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科玄论战”产生以来，关于“科玄论战”的论战一直在热烈地进行着，或者说“科玄论战”自它产生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科玄论战”的研究从时间上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侧重用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对“科玄论战”的双方进行分析与批判。二是最近十多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层面由物质向文化的迁移，关于“科玄论战”的论战再度升温。学者们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着力重新回答“科学与玄学”相关论题。但此类研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把“科玄论战”从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开来，即把它从历史的和逻辑的生成过程中切割出来，仅把它当作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这种类似于用高等数学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初等数学问题其实遮蔽了问题本身的意义，另外这种研究方法的合法性也有待商榷。

 “所有的知识和经验都是相对于各种语境的，无论物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都是随着语境而变化的”。关于“科玄论战”涉及到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纳入非嵌入编码知识的范畴，它更多地附着当初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上。笔者尝试用语境分析的研究方法，着力还原“科玄论战”的历史语境，在此语境中展开论战双方观点的生成逻辑，旨在挖掘“科玄论战”的现代旨趣。

对于“科玄论战”，学者们更喜欢关注双方的分歧，其实这种分歧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一个共通的基础上生成的。“科玄论战”也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共同的历史语境，随着语境的转换, 科玄两派渐次登场。

一、玄学派的出场语境

在历史上，国人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大致走过了主动切割、被动接受和主动接受的三个阶段。西方文化最早传入应该追溯到明末清初。由于“大清帝国”初期康乾盛世的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不知自己是坐井观天，西方文化的传入被国人主动切断了。今天看来，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因为入关不久的满清统治者正在消化和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照理也应有吸收西方文化的开阔胸襟；西方国家经过工业化的洗礼，锋芒已露，但不足以蛇吞象，这本是一个较为“平等”的对话平台，历史的机遇就这样失去了。到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的光环退隐了，中国农业文明在和西方的工业文明几翻碰撞与较量后，便一败再败，迅速走向没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甲午战争失败，戊戌变法流产，八国联军入侵，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民族存亡问题一下子置于国人面前。伴随着以鸦片为初始代表的西方物品大量进入，西方文化也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中国人不得不被动接受西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宗的儒家学思想开始沦为解读和解构的对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某个民族（包括汉民族）败而其文化兴的现象，而这一次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寻求国家的生存，挽救民族和文化危亡，中国先锋知识分子进行了痛苦的思考。在此时并没有所谓的“科学派”和“玄学派”，也没有其他学派。知识精英们先是把中国的失败归因于器物文明的落后，继而归之于政治制度的僵化，因此便有了旨在引进西方工艺技术以改造中国器物文明的洋务运动，和旨在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国制度文明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然而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又迫使中国先锋知识分子不得不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反思，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生活不能耦合是造成中国一败再败的总根源，因此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即引进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精神、彻底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便又有了新文化运动。这种运动的洗礼使得国人认同西方的器物文明，认可西方的制度文化，最后到皈依西方的精神文化，可以说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西化或全盘西化是中国出路的唯一选择。正如陈独秀所言：“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可以说，就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性质而言，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西化运动。此时，有人提出废除中医，学步于西医；甚至有人提出废除汉字，倡导拼音文字。可以想见，那些后来成为“玄学派”的知识分子在其当时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但也只能在“全盘西化”的高调中不甘心地闭上嘴巴，他们都看到了、也顺从了由外力推动的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刚性逻辑。

就在中国先锋知识分子自以为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之路，在高声赞美西方，热烈拥抱西方、一切照搬西方的时候，在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欧洲传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这场历时四年、有三十多个国家参加的大规模战争，给人类带来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巨大灾难，这种巨大灾难超出了当时国人的想象力。一个巨大的历史问号横亘在国人面前，即这种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文化还国人的目标所指吗?

中国人将何为，作为先锋的知识分子开始分化了，“玄学派”开始萌发并率先出场。

首先，可以肯定的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先锋知识分子从骨子底是不愿意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且不说中华文化曾经孕育迄今都令国人为傲的古代文明，毕竟每个国人都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已经与文化溶为一体。文化不仅仅是一些看得见的历史遗存，更多的内在于每个国人的思维方法与日常生活举止之中。从这个角度上说，“玄学”的根扎得很深。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玄学派”生成的根本原因。这场空前但不绝后的战争，使整个人类的神经受到了重大的刺激，中国虽因距离主战场较远，受的经济损失相对较小，但受的思想刺激则非常重大。在战场枪炮闪耀的火光中，照见了西方政治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映照出西方所谓的文明世界是一个无比惨酷、极端无情的世界。一战的枪炮声迫使本来对西方文化寄以希望与热情的一些中国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也使得本来就不甘心放弃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心存留念的知识分子抬起头来，又重新扎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早在1916年一战激正酣之时，《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写道：“近年以来，吾国人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发明之利器栽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另外，他还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指出，此次欧洲大战使西方文明破绽毕露，同时它也使原来崇拜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懂得了，西方各国所以获得富强的原因与因富强而得的结果，“无一非人类间最悲惨最痛苦之生活”。于是“信赖西方文明，欲借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执学界牛耳的梁启超在1919--1920年亲访西欧，回国后在《欧游心影录》说到，所到之处，目睹的是一片残垣断壁、凄惨衰落的破败景象；耳闻的是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世界已临近末日的悲观论调。其时，梁启超已经产生了“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想。就连一直鼓吹“全盘西化”的著名的西化派人士胡适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怀疑心理。

其次，战后西方学者对一战的反思进一步加快了“玄学派”的生长步伐。一战其时和之后，许多欧洲学者也在反思这场空前的人类浩劫，就自然想到了东方国家。不少西方哲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希望从这曾经的“世外桃源”寻找到失落的情感和医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良方。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他们或发表演讲，或著书立说，总是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西方文化的自我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实以当时急病乱投医的焦躁心态也有意无意地放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而忽视其不足。191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在致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信中便指出:“大战之惨祸，已明白昭示欧洲文化弊病深重，非吸取东方文化之精髓，融东西文化于一炉，不足以言自存”。英国哲学家高秉德亦“叹美东洋文明，而尤渴仰中华文明，居恒指摘欧洲文明之弊害，于多数欧洲人向所冷视轻蔑之中国文明，则极力提倡，以为最宜学步”。他在其新著《产业上之自由》一书中对中国文明给予了极高的赞赏，认为战后的欧洲人欲“创造新文明之欧洲”，就必须“取中国文明所有精神的特质之优越部分，以实行之”。否则，“过饱于机械的欧洲文明”便不可能获得新生。来华访问讲学的大哲学家杜威对中国人“顺乎自然、安分知足、宽大和平、不怨天尤人”的人生哲学推崇备至，认为“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对于人类文化有种重要而有价值的贡献，而且含有一种为急促的、燥烈的、繁忙的、营扰的西方人所无限需要的素质”。诸如此类的言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被放大到了极致，甚至缺点也成了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方文化救世论”开始出现。这股思潮认为，西方文化已出现严重危机，只有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才能救其弊，使西方文化获得新生。“东方文化救世论”也是“玄学派”的出场语境，语境已经生成，“玄学派”出场是必然的。

一战的爆发客观上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先锋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分化，出现了“玄学派”，并产生了与之对立的“科学派”。如果说“玄学派”是由外部催生而迅速登场的话，那么“科学派”是自然而然而又缓缓而出的，或者说从鸦片战争以来，“科学派”就一以贯之的向前发展着，只是不叫“科学派”这个名字而已。

二、科学派的出场语境

玄学派与科学派的产生源头是一样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其时最激切的反应就是学习、模仿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即被传统视为“不入士大夫案头”的“奇技淫巧”—科学技术，这成了当时社会各派人物的共识。林则徐主张学洋人之“船坚炮利”,而魏源则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则徐和魏源应该是科学派的始作俑者，自他们开始，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这些一代代的“准科学派”就抱定一个宗旨，只有西方科学才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重新屹立于民族之林。尽管这一宗旨常被历史的迷雾所遮蔽,但都一直存在着,即使在历史发展“最要紧的”几步，“准科学派”也从没有放弃这种信念，而是把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不断的推向全面和深入，即科学不仅是器物还是科学方法，更是科学精神，他们也始终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不管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还是其它，总之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微积分、代数、几何、概率论到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从蒸汽机、织布机到炼钢炉，从轮船、火车到电报、电话等等相继传入中国。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有过一个名噪一时的洋务运动，比洋务运动稍晚，日本也在加入了这一进程，这就是明治维新(1868年)。所不同的是，日本天皇还实行了一系列旨在长远的制度改革。两者产生的结果却天壤之别，这在其后的甲午海战表现得淋漓尽致。日军以并不优于清军的实力,完全覆灭了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

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现实所彰显出来的历史的刚性逻辑迫使当时先锋知识分子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是学习西方、模仿西方，与西方并进的根本性障碍，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科学是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有自强之言，而无法产生自强之实。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已经彻底腐朽。舍本求末去办一点洋务,学一点自然科学知识和掌握一点技术制造,并不能挽救危亡。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精粮足，也挽救不了一个内部已经腐朽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学习西学之根本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非常可惜的是，尽管看到本朝“法度”腐败,谁也不敢提出从根本上变革或效法西方的主张，只能提出枝节的改良方案并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重新纳入“圣君贤相”的传统逻辑。这彻底失去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只能是为自己最终喋血菜市口埋下了伏笔而已。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同样是宝贵的财富，有时有失败的教训显得更加珍贵。倾向于科技救国的知识分子尽管自始自终被纷乱的中国政治所排斥，但仍然有意无意地扮演了理性、启蒙之角色。他们把西方的进化、改良、适者生存等进步思想逐步引入中国社会，也一直是后来改革包括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思想养料。“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变的观念毕竟已深入人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总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正是这样不断上演的悲剧使广大民众认识到必须改造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才能实现科技救国。这一历史重任只到辛亥革命才得以暂告一段落。

然而辛亥革命仍然烙上的悲剧的印迹，它也只是赶走一个皇帝而已，帝制被推翻，专制仍存在。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仍在，未受启蒙的底层百姓仍然把寄希望于“圣人出”，即专制的群众心理基础仍然强劲，这是最致命的。社会的进步不是依靠几个大人物，也是那一群知识分子，而是社会的每一个现实的个人。体制上的革命可以在迅速完成，但思想上的革命并不与其同步，思想上的革命要比体制上的革命重要得多，这是五四期间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启蒙民心民智，重塑国民素质，才能使中华摆脱列强欺侮，此时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以往历史过程中，西学对于中国国民来讲,是迫不得已外在的东西，人们在被动的接受着，科学技术始终是一个外力,不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诞生了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的血泪史让他们认清学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能停留在仅是器物层面，而是掌握科学方法，更是把握科学精神。科技技术作用于物而成的器物文明是低级的，只有把它上升为科学精神，并与人结合，推之于全社会才能产生强大的社会进步的动力。

当一战的枪炮声伟到中国，作为前“科学派”的他们没有退回到传统的故纸堆，从所谓的国故中寻找良策，而是毅然决然地从事这一个艰难的启蒙。他们在利用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成功导演一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

作为思想革命、文化创新和民众启蒙的五四运动，无论其规模声势，还是文化拓展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外来的文化观念、思想方法正在取代传统的地位。新观念的启迪、新领域的开拓、新学科的创造、新方法的运用，使中国文化正突破原有格局，酝酿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结构。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对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认识更为深入，并随着对中国国民性、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激烈的批判，一时间，来自西方学术领域的各种主义思潮、各种名词概念、各派大家名家纷纷在中国土壤上登场和传播。随着讨论的深入，论题便逐渐介入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人生观等领域。理所当然，作为持不同救国方略的科学派与玄学派面对五四运动搭好的平台必然要展开对话。因为一方面五四运动的成果需要总结与巩固，另一方面，这种思想运动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科玄论战”已不仅仅是先驱思想者们在器物、制度层次上的冲突,更关键的是着重争论科学对于人生、信仰、道德、情感的意义。

三、“科玄论战”的出场形态

对一战的反思和对一战后中国的命运和出路的思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并逐渐走上理论上的偏执，因此只要有一个细小的火星介入，激烈交锋将不可避免。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吴文藻之邀在清华学校所作了一个演讲，后来以《人生观》为名发表，在演讲中他对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提出了置疑，这一事件无疑充当了这一导火线。张的这篇演讲发表后，遭到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批评，并著《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对张君劢进行反驳，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历时近一年之久、几乎使所有学术界和思想界名流卷入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被后来冠之为“玄学派”主将的张君劢提醒听他演讲的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留学生们，不是所有事都有公例可循，都受科学的必然性支配，人生观问题就没有一个是非真伪的标准。因为虽然同为人生，但由于彼此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意见也就必然不同或者相反，“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较为系统的阐述了科学与人生观的五个不同特点：第一，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第二，科学受逻辑方法支配，人生观则源于直觉；第三，科学的方法为分析，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受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则起于人格的单一性。正因为科学与人生观的特点不同，“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在其后的论战中，除张君劢先后撰《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之评价》和《<人生观之论战>序》等文，进一步申辩和强化自己的观点，梁启超、林宰平、张东荪、屠孝实、瞿菊农等也纷纷撰文，支持、补充或丰富张君劢的观点。

作为“科学派”主将的丁文江就张君劢的“人生无是非之标准”进行有力的回击，他指出“人生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永远不能统一，我们总有求它统一的义务。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不求是非真伪，又从那里的标准？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这场笔仗就正式开火了。尽管后来涉及问题过于广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主题的深入研讨，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张君劢、丁文江以及其他参战者的语言表述风格上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都采取了西方探求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

张君劢为了论证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他采纳西方对科学的分类法，即把科学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认为精神科学没有如同物质科学那样的“牢固不拔”、“一成不变”的“公例”可求。既然精神科学没有“公例”可求，那么，与精神科学“相表里”的人生观就更是“不可测度”了，不能为科学的因果律所支配。人类生活虽然离不开理智，但理智不能囊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另外极重要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有许多方向，尤其神秘的是“爱和美”，无论“科学帝国”的版图和权威扩大到什么程度，“爱和美”都会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不能解决复杂情感和道德问题，那什么能支配人生观，解决复杂的情感和道德问题呢？张君劢认为，“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乃不能不舍科学而别求一种解释于哲学或玄学中”。张氏所说的“玄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人生观，特别是宋明理学家的心性之学，另一种是19世纪以来西方的柏格森人本主义学说。他还将孔孟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家的心性之学与西方人本主义学说进行比较，认为西方“人本主义”和“精神哲学”都“与我先圣之义吻合”，故不必以地理之隔绝而抛弃之。

至此，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张君劢完全退回传统“中体西用”之中，即使是西方人本主义学说也只能是一种新瓶装旧酒，有开辟新儒学的可能。而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则指出“玄学是科学的敌人”，“玄学鬼”在西方没有饭吃，跑到中国来害人，他极力倡导“科学的万能”，用科学统领一切，特别要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生活所有领域，大力提倡“今日最大的责任和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批判张君劢的“人生观建筑在很松散的泥沙之上，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提醒年轻人不要上了“玄学鬼”的当。

“科玄论战”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吊诡的是，即使在今天，用纯粹学术的目光看，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出的应答，比如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价值判断的“应当”与事实判断的“是”是两个范畴，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和强调等等，比起“科学派”的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要深刻得多，它更符合于20世纪的思潮的主流观点。如周知，唯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正是当前学界批判的靶子。今天的现实已经表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已经导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离。学界已经形成共识：无论科学如何发展，科学方法如何完善，人生问题始终都是一个独特的领域，绝非科学发展所能完全解决得了的，“真”并不直接导致“善”。

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提出的许多观点，虽然不乏深刻的洞见，如果观照今天学界主导观点无疑是幼稚的，错误的。比如把科学的精神推广成最好的处世之道，并视之为最高尚的人生观；将科学真理性与普遍性扩展成科学万能，进而推广为科学方法万能。在当前学界，泛科学化、科学主义多是从否定意义上来讨论的。反观张君劢及其支持者的观点，如果放在今天，是非常正确而且极富价值。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大力弘扬西方科学技术以及科技方法，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一历史的要求上看，他们的基本主张和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本无可厚非，但在其时，它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遭到多年抨击即将死去的腐朽落后的糟粕得以复活留下了空间。在当时，中国还处于“遍地的乩坛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不发达的交通、不发达的实业”。这种暗淡的社会现实和惨淡的科学现实之中，正需要科学来涤荡，正是大力弘扬科学的时候，玄学派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阻力。真理是有条件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在过去也许是错误的、落后的、反动的。

  “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科学界、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影响最广最深的争论，争论的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思想影响大于学术成果。“科玄论战”的实质仍然是某种意识形态之争，的确是一场人生观的争论,这种人生观又是与社会改造的方案联系在一起，这是争论的主题。在争论的起始就渗透这一思想，并一以贯之，并在最后得到强化，这也是科学派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直到五四时期，如果说能有些进步，那都应归功于科学，但这不好说是科学派的作用。因为其时还没有科学派，只能说“前科学派”。但在一战和五四之后，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特别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就不能不归功于科学派了。五四时期，国人才真正开始对科学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也造就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有了全国性的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教育的推广，科学机构的建立、科学杂志的创办，并完成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过程, 造就一批批科学人才，在各专门领域涌现了一批有深刻思想的大师级学者，取得了世界同行称道，也令今人汗颜的科学成果。在1900年，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微积分,1925年已经少数的大学创办了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到了1938年，西南联大的科学教育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如果不是抗战的全面爆发而引发的“救亡压倒启蒙”强行切断这一发展进程，难以想象中国近现代科学将是怎么的生动局面，难怪有人把五四到抗战前的十多年誉为中国科学事业的黄金时代，在这里面都能看到科学派别的影子。比这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派在推动中国自然科学向前发展的同时，还使中国人的思想得了空前的解放，他们开始办报刊杂志、办学术社团；在国民中传播科学，传播民主，让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开始懂得，科学还有自己的思想精神内涵，要学习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科学还有自己的价值内涵：自由、平等、人权。科学派很好地巩固和拓展了五四运动的成果，并为中国的现代化进一步开辟道路，使“科学”与“民主”更加深入人心。他们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可以肯定的说，科学派客观上扮演了理性和启蒙的角色，这在以后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变进程中也得到充分的展现。

  “科玄论战”距今已有八十余年了，在这期间，由于众多国内国际的因素的干扰，“科玄论战”的启蒙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今天中国人又一次走到了社会转型的分岔口，重新审视“科玄论战”这一珍贵历史遗产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已经封尘，愿今人哀之，更应鉴之，以免后人复哀于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