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水河畔的青春时光

籍利平

再过两年零三个月，就是我们这一批学员到金水河畔、到测绘学院报到40周年了。

同学们还没有筹备入学四十周年聚会的事宜。如果要选地点，我还是觉得在郑州的金水河畔为妙。这里毕竟是大家的第二故乡，同学们（奔赴全国各地、各军兵种）毕竟是从这里出发的。

人生如果是一道没有解析解的非线性微方程，那么这里无疑是方程的“第二个边界条件”；每个人的故乡，可以称之为其人生的“第一个边界条件”；第一个就业单位，可以称之为人生的“第三个边界条件”。不同的边界条件，即使是在大地测量的共同前提下，也是没有通解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很难说，哪一位的道路是笔直的、一帆风顺的、完美的。

三十八年即将过去，同期入学的，有些人官职比较高、有些人学问比较大、有些人腰包比较鼓、有些人还在职、有些人早就选择了退职（悠闲地度日）、有的人选择了入籍他国、有的人以身殉职。究竟，需要羡慕谁呢？要同情谁呢？我不太赞成，互相攀比。攀比，意思不大。

1982年入学的同批人员中，64、65年出生的比例较高；63、66年出生的比例较低。学校在河南，籍贯河南的自然比较多；生源地轮流，某一年的招生就显得比较集中。我所在的学员队，生源除了河南，还有河北（四分之一）、广东、广西、辽宁、福建、陕西等六个省份的。在六层高的学员楼宿舍里，最初和我住同一房间的同学，分别来自辽宁、福建、陕西。后来，宿舍调整为六个人一间，楼层也调整为三楼；同宿舍的就有了广西的。

有一回，我返回母校，赶上了暑假。整个宿舍楼空空荡荡，一个人影子都没看到。我看了看自己的旧宿舍，还特意到楼顶看了看。楼顶的石棉瓦，已经异常酥脆，踩上去竟然都要“灰飞烟灭”，吓得我赶紧止步了。原先，天天在其树荫下排队的那棵核桃树，已经消失了。法国梧桐行道树旁边，多了一些标语牌和名师形象图。

我没有进教学楼，也进不了图书馆，食堂焕然一新了、礼堂已经破破烂烂（准备拆了）。图书馆后面的空地，也就是礼堂前面的广场，四年里上映过不下二百场露天电影吧？那时候真好，每周至少放映一场电影。遇到五一、八一、十一、元旦等节日，还会加映。我的日记里记载过，某学期的国庆节期间，放了三场电影。

放映电影前，还会放一些幻灯片，主要内容都是发生在学院里的新闻。记得，1986年7月中旬，奔赴西北之前，电影放映前举行过一个仪式——发放纪念品。所有准备到艰苦地方去工作的“靴子”都戴着大红花领取了一只棕黄色的手提箱。棕黄色的手提箱，曾经为我装回来一箱子的信件（手稿和日记）——那是它奔赴边远地区五年之后的收获。可惜的是，那些信件，都没有保留下来。与这只小皮箱一起旅行到大西北的是一只红色大皮箱，它是参观郑州炮校后学到的新举措——每人买一箱子（对津贴费十几元的人来讲，36元是高消费；我的个人财政再次出现了赤字）放在储藏室，显得大气而又整齐划一。红色大皮箱，曾经陪同我远征内蒙古高原、晋西北高原。

在炮校参观时，看到一位学员的枕头包下面压了一封信（漏出来了开头），是写给《解放军报》“尊敬的谢顾问”的。我当时还没有勇气向“军报”投稿，哪怕仅仅是读者来信；只敢给郑州的《百花园》、北京的《丑小鸭》等投稿。投稿也不讲究，没有用方格稿纸，就在廉价的白纸上写了起来。

好像只收到过《丑小鸭》的退稿。这篇描写故乡“东坡地暴雨”的短文，并不是先写在日记本里，然后誊抄到白纸上的。因此，没有留下底稿。留下底稿的，是一些广播稿。篇幅都不长，每篇不过两三百、四五百字。广播稿多数是写在废旧地图背面的。测绘学院的演草纸，多半是废旧地图。旧地图中，有些还是俄文版的。充当日记封底的少数老地图，被保留了下来，其中一张有蓝里岛（一个发生过二战故事的岛屿）。留下底稿的，还有一些短散文（诗）、短影评、短篇小说；都是在楼道里昏暗的灯光下，左手举本、右手执笔写的，字迹潦草。有一本实习日记，是写在哥哥给我的信纸上的；少数内容，记录在三角点投影用纸上。1991年烧毁信件的火，为这本日记留下了烧焦的印记。

在大二、大三期间写的广播稿，多数都由学院播音室采用了。一些看似“不着边际”的设想，竟然也被播送了，比如向“某某”师兄学习，比如“跑回老家去”（晨跑累计达到故乡与学院的距离）。给广播室投稿近百次，都是从门缝里塞进去，一次播音员有没有见过。真所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到播音员播送自己的广播稿，自然是心情愉悦的；（这样的心情，在西北、在北京都重现过）记得，周末点名，队长偶尔会批评一个区队长，大意是说他不尽心尽力管学员，自己老跑出去约会，回来还比较晚。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区队长喜欢上的就是广播室的播音员。毕业2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档子事——区队长结婚、转业后去了播音员的老家信阳。这也是一段爱情佳话吧。

同期入学的两个班，都是四十个男生，相对来讲，这个区队长所管的区队，学员们性格比较活跃的要多一些；我所在的区队，学员们“守规矩”的多一些；我当然是其中更“规矩”的一个，从来没有不假外出、没有不携带出入证外出，更没有隔着栅栏传递过出入证。这种一证二用的法子，我还是从队长点名、批评别人的讲话里面知道的。那时候，假日外出比例控制比较严格，不过30%。队长变相普及提高出入证使用率的方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周日外出，去劳动市场的可能性比较大，市场距离学院很近。那里有新华书店。我的藏书中盖了“郑州”章的多半来自劳动市场。买过《大学生》杂志，买过《丑小鸭》，买过一本少数民族的史诗、还买过某文学丛书中的三本，分别写的是司马迁、陶渊明和吴敬梓。有的青春诗集和传记，买回来以后，传来传去就下落不明了。

金水河，成了学院教学区和家属区的天然分界线。去劳动市场，就得过金水河。如果不去劳动市场，去二七塔附近、往东走，自然是坐六路公交车比较方便。六路特意为测绘学院设了一站（在教室里，可以听到报站声）。

在校期间，并没有觉得校园有多小、还缺了一角（东南角是一家地理研究所）——独自逛校园的时候不多（我曾经在一篇习作中用几页纸描写过，一位文书兼枪械员依次走过学院宿舍楼、大操场西侧的法国梧桐树、路旁的冬青树、小操场和图书馆等）。集体活动的比率最高，上课、课间操、就餐、锻炼身体等都是统一行动（行进中，经常伴随着歌声）；老兵复员期间，警通连的执勤人员不足，学员们就会被派到各个门岗去。我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站岗的故事”（有误岗的），一起值班频次较高的是一位程姓同学。我觉得处理站岗遇见的人和事情时，人家比我老练（后来，他因为酒量好得到过一个酒大校的美称；现在琢磨美食与易经）。

读书期间，一是意识不到、二而是条件不具备；在校园里拍照的机会不多，洗出来黑白照片的时候，就更少了。在学院办公楼前除了毕业前的大合影，只留下了一张单人制服照——1985年换新式服装时拍的；再有，就是毕业毕业二十年后，在教学楼的天台上的那次留影——我把它用作了科学网的博客照。至今还比较遗憾的是，我写信给学院宣传处的余干事索取照片（底片）时，已经太晚了（答复是：底片太多，翻不出来了）。我想要的是，幻灯片的底片。大学期间，仅有的一次上“幻灯片”是我和马同学“学毛选”的补拍照片。那年，我让担任小学教师的舅舅寄来毛选的事情，不知让谁传到了新闻干事耳朵里，他就在下课后来宿舍为我俩拍照了。马同学学习非常棒，平均成绩是全班第一，他按选择了留校——图书馆。马同学的枪法也非常好，第一次用半自动步枪，五发子弹成绩是五十环。

有位秀才写了广播稿，题目是《百发百中》，表扬的就是马同学。

金水河畔的青春时光，可以书写的话题不少，今天就此止笔吧。

 （北京海淀凉水河畔，20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