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庄子“自然哲学论”的“起源”与“基本概念及任务的对应性”——中西“哲学”异同的重新比较与反思

 内容概念提示：中西“自然哲学论概念”发生的对应性与目标设置：形而上与形而下、无用与有用、存在与道、有待与客体对象“概念”的对应性；逍遥、自由、“认识你自己”的目标与任务指向

 如果说中西古希腊时期或中国百家争鸣时期，都是各自上古文化的转型期，我们会发现它们有着某些共同特点，就是由他们各自“神文化”特征转化成“自然物论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总关系体系”，作为转化过来的这个“文化”含义中，并非是对“神文化”的否定与排斥，不如说是从上古“神文化”中诞生或创造的“新文化体系”重新整合的努力，虽然新文化体系“表面上”不同于他们上古“文化形态”，并同时产生对上古神文化统一体系“礼崩乐坏”的进一步争鸣、分裂性，但却始终隐含着他们所表达人与宇宙或自然界所有联系的内在统一性追求。因此，这两种“文化体系”转化基本完成后，我首先选用亚里士多德和庄子进行比较，他们基本都是第一次汇总了这个时期“前人们”关于各自“自然哲学”争论“核心与实质”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体系文化核心”或基点，这些论述的基本指向与框架，如果我们稍稍调整一下他们所用词语的对应性，或许会发现他们一些惊人的类似之处，标题的对应性调整也大致表现出了一点粗略性类似。

 出于对上古文化背景进行一种转型的意义理解，一方面因此，他们的“哲学核心”都有着把“神认识”转化成“人认识”的“形而上”含义，另一方面，“形而上”的“认识”又对应着“形而下”的“认识”区分与内在相互的诠释性，这种区分他们都以“无用”与“有用”作为最初各自“哲学”基点或对应性（亚里士多在其《德形而上学》第一章与庄子在其第一篇《逍遥游》中，这在前面，我的中西文化比较“哲学论”中引用了一点，人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原著中看看这两篇第一章论述）表达了出来，只是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被现代中国无意识已经西化很多了的中国人更容易理解或确切的说是误解了，但如果抽出某些关键性基本理念的含义，或许我们还是能切入到他们的“本质性意图”。比如“形而上”的意思，在亚里士多德中意味着万物运作的“本因”或“根本原理”，翻译家认为这个词的含义具有物理学或自然学之背后原理的意思，这也对应中国传统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如果类比老子的话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说对万物发生最终作用的、根本因的“东西”，但它不能是“某物，庄子从“物不用与用”的视角来说明“道”的“认知”含义，同时庄子中的“用物”之“物”很多多指向“人物与动植物”。因此，他们“形而上”的共同任务就是去发现万物之背后所具有统一万物作用之“自然运作原理”或“本因”的“东西”，这个“作用者”在中国就是“道”；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哲学”一词，实际也是为“形而上学”而设立的，这是为区别其他实用或“有用知识学问”或“科学知识认识论”来对待的，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也说是“神学”的含义，“哲学”不过是把上古“神学”进行转化的“变体”。

由此亚里士多德和庄子都以“无用”概念引出了与“自然物或人”的“科学性认识论”的“有用性”进行对比来区别。事实上，没有这种对比性也就没有了“形而上学”的单独提出与区分的说明了，即“形而上”与“形而下”或“无用与有用”是个无意识同时性出现的叙述方式和问题提出与解决。他们在表达“有用”性时的用意应该都是的一致的，正如中国传统中所说“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部分“有用”的人文知识与科技只是与实践或创造发明，都是指人类各种“实用知识方面”的“认识”，在亚里士多德中，更多特指了古希腊前人宇宙本体论知识及自然科学数理知识和技术实践等等，却基本不涉及“人文性”的“科学知识”，而庄子却更多涉及的是中国的“人文知识中所隐含”的“实用倾向”，其中也包含了自然科技知识之用，更多隐含着中国人最初对生物及工匠实践的“应用性知识”意义指向。尽管表面看它们的“实用”对象具有极大的不同，但他们的“用”或“有用的知识”里面都隐含着一个没有被人们关注的一个一个共同特点或“实质性”，即人们的“认识”都是不自觉的把“自然物或他人”进行了“对象化”的“处理和认识”模式，这种“对象化”作用，庄子中用“有待”来指出，“有待”就是通过依存“对象物”对“自己”的作用，来验证“认识物”的“真实性”、“规律性”、“因果性”、“自我价值体现性”等等的“真理”含义，从而替代或遮蔽了“形而上之道”的根本任务，然而亚里士多德里面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实质性问题，直到康德发现了这个问题，并重新提出了“科学对象化物”的认识，不能作为形而上学的替代品，从而提出“物自体”的含义，然而自庄子之后，中国传统中对“道”的诠释也存在不断的争论与遮蔽，这里都先不论了。

“形而上之道认识论”的最终目的或意义何在呢？我们会发现他们研究“哲学”或形而上之“道”的意义和“指向”再次是相通的，即“认识你自己”并最终获得“自由或逍遥”！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引用庄子上面中所继续的话语：“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岛，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之谓至贵。”，而亚里士多德说：“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形而上学》第二章），这是以上我所说他们的“无用”任务——自由与认识你自己，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部分，只是亚里士多德把“无用”作为了一种“闲暇学术性”认识，从而造成西方哲学形而上的困扰，然而在我理解的庄子却没有失去其宗旨，当然，我们先只管他们相通的目标指向就够了，以后从西方从康德的形而上学中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失误之处，而这个任务实际是德尔菲神庙对苏格拉底的认知意义指向或训诫，即“认识你自己”。

然而两千多年来，中西文化传统历史似乎表明，它们对“形而上问题”或这种“无用的问题”提出并解决的“指向”，并没有获得各自“社会人们”的普遍接受与理解，并努力抓住“神文化传统”或“外在宗教文化”的“信仰倾向”以替代这种“任务”的实现，当然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但也意味着“迷信”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们却又都在各种“有用”的“文化意义”用尽了各种聪明、智能，不断扩大着自己对自然物与他人扩张的统治性效能追求，赞美着自己的“人类巨大物质文明与伦理道德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不断扩大了“人类自我中心的意识”，正如今天的西方高科技更加强了人们的崇拜和追求的信念，而儒家末代的人文统治政治，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人文文化的变成政治实用性与遮蔽性所抑制的人类“天性”。所谓西方现代各种“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不过是潜意识中看到了这种“物质文明”的危机，直到现代形成“自然生态性破坏”才有了对“科学性质”的再次反思，海德格尔不过是试图提醒西方人被自己遗忘的古希腊哲学所说的“形而上”问题或“存在”要进行重新解读和理解，这也是他们本土神学体系文化都转移到科学论中，从而与犹太上古传统宗教“形而上文化”——基督教文化替代所带来的矛盾所致，实际上，古希腊形而上中，“存在”的概念正是他们的“形而上”对应“道”的词语或对应“有用”的对立面，我想海德格尔用“存在”与“存在者”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就隐含着无法“对象化物与人”或“科学的”来谈“形而上的哲学”任务问题罢了。而基督教传统由于属于上古文化的传统形式，没有被古希腊“有用”的“科技文化”所“污染或遮蔽”，才被迷失在“科技实用”的古希腊人所本能接受，这是西方人今天对待“无用”与“有用”文化的两种形态体现罢了。而在中国最初是道家的“无用”与儒家和墨家为主流的“有用”“文化历史”传统的“对立”和“协调”，同时，在引入显得更纯粹“无用”的“佛教宗教”信仰文化，不过是继续形成中国“无用”与“有用”文化形态的延续性与彰显性，这几乎也类似古希腊引入纯粹“无用”的“基督教宗教”信仰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尽管他们各自文化形态和交互性呈现了多元性意义，但在我看来，那个中西最初“形而上无用”的“哲学任务”指向或最终目标，即“自由、逍遥、认识你自己”等等，始终具有相通性和不变性的“任务”，并且今天看来也与基督教与佛教信仰的目标性并与“有用哲学或科学”的区别性是一致的。这就是我首先要提出的中西“哲学文化论”比较的大致框架，后面我只是想继续进行较详细的诠释和论证这个“哲学任务”“基准点”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