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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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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赛、奖金――和我们
杜纳德 肯尼迪
某天，一位编外资深编辑带给我们一个震惊。一位来自很少给我们投稿的国家的科学家寄来一份手稿，并询问是否适合在科学上发表。我的同事仔细阅读了这篇论文，作了些咨询，回答她这不太可能。这位作者在回信中申诉道，她的政府已明白告之，在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可让她有资格领到很大一笔奖金；我们还能为此做些什么？
出于好奇心或许可将此事置于脑后，却很难把它一笔勾销。在对美国大学终身职位的日常评估中，给予发表科学论文很高的权重（就如“我说牛津，是指牛津和剑桥”的精神一样，对待自然也如此）。美国的院长和校长们频繁地倚重期刊声誉和引用，欧洲的学术管理人员也同样如此。虽然某些科学文化在用现金购买学术声誉方面更显得赤裸裸，但类似事件也发生在我们装聋作哑的西方。
受美国细胞生物学会赞助，哈佛大学杰出的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费黎曼领导了一个小组，他在近期对生物科学中竞争和职业的分析中指出，生物医学研究追随了被经济家们称之为的“锦标赛模型”（Science, 14 December 2001）。锦标赛为结尾的第一名提供大笔奖金，从而强化竞争；以很小投入方面的差别产生巨大输出方面的差别。因此，费黎曼及其同事们发现，生物医学科学家们要比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工作更长时间，为跨入门槛需等得更久，报酬较少。竞争激烈的程度导致一些高产出实验室对下级研究人员的剥削，这很可能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表示不满和失望的根源。竞争激烈的程度也显露在对其竞争伙伴的态度上：与物理学中仅8％的作者相比，几乎有30％的生物学作者要求我们不能让某些人当审稿人。伴随最近所感受到重复或重叠投稿数的增加，这揭示了仅热心在差之毫厘的边缘赛跑中进行追逐的现象
这是一幅不美妙的图画，给我们出了一道恼人的难题。面对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正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我们难道不应扪心自问，对这一切感到舒服么？与我们共事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关心其科学的出路，我们理应有义务关照他们。在科学上，我们希望获得最好的论文，以及提供最好的新闻和评论，我们无意取消这些努力。但当获知我们这种决定论文发表的方式竟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放大，我们尤其应确保决定的公正性。锦标赛毕竟依赖的是精确得分；奖金越高，得分人就越重要。
因此，如果在我们杂志上发表论文是有助于将生物医学研究社团推入一场胜者为王的锦标赛，我们将感到很不安；有证据显示，这一领域的竞争是走得太远了。我们该如何帮助解脱其压力呢？首先，恰因为一些人有时太看重我们，但我们自己万不能陷入同样的行为。大量我们或许愿意发表的工作给出的解释超出了我们所能提供的空间；另一些优秀论文适合于更专业的读者。引用指数和影响因子很容易被误解：我们一些最好的论文常被轻微引用，而另一些不太重要的论文却到处被参考。诚如我们自然杂志的同事们最近指出的，甚至引用指数本身也被质疑（Nature, 10 January 2002）。第二，不仅对于那些选择向我们投稿的人，而且也对那些其后会获奖的人，我们都务必使我们的判断和政策尽量透明。我们应有所准备，变得现实和适度谦虚，不仅解释我们的决定意味着什么，而且也解释这些决定不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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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尧，2007年7月，译自： Donald Kennedy, Science, V. 295, p. 1193 (2002) 。 (注：D. Kennedy，美国“科学”杂志主编。)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2396-4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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