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掉这块“废电池”
                         高金华
   学生放寒假，教师忙“充电”，笔者意外地看到了一块“废电池”。赵碧波撰写的《在线教育：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复转载。第一次转载是在2002年第８期73～76页，原载《政工学刊》（大连）2002.5.16～18；第二次转载是在同年第11期64～66页，原载《基层政治工作研究》（长沙）2002.5.11～12。仅就《思想政治教育》的订阅者来说，花钱买来一篇多余的文章，减少了理应获得的信息量。
   在学术风气较好的年代，一稿多发的现象极为少见；但近些年来人们对一稿多投、一稿多发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然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以下简称“复印资料”） 在同一期刊两次转载同一篇文章令笔者感到惊讶。
   笔者在此仅就两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是科研成果转化问题。
   从本质上来看，科研成果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科研成果有两种存在形态：尚未公开发表和已经公开发表。前一种形态属于个人意识，后一种形态属于社会意识。我们不能把那些公开发表的东西都称为成果，因为其中很多东西是文字垃圾；我们也不能断言尚未公开发表的东西都不是成果，因为科学发展史上永放光芒的一些篇章在作者有生之年曾经难以问世。社会进步在精神文明方面的重要标志是科研成果能否尽快地由个人意识转化为社会意识并进而转化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界空前繁荣，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同时仍然存在着突出的矛盾。一方面很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稿难以发表，另一方面一稿多发的现象层出不穷。一稿多发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败坏了学术研究的风气。
   为了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除了加强科研道德和编辑道德建设外，还必须加快科研和出版管理体制改革。要让那些无视法律的科研人员受到法律的制裁，要请那些缺乏科研道德的人退出科研领域。要在法律上明确限定期刊社的审稿期限以及发出采稿通知的义务；放宽对期刊市场的限制，让科技期刊公平竞争，从而让一切创造精神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二是科研成果评价问题。
   五十年代后期问世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身价倍增，被不少人誉为“国内公认的最具学术资料权威性的系列刊物”（2001年２月10日《光明日报》）、“以其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分类科学，筛选严谨，结构合理完备，成为国内最有权威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专题文献资料宝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网页）一些科技期刊利用其发表的文章被这种刊物全文转载量之多，来证明编辑学术水平之高；在评定职称时，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用文章是否被该刊物转载作为量化加分的一条重要标准。
   《思想政治教育》在同一栏目（“军队思政”）两次转载发表于两份期刊上的同一篇文章，不但令人怀疑该刊物筛选论文的严谨性，更令人反思科研成果评价的权威性问题。
   首先，权威都相对的，没有什么“最权威”的东西。除了绝对的无限的宇宙整体，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对权威的认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上网检索，人们在《深圳大学学报》“光荣榜”上可以看到：《新华文摘》“最具权威性”，复印资料则等而次之。在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中，更没有复印资料的一席之地。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订阅那些期刊才能让特定的读者群体获得更多的专业信息？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无疑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16开本的大书被人们异化为评价期刊及其所发表的文章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手册”。在评职称时，所谓“核心期刊论文”，每篇５分，在非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只能得２分；而前者可能通篇都是文字垃圾，后者可能是某一学科的划时代文献。
   再则，权威是必要的，科研成果评价需要公认的权威。科研成果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而且需要组建权威的评价队伍。制定标准是首要的，一些单位之所以把“核心期刊”和“三大文摘”（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作为主要标准，正是因为缺乏更科学更全面更权威的标准。各种科研单位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成果评价标准，但我们也需要若干项公认的社会标准，更需要由政府出面制定出一些科研评价的国家标准。科学发展的历程说明，科研成果的评价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科研成果评价队伍的权威性要靠群体性和流动性来保证。
   总之，要促进我国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繁荣和进步，都必须从制度层面，解决科研成果的转化和评价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4年１月29日第５版（学术批评）。（编辑：杜娟）
   投稿标题：一稿多发凸显出的两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