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冷暖俗情谙世路—学界小说丛谈之《流逝》-陈立群的博文

冷暖俗情谙世路—学界小说丛谈之《流逝》

2025-10-31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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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是作者第三本中短篇小说的结集，汇集了在1981年到1983年间发表的两部中篇和12个短篇。这些小说题材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写不同阶层、背景、职业、年龄的上海居民的城市生活，两个中篇《归去来兮》和《流逝》写昔日资本家多妻大家庭中众生相，短篇《朋友》写小男孩上学以后就无法再与邻居学前小女孩做朋友，《军军民民》写有战事时与和平时军民关系的微妙差别，《金灿灿的落叶》写夫妻教育程度变化对婚姻的威胁，《迷宫之径》写出版社不同年龄编辑间的分歧，《车往皇藏峪》写游客在长途车上的冲突与合作，《窗前搭起脚手架》写城市年轻白领居民与修缮房屋青年工人的差异。其二是文工团相关的生活，《小家伙》写乐团中自费跟团学习的小女孩最初不受待见后来考取大学变得看不起乐团，《B角》写位天赋平平的演员的追求与梦想，《舞台小世界》写地区文工团的权力结构及其明争暗斗。其三是农村生活或异地恋爱，《回旋曲》是异地恋两地分居的生活花絮，《绕公社一周》写知青生活的片段。这些也都是作者早期小说中常见的题材。上述三类之外的是写大学教师的《大哉赵子谦》。就我个人偏好，我喜欢《归去来兮》和《流逝》或许还有《窗前搭起脚手架》；当年对我认知帮助比较大的有《金灿灿的落叶》《舞台小世界》《窗前搭起脚手架》和《大哉赵子谦》。作为学界小说丛谈的一篇，本文只说《金灿灿的落叶》《迷宫之径》《窗前搭起脚手架》和《大哉赵子谦》。

《金灿灿的落叶》发表于《青春》1981年12期。一个简短的故事，缺少很充实的细节，更像一个寓言。故事发生在1981年暑假。叙述者是女主人公莫愁，整个故事基本上是她的心理活动，还有少量观察。66届初中生莫愁，在六十年代后期认识了同样不是红五类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66届高中生，在高中生追求下，两人结婚。恢复高考后，丈夫读了大学，与班上年轻女同学过从甚密，女同学到家里讨论。这让莫愁很后悔。“她本来可以考大学的，她和他同样的喜欢读书、学习。这是他们产生感情的最早因素。听到择优录取的消息，她和他一样高兴。可当她看见出生三个月的儿子，九个平方米的小窝，她决定，放弃。考试，上学，要有条件。他们这个小家庭，聚集所有的能源，也只能凑够一个人高考求学的人力物力。(p. 221)”“他刚上学时，每次回家还和她谈谈，她也喜欢听可却撑不住要打呵欠，她太累太困了。后来，他谈的越来越艰深，她听起来感到吃力，不甚理解了。她对文学的知识还停留在中学生的欣赏水平上，而他已经深入进去，在探索，在研究……他走进了新的领域，她仍然留在旧生活中，他们很难有共同的话题了。然而，她所以留在旧生活中，全是为了他，为了能把他送进新生活。她本来可以上大学的，她考得取的，可她放弃了，全是为了他。(p. 223)”“她的牺牲结果是在他们之间筑了一道墙，掘了一条沟。(p. 224)”“莫愁只怨自己，她知道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她相信，如果没有这个女孩子，他还是会对她淡漠。尽管他说，‘你还是你。只不过—’只不过他爱的那个莫愁已经逝去了。……她只怨自己，可又委屈，她本是一片好心，一腔的爱呀！生活就是这样无情。(p. 225)”她遐想，“如果当时，他们一同带孩子，忙家务，一同忙中偷闲准备功课，参加高考，一同录取，或者一同落第，那么现在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p. 224)”小说中多次出现莫愁最初对爱情的理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p. 221)”用赵孟頫的《我侬词》说就是，“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但现实往往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p. 224)”小说最后，莫愁要求丈夫给她一年时间，她要努力让他回来。

这个故事首先让人联想的就是百年前鲁迅的《伤逝》。叙述者和男主人公涓生同居生活困顿，抛弃了同居女友子君，随后她抑郁而死。有经验的阅读者不难解构叙述者话术而看清“始乱终弃”本质。《金灿灿的落叶》则是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提升自己而距离变大时要发奋赶上。顺便一提，八十年代，涉及情变故事，引用最多的名言就是鲁迅《伤逝》中“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涉及婚变故事引用最多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后来学德语时，还专门查了这段话的原文，Ist nur die auf Liebe gegruendete Ehe sittlich, so auch nur die, worin die Liebe fortbesteht. ……ein positives Aufhoeren der Zuneigung, oder ihre Verdraengung durch eine neue leidenschaftliche Liebe, macht die Scheidung fuer beide Theile wie fuer die Gesellschaft zur Wohlthat. 这篇小说女主人公有叙述者优势，让读者对她的委屈和不平很有共鸣，同时也更佩服她的明智和硬气。小说作者另有篇随笔《上海女人的硬》，“上海女性是吴越中最硬的来的。她们的硬不一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你决不能将她们的眼泪视作软弱，就是这道理。切莫以为有那几行悬铃木，上海这城市就是罗曼蒂克的了，这里面都是硬功夫，一砖一瓦堆砌起来。”在上海居住三十多年，对最后的话很有同感。摩顶放踵，胼手胝足，我个人欣赏这种“硬”，虽然可能正是我所缺少。除了情感的共鸣，《金灿灿的落叶》最重要的认知启示：在宏大叙事之外，任何“牺牲”都将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一个人呢？首先要有自己的存在，然后才能去爱，去给予，同时接受别人的。(p. 226)”甚至也不限于爱情婚姻。例如在职场，发展好自己，才是给雇主的最大贡献。现在年轻人聪明，更难PUA。

《迷宫之径》发表于《文汇月刊》1982年第2期。故事发生在儿童出版社中年级文艺编辑室。叙述者“我”是刚离开小学教师岗位到编辑部的新人杨铭铭。主人公是多数时间被称为老韩的室主任韩则礼，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坐过牢，即将退休。“老头子在家里的威信显然不高，谁都不怕他。他就是那么个和气可亲、没有架子的老头儿。他在单位里威信也不高。同样也没有人怕他。只是，他在单位里是室主任，是领导，虽然没有敬畏之心，也得服从他。(p. 273)”与老韩矛盾冲突是小高，一位年轻编辑。冲突的焦点是部书稿《皮大王》，一个生动有趣的调皮孩子故事，“他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充满活力，勇敢……(p. 269)”，麻烦在于他不听话。小高觉得，“为什么非要他们听话呢？大人的话究竟有多高明呢？(p. 269)”老韩认为社会效果不好，不同意出版。小高还提出改革建议，“把权力交给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有权对稿子作出决定，但要承担后果。(p. 270)”由于小高在冲突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老韩获得上级批准让小高去党校学习一阵再说，就是有可能被踢出编辑室。这让杨铭铭“忽然意识到面前坐着的是领导，是我们室主任，并不仅仅是孤独的上了年纪的人。(p. 274)”小说《迷宫之径》字面意思是到编辑室的路，出版社的建筑类似迷宫，为当年外国大富翁根据女儿的梦境所见建造作为女儿的结婚礼物。或许在隐喻意义上，职场复杂如迷宫，需要探索路径。当年读这篇小说没有太深印象。假如有启示，应该是：江湖险恶，尊重领导，即使领导以慈祥忠厚的长者面目出现。

《窗前搭起脚手架》发表于《人民文学》1983年第1期。该小说以1981年夏天上海市区花园坊大修从而窗前搭起脚手架为契机，写了居民与工人的偶遇。女主人是住在二楼的边微，69届初中生，从江西返沪，在生产组做过一年，现在出版社工作，到夏天就不舒服，休病假在家。男主人公是大修的工人林师傅，68届初中生。边微有两位追求者：67届高中生大为，77年考取大学中文系；69届初中生川川，在社科院资料室工作。“边微的爸爸喜欢大卫沉着，边微的妈妈喜欢川川潇洒。边微谁都喜欢，又谁都不喜欢，他喜欢杜丘那样山一般严峻的男人；而川川和大为都不象高仓健，川川倒有些儿象矢村警长。(p. 396)”有这种复杂关系肯定是读书人。林师傅手下有两个工人，他的迷妹小邓和迷弟毛弟，小邓不姓邓但爱唱邓丽君的歌而被人这样叫。在无聊中，边微观察这些工人。林师傅对边微也有对话的兴趣，他对小邓讲“我有个同学，……爸爸妈妈都是教授，会辅导他。……结果考取复旦大学外语系。我爸爸没有本事，只会退休让我顶替。反正，教授的儿子做教授，木匠的儿子做木匠。(p. 397)”小邓很开心师傅跟她说许多话，但实际上听不懂，边微听得懂。边微喜欢工人们的简单。“太复杂的头脑有时会妨碍我们对生活的兴趣。生活本来是平凡的，却有很多乐趣。(p. 396)”“这位林师傅对人世的看法，要比川川、大为和她所有的朋友都简单、质朴、实在，也初级得多，可是边微却悟到其中某些深意。最高的真理，其形式往往又是最低了。(p. 397)”林师傅感慨，“你们家的书比我们单位图书馆的还多。(p. 399)”星期天专程到边微家借书。林师傅想与边微川川大为聊天，却难以融入。例如他认真地说，“人是高等动物，人应该有更高的要求。(p. 406)”边微窘迫，川川讥笑，大为转移话题圆场，毕竟“关于人是哪一级的生物，他们十四岁时就已经谈透了。(p. 406)”连对他最友好的边微也“不想听他的叹息，她听过更深奥更高级的叹息。(p. 407)”以后林师傅每个星期天都去借书还书。钱锺书《围城》中称，“借书是男女恋爱的初步”。川川退出了“表示对边微很失望，说他没兴趣与一个脚手架上的‘高等生物’竞争(p. 409)”大为因为忙于毕业的事情也不来了。面对到家里做客的林师傅，“她更倾心于脚手架上那个穿着工作服，一身汗味，邋邋遢遢的林师傅。那时候的他，老成，沉着，有力量，以后男人的气派，倒真有点高仓健的风度。她被他吸引着，却又觉得他还不够雄健。她希望他能主动一些，更自信一些，更大胆一些。(p. 409)”林师傅遇到具体的麻烦，例如要考中学文凭，翻修房子时隔壁邻居抢他们家只有九平的地盘，心情很不好。边微其实有些高兴有具体的话题，奇怪林师傅不告诉她，但说出口的话都大而无当，林师傅也不想深谈。小邓抢白边微，“林师傅心里烦也烦死了，你还和他说这些，不顶吃又不顶用！(p. 411)”边微也意识到，“面前的生活如此具体，却要去研究广义的生活，未免滑稽。(p. 411)”事情虽然过去，两人再聊天兴趣索然，“边微从他话里听出他的肤浅。林师傅从她话里听出她的虚情。他们仍然谈不起来，力不从心。并且发觉这种谈话实在成了彼此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还是不谈的好。(p. 412)”立秋后，边微的身体好了，就去上班了。大修也快结束了。林师傅和小邓互相表白，原来“她的心情很复杂，自己的师傅能为这个上等的姑娘看得起，她感到骄傲。可是隐隐的又有一点不快。(p. 403)”小邓告诉林师傅，“你和她好，不会开心的。……你不会把真心话告诉她，你不好意思告诉她，我看得出。(p. 415)”大为来看边微，他主动要分配到当年插队的地方，边微愿意当他的未婚妻，也没有让他改主意，两人相约通信。边微所说，“人和人，终究是一样的。(p. 403)”也许成立，但毕竟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窗前搭起脚手架》在本文所谈几篇短篇中最有作者的风格。编辑部和高校是作者很少写的场景，另外三篇也过于直白，缺乏作者常有的含蓄与微妙。作者母亲是名作家，除了下乡和基层文工团没有更多底层生活经验。因此对底层往往有些一厢情愿的想象。正如边微看林师傅，“他是另外一种人，他应该有极简朴、极实在而又极动人的哲学。(p. 406)”这些其实不足为训。我当年读《窗前搭起脚手架》，最感兴趣的人物是大为而非男女主人公。大为是即将毕业的在读大学生，传闻可能留校，老师劝他考研，但他觉得年龄已经不合适继续上学了。他劳神的问题是“什么都有了的人应该怎么办呢？(p. 401)”这显然是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前的问题，现在谁敢说自己什么都有了？针对边微所说，“希望实现的同时也是失去。(p. 400, 401)”“希望失去的同时，应该再生出新的希望。(p. 414)”这个本质上就是谈《迷乱的星空》中说到的一系列“奋斗的支点”。大为愿意付出包括为自己付出，愿意被需要。大为对边微的认识也很精准。边微说喜欢简单，他说“你比我们都复杂。(p. 396)”边微感慨自己愚蠢，他说“你是最聪敏的了。(p. 401)”边微要换口味，他说“有些菜肴对你是不合适的。(p. 407)”两人可能是良配。

《窗前搭起脚手架》的影响有些一言难尽。如果一定要概括，或许可以说出三点。其一，不要与不同生活轨道的人勉强交集，对双方都不利。小鸭找谁玩？当然是找其它小鸭玩，不行也得是小鹅。其二，“被需要”与“为自己”并非矛盾，前者决定价格，后者决定价值。一个“自由而无用”的人也可能“被需要”，当然也要警惕因为“被需要”而失去自己。“被需要”未必与“宏大叙事”有关。“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其三，生活态度也独立于“宏大叙事”。“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努力向上。(p. 414)”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面都是硬功夫，一砖一瓦堆砌起来。”此外，“希望实现的同时也是失去”很耐人寻味，堪与鲁迅先生《野草·希望》中的最后一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互成对偶。

《大哉赵子谦》发表于《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这是作者很少见的以大学教师为主人公的小说。68岁的大学教师赵子谦要写文章《对当今现代汉语体系的几点看法》。前一天晚上已故同事袁绍秉先生的夫人送来袁先生生前文章的结集，让赵先生惊觉他比袁先生多活了六年但还没有文章行世。刚写了题目，邻居让他帮忙看炉子，然后又有邻居让赵师母帮忙看孩子，接着钱先生来找他下棋，到了饭点又留饭，饭后喝茶下棋聊天，走时已经夕阳斜照了。晚上儿子告诉他教育局分房子，不要再谦让。第二天周六，上午去学校政治学校，听人读一篇他看过的社论。学校张书记告诉他分给他二楼三套间的房子。年轻十岁的张书记自己家条件很差，赵先生把他当作做人楷模。同时书记请他写期末总结。“写总结，确是一桩既费时又费力，既没名又没利的事，并且实在不是赵先生份内的事情。然而，却象有什么明文规定，次次都派给赵先生。怨不得别人，只怨赵先生做事太认真，哪一回都是圆圆满满完成任务的。因此叫人们觉得，这事只有赵先生才能做得，而赵先生做此事，是最内行的了。岂不知赵先生花了多少辛苦，岂不知赵先生写总结，是从头学起。他写的总结合起来足有几十万字，而对现代汉语体系的几点看法，十几万字便可以完成了。(p. 435)”回家后，儿子与赵先生发生争吵，他又想把分到的房子让出去。写总结中，赵先生在赵师母催促下，去医院看病，就住院了，肝癌晚期。众人都来看望赵先生，人太多，护士挡驾，赵先生说不能怠慢。护士说，“您就不怕把自个儿怠慢啊？(p. 440)”赵先生让赵师母回家，下次再来时带着抽屉里一个纸包。袁师母来探望，提醒“赵先生有什么文章吗？该及早让他作些交代。万一，万一有个山高水低，也能留下一点东西，不枉人生在世苦了一遍。(p. 444)”赵师母拿回来的只是不太大的信封。儿子也向父亲认了错。总结也有别人拿去写了。张书记来探望，赵先生拿出信封，原来是捐献遗体的申请。赵先生突然因心肌梗死安详去世。在追悼会上，张书记致悼词后，要家属对来宾致谢辞。儿子拒绝。钱先生作为生前好友，代家属致辞。结尾是“大哉赵子谦！”

除了赵先生，小说中还写截然相反的袁先生。“处在这么个人多而拥挤的世界上，他却毫不介意为人，失去了太多的人心。开着会，听着报告，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说道，‘好没意思，别误了我做文章。’拂袖而去。交给他指导的学生，有不如意者，他会指着鼻子斥道，‘我看透你成不了大器，快与我走开吧。’即使是最接近的老朋友，老同志，都避免不了被他抢白。一旦做起文章，简直是六亲不认。(p. 426)”赵师母说，“袁先生为人也太不厚道，记得你好心劝他讲究点做人，他反说你‘庸才’。(p. 428)”袁先生被批判，感慨“如今也唯有做人这条路，才是可行可靠的了。(p. 428)”六十岁时就抑郁而终。但“文章已经出版了，半生心血终究没有白费。(p. 443)”出版后受到重视引发讨论。面对袁先生的批评，赵先生承认，“我确是庸才，无力成就大业，唯有兢兢业业地做人。(p. 428)”悲剧的是，赵先生也被批判了。“他忽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嫉恨自己的人，嫉恨什么呢？大约嫉恨自己的人缘吧。(p. 428)”因此知做人的难处，“做人的不易，似乎没个现成的准则，全凭自己去琢磨。(p. 429)”

在我看来，小说有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或反讽。这令我想到老舍的一些早期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学界小说丛谈中说过的长篇《赵子曰》，连小说篇名似乎都是在向老舍致敬，如果不是暗合。当年的幼稚读后感，“尽管作者笔下不乏幽默，但我笑不出来，感到心寒，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悲剧，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悲剧。‘大哉赵子谦’似乎已成公论，但几十年后甚至十几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想到这位‘大哉’的先生。毕竟，他留给后人的东西太少了。”现在的看法有些变化。如果是主人公充分认知各种可能性基础上的自主选择，那求仁得仁，旁人无从置喙。如果是不得已的选择，另当别论。小说的悲剧性正在于赵先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更愿意写自己的论著而非单位的总结。他其实是被欺负的老实人，“牺牲”了自己，只是方便了不肯牺牲的聪明人。如前面说《金灿灿的落叶》时所述，这是通例，在日常生活中任何“牺牲”总是产生相反的效果。古人虽然有所谓“三不朽”，如《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但在我看来，所谓“立德”往往见仁见智，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昔日的“孝子”“烈女”“忠臣”“义士”，叙事一改，便成另类。因此，读书人如果有追求，应该是知识精英，而非道德模范。当然，现在人似乎更强调活在当下，“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不管怎样，“大哉”者对小民而言，总是反面教材，要引以为戒。如果说有更具体的启发，就是不能老实到被欺负的程度。为维护个人利益“翻脸”“打回去”，不仅是道德勇气，也是社会义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方面我或许做得不够，但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

作者是我喜欢的作家，读过的作品不限于八十年代早期。八十年代早期的中短篇基本都读过，后来只读过长篇如《69届初中生》和《长恨歌》。就八十年代作品而论，最初主要是写情感，总体上挺美好，特别如《雨，沙沙沙》；然后就是写情理，本文说的就是这个阶段，有些不同场景中的人情世故；再后来则写情欲，代表性作品是“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最后篇是女编辑与男作家的故事勉强可算学界小说。作者生活经历相对简单，因此并非是那类“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作者，但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呈现方式，仍对当年涉世不深的我有所启发，“冷暖俗情谙世路”，“安置疏愚钝滞身”。当然，不限于这里所说的四个短篇。例如在读中篇《归去来兮》后，当年的读后感是，“人常常会莫明其妙地屈服于他所不追求的东西，不知不觉地被他所厌恶的庸俗的东西所包围。只有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使自己回归于自己理想的怀抱，才能称为真正的人。”

作者王安忆1954年在南京出生。1957年随母亲茹志鹃到上海。1961年就读淮海中路小学，1966年升初中分配到上海向明中学。未上过文化课，1969年毕业。1970年到安徽五河县下属农村插队。1972年考取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任大提琴演奏员。1975年开始散文创作，1976年在期刊上发表散文。1978年任上海《儿童文学》编辑，发表儿童文学作品。1980年参加第五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因此成名。1987年调到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94年受聘复旦大学客座教授。2004年受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2024年荣休。2005年受聘硕士生导师。相继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