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者，种种原因，很少借书。11月6日中午受人之托，借阅一本纸质图书。
我在家里的电脑检索了一下。该书的电子书，很快就获取到，但对方要求的是纸质图书。我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检索了一下，发现所在馆有该书。有3本，A校区2本，B校区1本，均为可借状态。我承诺下午看看是否能找到。
该书显示的馆藏地为“**文艺文献中心(二)(东106室一楼)“，实际上我跑到“**文艺文献中心(一)(西102室)”去找了。这本书的索书号为:I054/65 (I054 专门用于归类关于小说创作、结构、风格、技巧等方面的学术著作。)。我在里边找呀找呀找，种次号65之前的连号均在，唯独不见65，而且两本均不见。我猜测是否有可能乱架了，在附近位置找了一遍又一遍。
手机上存有中午的检索结果截图，但字较小，我回办公室打算用OPAC（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再检索看看。发现OPAC有故障，“馆藏检索”界面，任何检索词输入，检索结果是空白的。及时向技术部同事反馈故障。告知有可能是因为近期CADAL API调用对接故障修复时存在失误导致。我在电脑上看中午的截图信息，确认索书号无误。一本书不见，两本书均不见？
我向读者工作部同事反应这一情况。一开始她猜测是否乱架？我提供截图信息后，她转身帮我将两本书找来了。原来“**文艺文献中心(二)(东106室一楼)“是原综合书库的1楼（共5楼），“**文艺文献中心(一)(西102室)”是原电子阅览室改造为书库。这个“（一）“和“（二）“什么区别？我实际也进去看了看，“（二）”的书比“（一）”多不少，有新有旧。两处相距较远。确实易令人懵圈，好在两处都是一楼，不然会更令人困惑。
借书时，自助借还设备貌似不灵光，我试了好几次未能借上。校园卡的信息读取了，但二维码的信息好像未正确读取。我再次向读者工作部同事求助。还没等她走到设备跟前，居然借上了。
借完书回办公室路上，技术部同事告知书目检索系统故障修复了，我实际测试了一下，手机上亦测试了一下，确实可以正常检索了。
我算是专业馆员之一，亲身经历或者说亲身体验了“借书不易”。书目检索系统中作者是用“责任者”这一字段揭示。依据索书号找书，当前的师生，大多数是陌生的。文献检索课开课率很低，即便开课了也不一定讲解这方面知识。新生入馆教育通常较为“匆忙”。数字资源利用讲座当前主要是靠PU分（高校 PU 分是第二课堂学分的具象化体现，全称Pocket University（口袋校园）平台积分，是高校为学生设计的综合素质培养体系。它通过记录学生参与课外实践、志愿服务、学术竞赛等活动的表现，形成与专业课程（第一课堂）并列的学分评价体系，直接关联毕业要求。）来吸引少数学生参与，通常只有大一学生在乎。数字资源利用讲座通常是没工夫讲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及其相关知识的。图书馆业务集成系统、自助借还系统等软硬件设备，种种原因，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再加上近年，图书馆人力资源大幅缩减，从事流通阅览工作的人员也已大幅减少，人性化或人文关怀力不从心。数字资源，特别是图书类数字资源，存在多种更为便捷的获取渠道。因此，对于绝大部分高校近年纸质图书的利用率已大幅下降。据吴汉华,王波.《2023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5（2）），馆均纸质图书累积量约为142.8万册，纸质书刊外借量馆均值约为4.5万册次。
这次借书经历，让我这位 “圈内人” 真切体会到师生借阅纸质书的困境。馆舍命名易混淆、索书号知识普及不足、系统偶发故障、人力资源紧张，这些看似微小的问题叠加，便抬高了借阅门槛。再加上数字资源的便捷冲击，纸质书利用率走低也在意料之中。但纸质书的独特价值从未消逝，图书馆的责任更在于打通 “最后一公里”—— 简化馆舍标识、强化分类法与检索技能普及、保障设备稳定、优化人力配置。唯有让线下借阅更顺畅、更贴心，才能让百万册馆藏真正 “活” 起来，在数字时代守住纸质书的温度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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