想象和体现的更多更强烈，这种规律性不但体现在“日月变化”、“气候变化”等等的“周期重复性联系领悟”，还包含了人类在其中如何理解自身在这种生存环境和活动规律中的理解等等，人类对待其他动植物而言，也正是在以“自身时空存在特性”为参照或衡量，由此把握“日月星辰”与自己和其他各种“动植物”的“活动规律性”。这反而倒是现代人所难以体会到的“场景”，然而，现代生物学家经过艰苦的观察和跟踪测量却带给我们大量这种“生物活动周期律与天文关系的信息理解”。 

如果今天我们看看“动物世界”的观察和介绍时，我们会发现，生物学家们用“时”来测量动植物活动过程时，竟然发现各种动物都有各自一定的“心跳频率范围”，也包含着牠们“活动模式的不同节奏感”联系，牠们的生命周期、繁殖生长交配活动等等，都是与“季节”或换句话说与“天文周期”密切联系，或者说它们天然就已经有了与“时”相关的不同“周期律”存在，当然，这些观察还包含着各种动植物奇妙的感官能力、气象变化感知能力，植物发芽的时刻、动物繁殖时刻、动植物生长周期、猎食时机、迁徙周期、生死寿命周期等等，这让我们会想到一种“不同周期性的科学规律性”，可能令人惊奇的这实际也是与“日月星辰或季节”“周期性”有着各种对应现象！比如月亮影响的潮汐现象对动植物选择繁殖时间的对应等等，似乎牠们都能“精确计算”什么时刻、什么时机、什么时间、什么季节该交配、繁殖、死亡等等。

有趣的是人类拥有“科技”文化以来，与人类生存联系最近最基本的“动植物”，始终被看作“吃用”来看待的或发明的。然而今天，人们似乎意识到最复杂、困难、不解的“科学”，恐怕不是“物理学”，而是这些“动植物”的“生命科学研究”。正如人类历史以来，我们的“科技文化”始终建立在“怎样获得”、“怎样吃”、“怎样利用”、“怎样猎杀动物”、“怎样砍伐树木”的“科技研究”，由此发明了各种美食技术、皮毛处理技术、木材使用技术、养生技术、造纸技术、治病技术等等，却从没有从一个有“心跳的动物学”或“文化”来认识和理解“动植物”的“自然现象是什么”。 

假设把远古人自身也作为其中一种生物或动物来看，他们也一定有着这种自身隐藏或携带的无意识“生物时间或生命节律感”，也就是他们也很关心或更关心着自己“心跳周期律的活动规律”。由此，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或联系到“天与地”，也就是联系到“日月星辰与自身关系”的联系，由此产生“占卜”“宗教”等等“行为”，某种意义上说，人即感知或体验到了自身“生命各种周期性”与“日月星辰和大地”的根本联系性，又是发现了如何借助“自身生物性”的“周期性”“衡量”、“测算”、“猎取”、“利用”其他动植物的“生命活动周期性”。这或许就是最初“古天象学”或“天文历法”能很早获得发明的原因吧。

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最早期或远古时期最初创造出的“天文历法”、“天象观察”、“时空观构造类型”或“宇宙观类型”与“采集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社会类型创建”、“宗教文化”、“迷信”、“文化教化”、“科技创造”、“战争争夺”等等，都具有相互联系性，并由此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承与延续。

然而，当我们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史”来看，我们只能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已经“改造”了上述“天文学”、“宇宙观”或“时空观构造类型”等等，在我看来这种类型的“天文学和宇宙观”，已经脱离了对“生物或动植物活动规律性”的“文化描述方式”与联系方式，换句话说，它更体现出“非生物性体”的“自然时空科学构造”与“自然改造技术”，由此奠定了现代西方发明的，诸如机械装置、电力、电子、数字信息技术发明等等，这些理论模式基本都是基于古希腊创造的“自然哲学与科学观”形成，当然这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形成实际是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早期“天文历法有着密切联系”，只是其“周期性”定义，不再对应“动植物生命周期律”，甚至也不再包含着“人对自身自然规律体认”的“宗教文化创造”，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来看是以“圆周运动”为“计量单位”，以“直线运动位移”作为描述“自然几何式运动变化”的“数理逻辑创造”，并以奠基了西方“自然科学思维、改造和实践”的“自然观”。正如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时间”那样：“时间就是运动的数”。这可能是以后“西方自然哲学”的“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认识论的由来，也是西方“自然科学与基督教文化对立”的历史表现由来。

从上文中，大致说明了一点“時”在中国最初的发明，也就是“立杆投影”的“土日寸”测量而来，这一行为与古巴比伦或古埃及的测量具有类似同样悠久的文化初创意义。显然这是中国上古文明最重要的“科技发明”，这一“科技”意味着人类“驯化动物、畜牧和农业文明”的创始，由此或许可以引申出人类远古和上古文化产生更深远的理解。即人类发明了“自然时空观”，这是从动植物与日月星辰物周期性、对应性或联系性产生的文化现象，当然也隐含着人类自身生命过程的周期性、对应性或联系性意义。

从“人类”最初“利用自然它物”的意义上看，人们的“吃”，首先决定了自身“身体或生理生存存在需要”的基本条件，就像任何其它动植物相互以“吃”为关系一样，由此，延续着人类出生、繁衍、生活活动过程等等。

然而，人类第一次对“日”的投影行为，同时意味着“人类自身”对其处所或处境（或时空处境）的时空域界限意识，这就是以“地天”为文化的开创词语，并将“天上物的日月星辰周期”，对应着“地上动植物的周期”，于是，人类文化或宗教起初就有了“混沌”开辟的“天地”文化观。当古人说最初人们发明的“文化”是“结绳记事”时，那么，从“日圭”发明“時”的测量而言，也就是“结绳记事”之一了，由此也有了“计数”、“记物”、“记天”、“记地”、“记象”、“记音”......的“记事”了。“记”为“名”的产生，而通过对“动变”之“物”的“记”，抽象出的“名称”或许就是“时空”、“宇宙”、“世界”概念由来。

这一“记”的意义，就“农业和驯养动物的人类物理发明”而言，就是人类把握牠们的活动规律，这种“规律”性就中国人的“时空观”而言，就是以“年”、“四季”、“月”、“24节气”的重复性、周期性、韵律性等等“标记”或“记录”来理解和把握的，以此为标准的“计时、记位”，来认识自身和动植物的生命生存过程等等，农耕种植与驯化畜养动物都与此相关联。

正如孔子所说：“民以食为天”，南怀瑾有句比喻很形象，他说儒家是开“粮食店”的。中国历代王朝都以“天文历法”的传承为依据为祭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发明了农耕畜牧经济，而后来帝王们就像继承了“农业科技发明专利权”的老板一样，开办经营着大型农场，这或许也是远古社会“用时”最重大发明的由来和权威性依据了，由此来获得植物，诸如玉米、麦子、水稻等等生产产出，并产生人类野生原始生存方式的转换。

然而，这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天地观”宗教祭祀文化的基础，其中也意味着对“人性的科技性”和“利用性”理解。“日月星辰”与人本身也有着某种类似其他动植物的对应性意义，于是对一个时空有序的“社会组织构建”而言，祭天（如天坛）、祭地（如地坛）是作为一个总体宇宙观或天地观，也由最高层的“帝王”来把握，对人们也依次进行了空间化等级管理定位分工等等，“周礼”的文化完备性、体系性含义，也正是基于此“天地观”或“宇宙观（时空观）”而逐渐形成的文化控制、社会组建或文化教化形态。由此，儒家才把这种“国家构建形态”，从幼儿、家庭、生儿养女、社会化管理（礼制）、国家政治构造化形态，都进行了“规矩化”、“规范化”、“伦理化”、“礼制化”、“名与位化”或“行为模态化”的一一定位制管理和运行等等。我想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科技与社会”等等相互联系的由来，以及宗教文化初创社会历史的基本渊源和模型。

同样，古希腊在文明轴心时代，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开始，改变了“宇宙时空构建模型”（这部分根据前面分析，是以“几何运动动力学”为始创），也改变了一种西方“科技与社会”类型相互结合的模式，或者说逐渐形成了一个“工业化企业生产与管理模式”，企业大老板按工业标准、规则行事，于是，这样类比中国社会而言，用南怀瑾的话来说，西方人就像是开“机电”商铺的了。这里涉及到古希腊文化的转型，就不多做分析了。

在古希腊同一时期，中国实际上也发生了此文化转型或巨变，但却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却很难体现，这就是道家的自然时空观，我认为这与上述中西传统“科技时空观”都有不同，这在庄子《逍遥游》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假设儒家是开粮店的，把“民以食”“为天”，作为一种“科学”来看，我们或许看到天文天象观“实用”性，或与“农耕运作”密切相关的“时空价值意识”取向的一面，也就是说，人们意识到“玉米”、“麦子”、“水稻”等等播种和收获，与“四时”、“四季”、“时间测量”、“方位空间测量”与“天象观”的一个重大关联性意义，这决定了人的生物性生存基础与本质，也意味着人的生存资源重大性。然而如此，我们或许就不知不觉把这种“意识”变成或局限在一种“利用”某种“动植物”而形成的“自然时空认识”的“文化模式构建”中了。

庄子不同之处，在于突破“時”的“人为、人工构建性”或“实用发明”获得的视角，庄子是这样来暗示的或突破这一人类时空观限定的。“鲲鹏”以其巨“大”性，来处理对牠们生存而言的“空间性”，“小鸟”以其渺小处理自己生存的空间性；“朝菌”以其生命的早上与晚上的一生短暂性来看待生存性“时间”，而大椿数以8000年为一个季节来看待自己生命生存的“四时”周期性，人在与这些“动物植物”生物寿命相比，却只有100年与地域有限活动界域的“时空周期”，这意味着“农耕文化”的“文化周期或时空”已然有了“实用”或依据人的“生物周期比较”来看待的。

人类发明的年月日时与四季四时，如何能作为一种“自然时空”来看待呢？人们之所以把“天象四时”“神圣化”，是来自对“它物”如麦子、树木等等的“有用”而发明出来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各种其他类型对人类“有用”的发明而来，诸如社会利益、伦理制定、规矩发明、陶器发明、驯养牛马发明、机械发明、宗教歌舞祭祀的“文化发明”等等，在庄子看来，这些似乎都是等同的。在“越过”这类“文化之用”的意义上，庄子似乎要让人们看到“无用”的自然含义与视角，由此才具有了“圣人”驾驭“时空”、超越“时空”的“境界或自由或逍遥”之意。我想由此才能进入人对自身与自然“自知”的认识论，正如老子所说：“自知者明”。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的“自知”是“无用”的，却是根本的本己认识，“有用”只是定义着人类对“自然物时空”的界定或限定，以创造出对人类“用物”、“用人”的发明与创造。

因此，“逍遥游”中实际隐含着庄子“驾驭时空”的人性论，它通过与“动植物”的“生命周期”差异性性类比了人类生物性的局限含义，也反映了超越这种认知“文化实用时空观”以达到“聖人”或“真人”或“至人”或“神人”的人本意义，如：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这里是从对列子“利用或驾驭”外在时空中的“风”的功效和功夫对比，提升出人可以对“时空”的“驾驭能力”，即圣人“乘天地之正”以“游无穷”。“天地”是中国传统时空域的宗教化定义，“六气之辩”指古人把握天地间“阴、阳、风、雨、晦、明”变化的“道理”，如“易经”之“数理”，无穷是无“时空域”的限定。

“逍遥游”具有明显探讨和显现“时空域定义”与“人”的存在联系的“超越性”，这似乎并没有引起现代人的普遍关注。而庄子把这一篇放在第一位，也显示出他所意识到“时空域”的与人类“自然认识论”的核心意义，正如现代物理科学以时空数理模式构建起来的那样而被人们所关注。然而庄子却在另一种意义上或者说对人自身时空域的诠释。

据说传统中国定义的“时空”用“宇宙”概念，如《文子》中的表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中而莫知其所，故见不远者，不可与言大......”庄子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

以上是说，人类这时尽管有了“宇宙观或时空观”，但相对“道”而言却是找不到实物在空间的处所与时间的起始，也就是说“时空”是变化无穷的。而在逍遥游中，庄子又形容圣人“奚旁日月，挟宇宙”“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显然都是“超越时空观”的认识论。

因此，在我看来《逍遥游》不单纯是一种现代人理解庄子的“文学或艺术”想象“作品”或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而是表达了“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科学的”的“自然认识论”的“文化由来与基点”，同时也是人本己性的“自知”所归，正如庄子所说“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这或许是打破传统中国人的“祭天”的崇拜行为论述，也是我们心灵的原生态吧。这让我想到人们经常提到王阳明的名言：“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或者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然而，相对庄子“挟宇宙”“御飞龙”而言，他们又是显得如此局促与挣扎。

或许正是庄子以这种“无用时空观”来看待自然“天地”、“宇宙”、“世界”、“时空”、“日月星辰”......才让中国人心灵有了寄寓在历史中的自由空间，人们才在官场失意、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有一分潇洒、超然、灵变、解脱......这也是我所能思考一点中西自然哲学相对时空观差异的截止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