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作为高校图书馆工作者，近年很少借书。近期受委托帮借3本书。一本费孝通撰写的小书，两本词典。简单梳理一下我的经历。作为老图书馆员借几本书，原本属于小事一桩。种种原因，当前实际并不容易。
委托人只提供书名，我进一步询问是否对出版社、出版年份有要求？答复是没有。这相对好办多了。我是先行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检索（挂接了本馆馆藏），选择图书，3本书，同书名的书不少，出版社不同、出版年份不同、馆藏地不同……我选择馆藏地较为集中的。费孝通的这本，理论上应该是最好找的，实际上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我记录下了索书号及馆藏地信息。三本书分布在“综合书库”（属于较为“密集”的书库），有5层，三本书分布在三个楼层。其中有一本显示的馆藏地信息在4楼、5楼（经咨询值班同事知道4楼是自科、5楼是社科）。费孝通的这本，第一次找（1988年出版，在1楼）根据索书号并没有找到书，书不在架上，选择另找一本（2005年出版，在二楼）。上上下下，来回穿梭，各楼层的通道是上了年纪的铁楼梯，还得“小心翼翼”。两本词典，一本是1998年出版，一本是2014年出版，出版社均是商务印书馆，均较为厚重，图书有些年头，但品相属于“新书”。费孝通的这本是“大家小书”，只有138页（21cm）,属于“旧书”，读秀平台显示近年出版的有不少。我在馆藏检索的时候“顺带”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学习通中“馆藏检索”“图书借阅”模块有故障，二是汇文OPAC系统书目检索的“馆藏检索”功能有故障。及时向相关方面反映，并着手解决。
近年，高校图书馆的图书利用率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生成式AI等的冲击是一个方面，实际还有更多原因。比如纸质文献馆藏经费投入不足、人力资源投入不足等等。借书，有道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围绕“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所做的工作偏少。
一次普通的代借图书经历，折射出高校纸质文献服务现实困境。技术平台故障增加用户找书负担，书库布局分散、错架丢书现象，消耗着文献服务的人力与时间。在 AI 快速普及的当下，纸质图书式微已成客观趋势，但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 仍是图书馆不变的初心。图书利用率走低不能简单归罪于外部技术冲击，馆藏建设、系统运维、书库管理、人力保障等内部短板同样值得审视。纸质书不会（也不应）轻易退场，这是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的“根底”，如何补齐服务短板，盘活既有馆藏资源，让藏书真正走向读者，是高校图书馆需要持续思索与实践的现实课题。
附：高校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排架规则科普
高校图书馆普遍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组织馆藏图书，依据分类号进行排架，实现图书有序上架、读者快速找书。
中图法把全部知识分为 22 个基本大类，以大写英文字母标记，A 代表马列毛邓思想，B 哲学宗教，C 社会科学总论，D 政治法律，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T 工业技术等。字母之后搭配阿拉伯数字，数字层级代表类目细分程度，数字越大类目越具体，例如 T-TP-TP3，依次细化到计算机类目。
完整索书号由分类号 + 书号（种次号 / 著者号）两部分构成，是图书在书架的 “地址”。分类号确定图书所属学科位置，书号区分同一分类号下不同著作，避免同类别图书混淆。书架严格按照索书号从小到大顺序排列。
排架遵循先比较字母，再依次对比每一位数字的原则。先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同一字母下，数字逐位对比，不是按数字整体大小，如 TP31 排在 TP311 之前。分类号相同时，再比对书号，从小到大依次排列。书架从左到右、从上至下排序；每一排书架，从靠近通道一侧开始，排满本架，接续下一架。
借阅找书时，根据书的索书号定位架位。先确定大类字母，再逐级匹配数字，最后核对书号。图书归还后，馆员依据索书号归位，错架会造成图书无法检索获取。
需要注意：部分馆藏不按此规则，如特藏、古籍、密集书库、期刊、绘本、外文图书，会执行独立排架体系。
对读者而言，看懂索书号，就可以自主定位图书；图书馆工作人员则要严格遵守排架规则，定期整架巡架，减少错架乱架，保障馆藏资源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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