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工作以来，自己从参与到主笔所编、所写、所译著作多种，以至于轮到出版自己所著，已是很难提起特殊兴趣与期待的季节。此时，我与董兵纯然由兴趣和一点责任感驱使的怡情之作——《识庐：清华园最后的近代住宅与名人故居》出版了。像全力调查、用情书写、精心出版的每道环节一样，此时，由衷的珍爱与欣慰之情依然自我们的心腑迸发，继续用情以专地悉心完善她。
题词赠书之时，蛰伏已久而不忍触碰的曾经激情与感动涌起，十六年前结缘古建筑保护研究的情愫，即使在今天完成专业转向七年之后，更加泛起浓情关切。关于我们身边文物建筑的保护，特别是当代大学扩张与大学历史遗产（有形和无形）保护之间良性关系的建构，以及在唤醒公众对于身边历史和文物建筑理解关爱的自觉意识和使命过程中，不同学科的各级学者如何尽其所能有所作为，这些问题不断萦绕脑际。
在2004年6月召开的林徽因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郑孝燮先生、吴良镛先生、罗哲文先生等与会人士从不同层面提出保护新林院8号的呼吁。心存建筑史情结者几乎无不关注新林院8号的抢救性保护。2006年3月的一个偶然机会，以新林院8号为代表的清华园近代住宅和名人故居，开始走进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和我的视野。将此任务委任于我的田芊教授，心中潜藏着青少年时代与杨廷宝教授的一段情缘，他对于清华园近代住宅与名人故居的研究和保护格外钟情并高度重视；苗日新教授越半个世纪的清华园学习工作与生活之情，积累了丰富的校园风物和名人故居资料，有两位老师的合作指导，使我们的研究在初起之时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
对于清华园名人故居从历史到现实的一次次资料翻检和现场调查，近代住宅的消失之快与处境之危令人倍感紧迫，多数作为出租屋的西院、新林院，不断消逝的胜因院，私搭圈建散漫之中的照澜院，建筑隐患无处不在。在梁思成先生开创建筑史研究传统的源头清华大学，作为学术重镇与建筑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重镇的清华大学，成批连片的典型近代建筑的处境和保护举措的缺失状况如此，其他学校和社会上对近代住宅保护的漠视或保护行动举步维艰的窘境可想而知。清华园“北院旧址”的石碑警示我们，对于文物建筑保护的不积极作为，与出于一时一事之利而无知、无视历史的拆除一样，醒悟之时，徒存扼腕。基于此，《识庐》一书出版的初衷是在清华园首先唤醒学子们保护身边老房子的自觉意识和积极行动。
感念曾经十载的山西省古建筑保护实践给予我的技艺增进和心灵滋养，乡间踏查寻觅古建筑的同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走进我的视阈，并形成此后以文态、物态与生态为中心的一种习惯性关怀。而引领我步入古建筑之门的柴泽俊先生，以不懈进取、业精于勤、老骥伏砺的身教之情，使我在此后的求学与重新工作之路上受益无穷。
本书出版前夕，对于清华园近代住宅和名人故居保护的研究与呼吁，93岁的郑孝燮先生和夫人90岁的马老师，以及85岁的罗哲文先生皆给予鼎力支持，并惠赠墨宝。2008年12月，他们在为本研究成果的题词中不约而同地提及保存历史与记忆问题。郑孝燮先生写道：“托物寄史寄人，留住记忆。邻邦拟为‘古都恩人’立像，我们当保清华梁公故居。”罗哲文先生写道：“一个人失去记忆就会变成呆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忘去了历史便会走向灭亡。清华园近代住宅与名人故居是清华大学光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珍惜和进一步考察研究。”在大学高速发展与影响力急剧扩张的今天，大学发展与历史遗产保护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内在的紧张关系，这是时代智者发出的警示性呼吁。罗工十分关注清华园近代建筑的保护，他几次电话作者：“清华园的文物建筑，像清华学堂、科学馆、大礼堂，你都要这么写一写，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的内涵和价值。”诚挚嘱托，溢于言表。何以不辱使命，作为后辈学人我们惟有行胜于言的不懈前行，从现有研究的深化完善推广开去。
围绕清华园近代住宅这一主题，本研究仅仅是提纲挈领的起步，许多论题还有待深化。愿书中那些逝去的人、物、故事，不只是勾起读者怀旧的情思。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呼声与举措日隆的今天，愿仅存的几片清华园近代住宅建筑，不会继续衰弱变少，不至于苍老的形影茕茕孑立。像得到有效保护与再利用的清华科学馆一样，抑或与后知后觉的北京古城风貌的抢救与保护相仿佛，通过校方、官方、校友、民间等多渠道的实质举措，能够尽快重返清华园历史文化的殿堂，挽救日渐消逝的清华园历史风貌，进而走入世人寻访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科学文化的视阈。惟此，百年清华幸矣，三百年清华园幸矣，清华精神的薪火相传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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