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预计：2039年前，中国在自然科学做出的发现，将有多个达到值得获诺贝尔奖的水平。

 

必须说明：国家支持科学，当然不是为了得奖；个人做研究，也不能唯奖是论。

 

但是，正确估计和理解中国科学的发展趋势，将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科学工作者的选择。

 

以估计值得获诺贝尔奖工作出现的时间，可以比较方便地讨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方面。

 

这个预计是依据于过去发展的速度和对前景的信心。

 

这是对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估计。而相应地，中国也应该在非常有意义的发明、在应用性成果方面有同等的成就。

 

做出这样的工作，不仅是荣誉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有关国家科学进步，有关科学经费产出效果。

 

这个预计不能算很乐观：日本于50年前就有科学家以在日本国内的工作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迄今日本已经获得十几项诺贝尔奖。中国如果在30年内有多个工作出现，也并没有在80年内追上日本，只是使差别小于80年。所以，如果不是保守的估计，也是悲观的估计。

 

但是，这个估计，从另一个侧面看，特别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基础科学的水平来看，好像又比较乐观。不过，1979年，国内和国际也没有多少人想到中国的2009年中国经济可以达到的程度。所以，预计2039的科学状况，允许一些乐观的余地也不算很过分。

 

技术细节上，不是说30年内一定得多个奖，而是说值得获奖的工作将出现，因为做出研究和得奖之间有时间间隔。

 

我也声明，值得得奖和真得奖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有时奖给错了。既有质量不到的给了，也有 质量到的没给。所以，我反对以得奖为标准，只是用值得得奖来做一个便利的说法。如果某个工作水平不行，即使得奖了，也不能算在我预计的值得得奖的范围内。

 

如果多数中国科学界人士同意中国科学的这个方面不会落后于日本80年，那么，很多事情就应该有相应的改变。

 

说出这个预计可以有多重意义：

 

国家在科学政策的大局上，要创造环境和条件，使科学工作者集中精力。如果国家的环境，对中国本土将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支持，远不如给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过江之卿，那么30年后，这些科学政策就可能要被严肃检讨。

 

经费管理机构，要发掘和支持做优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有潜力的人，而不要让他们成为假科学玩权力者搞的奴隶。只有这样，30年后审视这30年的经费分配，才不会成为历史批判的对象。

 

各单位要以国家大局为重，不仅支持自己部门的优秀人才和工作，也支持其他单位的人才和工作。如果一个单位为了局部利益而恶性竞争，常常打压其他单位，损害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现在有潜力的年轻人、以后得奖的优秀科学家），那么30年后，这样单位的不良作风，可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

 

科学和教育界行政人员，需要想方设法吸引和发现追求高水平原始创新的科研人员。那些把科研单位的工作集中于追求单位和个人利益、而不以学术为最高追求和常规追求的领导，将为历史所问责。不努力识别人才、容不得优秀人才的领导，将被历史所嘲笑。

 

单位和领导要鼓励和支持做重要工作的科研人员。如果用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指标压前沿的科研人员，一时好像领先，其实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招聘有名但是到位后不能做研究的人，最后推动有限。

 

留恋国外不回国的华裔科学家们可以看到，在国外的华裔科学家能有优异成就早已不稀缺，而回国促进国内环境和中国科学，将有更大的意义。真正能在各方面，无论大小为国内的科学和教育做一些工作者，30年后可以欣慰自己也有贡献。在国外待遇很好在国内工作起来蜻蜓点水而追求个人利益却非常积极者，更是愧对国人。

 

国内有信心和才能的科学工作者，要能自持，不为目前的浮光掠影所动，敢于冒险和做有长远意义的工作。如果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地发表文章，要么是没有能力，要么是对自己能力的否定，30年后，也许后悔。

 

现在的年轻人和学生，应该努力深刻理解科学、欣赏好的科学，而不只简单地为有文章发表所兴奋和激动。如果那样，30年后将发现自己看错了。

 

教育机构和教师，不能以上重点大学率、出国率为唯一标准。早期发现有特色的学生，为他们创造一小块天空，为他们今后茁壮成长打下基础，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2002年，我写《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时，讨论了中国科学的论文情况，最后一段说: “希望这样的时间会比较快地到来，那时将无法用历数几个杂志的论文发表情况来观测中国科学的进步：或者因为论文数量多得难以计算、或者因为研究水平用杂志名称或论文篇数来计算就如海水用斗量一般”。这样的时间确实很快到来，比我当时想象的要快。

 

本文结尾时，我希望本文受批判的时代尽快到来，因为那时中国科学发展很好，以诺贝尔奖说事的本文起到的负面作用将大于正面作用。

 

在那个时代到来以前，本文的作用可能还是以良性为主。

 

（发表于《南方周末》200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