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富士康事件，批评和揭露其实在效果上比看热闹强不了多少，关键是怎么让悲剧不再重演。这就需要从“泛科学”的角度研究一下，而我在此所说的“泛科学”的意思是，现有的分科的科学，不论是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还是什么别的面对这个难题都有些隔靴搔痒，应该打破这些既有的专家体系——因为我们的世界和我们所遭遇的难题并不是为这些学科所准备的试剑石，让各个科学、人文、宗教、管理、行政等领域中具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激情的人组成若干平行作业的特别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富士康事件，甚至可以建立一门富士康学。

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有二。一是如何使富士康员工乃至社会公众对此事件心理脱敏。二是如何让富士康员工乃至社会公众获得一种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心态。作为“泛科学”，起点就是人类所有的知识体系和行动方案，其主要方法论是机会主义和鸡尾酒疗法，不管科学、非科学还是伪科学，不管心理学、宗教仪式还是风水或时尚，只要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可以拿来用。要形成一种和尚、道士、心理师齐上阵，科学家、风水师和社会工作者群策群力的局面。

在这里，应该打破各种权威或正统，用现实效果而不是理论高深与否判断各种方案的可行性——因为面对富士康这样的问题，现有的所有知识体系和行动方案都无异于盲人摸象和撞大运，如果把科学等同于绝对正确，它们的差别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都是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这不是要全面否定科学相对的可靠性，而是要让那些已经进入学科体系的学科保持应有的谦逊；让专家们意识到，遇到复杂的问题，他们其实也是靠直觉做判断、也会受到利益的左右；让决策者看到，认为在某一个问题上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可能贻害无穷的偷懒之举。

实际上，以复杂的现实难题为研究目标的“泛科学”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实践的明智与技艺，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其为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媒体应该如何报道此类事件？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意图是否善良，而是媒体必须对其传播后果负责，后果好的传播才是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