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枢老师离开我们半年多了。当时，消息来得突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紧接着，悲痛弥漫于心间，难以平静，只有投入到繁忙的事务，才能暂时得以忘却。现在，悲伤渐渐散去，回想过去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更加感受到他给予的温暖，同时也能在想念的空间里，再次思考我们应该向孙枢老师学习什么、如何才能像他那样对科学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孙枢老师有许多出众的品质和能力，其中作为战略科学家的管理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他的科研管理智慧，我有较深的体会，现在我们自己也在从事科研管理工作，需要很好地向他学习。
关于管理，我们可以从教科书中读到，其要点是明确机构使命、为员工提供条件、进行组织和协调、制定危机管控预案等。理论上讲，这五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了，管理也就到位了。至于怎样才能做好，却有很大的灵活性。孙枢老师展示给我们的，比起教科书来，更加生动和实用。
在他担任我们沉积学专委会主任期间，他从学术组织需要主攻哪些前沿学术问题、以什么样的面目参与国际竞争，到研究的宏观技术路线，都给我们描绘了清晰的图景。这源于他在沉积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在总结国际沉积学上个世纪的重要进展时，他指出，主要的突破和发展多与小型的研究团队相关联。这意味着，与动辄组建大团队、对研究人员发号施令这种简单粗暴管理方式不同，在“大科学”的组织构架中，需要保证各个研究组和研究者个人的充分发展空间。
基于这样的思想，孙枢老师总是给同事、后辈提供雪中送炭式的帮助。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以下命令的强硬态度布置工作，而是在明确任务之后跟我们一起分析需要克服的困难以及所需工作条件，最后指明完成任务的可行途径。他总是温和地倾听诉求，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提出建议。他在微笑中以极其平静的方式说出来的话，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促使我们努力前行。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所提出的目标任务既是学术组织的使命所在，也是研究者个人的前途所在，那么大家就没有理由不努力做好。
因为关于管理的前两个方面的工作他做得太好，所以组织和协调在他那里变得非常容易，至于危机管控措施，在绝大多数时候派不上什么用场。危机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就已经消失了。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带领下，沉积学专委会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科研人员，这里江湖习气和浮夸之风极少，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得以传承，专委会的工作取得了实效，并逐渐走向国际前沿。
多年来，虽然与孙枢老师日常联系并不很频繁（他的工作那么繁重，想要经常联系、经常通信也不现实），但我所受到的帮助却很大。由此可以想见，他也一定给了更多的同行相同的帮助。那么可想而知，仅在这一点上他就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1996年我留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不久，就收到了沉积学会秘书长来信，邀请参加学会的活动。孙枢老师那时主持学会的工作，确定了多个研究方向，我很快被这里的浓厚学术氛围所吸引，并担任了“现代沉积过程”方向的负责人。从孙老师的论文中，我意识到现代过程与沉积相、层序地层学、极端事件沉积等项研究的密切关联性，感到海洋沉积动力学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再往后，我们研究组逐渐从单纯的海洋沉积物输运堆积过程研究扩展到沉积体系和沉积记录形成演化的系统性研究，并且在定量模拟上取得了进展，后来又在谢翠华老师影响下加入第四纪研究会的研究，这都是与在沉积学会的经历分不开的。
科技部启动973项目之后，海洋研究所安排我多次参与申报，终于在2000年获得了“中国边缘海形成演化及其重要资源的关键问题” 973项目资助，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李家彪研究员共同担任项目首席科学家。与此同时，南京大学也聘任我担任“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如何处理岗位聘任和项目执行的问题，一时成了难题。孙枢老师专程来到海洋研究所，听取秦蕴珊老师和我的汇报。听从他的建议，我继续以海洋所研究员的身份主持项目，这稍稍延缓了南京大学工作启动，但却使973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在“现代沉积过程”和“边缘海”研究展开之际，我被沉积学会推荐参评中国地质学会的“黄汲清奖”，后来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在颁奖大会上，孙枢老师与我们十位获奖者一起合影。我深知，获得这个奖，只是对我们刚刚开展工作的鼓励，孙枢老师期待的目光已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
转眼到了2009年，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在青岛举行。在专委会会议上，孙枢老师建议我提交下一次沉积学大会在南京大学举行的申报书。会前，他已跟我说了他的想法，提出南京大学是地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南京地区涉及地学的高校多，在那里举行一次会议将使很多人受益。我们赶紧行动起来，但由于缺乏经验，申报书准备得不够充分，没有成功，投票的结果是第五届全国沉积学大会在杭州举行。后来，在孙枢老师鼓励下，我们组织南京大学地球科学领域的人员改进、完善申报书，终于在四年后再次申报并获得了专委会批准。2017年，第六届全国沉积学大会在南京大学如期举行。开幕式上，我不由得想，今天这么多学者、师生前来享受学术大餐，但大家可能都不知晓孙枢老师八年前的那个提议。
2013年是南京大学著名学者任美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任美锷早年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他学识渊博，在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海洋地质等领域均有突出成就。我们在年底举行“任美锷学术思想研讨会”，向孙枢老师发出了邀请函。我们期待，也判断他一定会来。果然，他与谢翠华老师一起来了，还在研讨会上发了言，这反映了他对前辈的尊重、对科学发展的重视和对我们工作的巨大支持。那时，我们家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买了新房子，我说等将来房子装修完邀请两位老师来做客，他们回答说一定会来；像我这样比较内向的人，换一个场合肯定讲不出这番话，可是在孙枢老师这里不仅能讲，气氛还很自然。可惜的是，房子的装修现在快要完工，而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邀请他们来访了。
学习孙枢老师的科研管理智慧，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在院系、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管理的岗位上，我有一些真切的体会，也在此向孙枢老师汇报一下。
研究机构要有使命和目标，使命是否明确，目标是否清晰，决定了这个机构的人们是否有活力、有干劲。研究机构拿了国家的经费，用了社会的资源，当然要明白自己是在做什么，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管理的首要工作，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来梳理一遍我们的使命和目标，阶段性的目标要定期更新，科学研究的版本要适时提升。要做到这一点，管理者同时也应该是研究者，把自己摆进去，成为科研队伍的一分子，就像孙枢老师那样，掌握科学研究精髓，形成深厚科学造诣，对于学科发展战略了然于胸。
管理者与全体科研人员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管理者为了要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往往会对自己的管理对象发号施令，还弄出一套指标管理法，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发号施令让被管理者无所适从，而指标束缚住了科研人员的创造力。下命令在军队有效，指标对企业的流水线有效，但两者对科研机构都无效。如果我们学习孙枢老师的办法，就不至于这样简单粗暴。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付出劳动最终会有收获，但不是即刻兑现的那种。因此，管理者为了实现目标，要给研究者提供充分的工作条件，为此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完意见再提出他们所认可的措施。即使院系或实验室暂时不能保证完全的工作条件，也要说明这一点，并且给出条件改进的时间表。孙枢老师从不在我们面前提指标，但在他领导下大家都努力工作，这就是一个现实的范例。
科研管理的对象是人，不是物。我们在管理工作中经常弄得危机四伏，以至于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管控措施，原因主要是组织协调不到位。孙枢老师就不是这样，他的一个眼神，几句和颜悦色的话，就能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管理者把被管理者当成是自己的朋友，讲道理，出主意，真诚帮助他们。“你看，我们有共同的任务、共同感兴趣的事情，现在我们又有了这样那样的条件，如何把研究成果做出来，我们需要抓住机遇”。以这样的口吻来谈问题，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就去掉了大部分对抗元素。在一个研究机构中，最有能力的科研人员也往往是有个性的人员，要紧的是，如果他们做出了创造性的研究成果，那么当今天成为历史的时候，科研人员的具体缺点将随风而逝，而留下来的却是永恒的成就。所以，要欣赏他们的能力，宽容他们的缺点。带领一群不完美的人，创造出完美的作品，这可能是科研管理者的最大乐趣，我觉得孙枢老师应该会同意这个看法。
（写于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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