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认识论、知识论与利益视野下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原文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1，110-118 请引用者注明出处。

摘  要：在认识论视角，“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是提出者各自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两条道路”之转折点，即“抽象的规定”。福山与亨廷顿在认识论有三点区别。在知识论视野，福山看到知识之树及其主干，普适性知识。亨廷顿看到在知识之林中，地方性知识彼此间，以及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的冲突。

国家等主体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支配能力，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在全球化中被“摊平”。不同文明类型，特别是主导国家的利益此消彼长，致使文明冲突显现。普适性知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对于人类命运的共识，是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最小公倍数。

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包括文明冲突在内的人类历史，将在另类意义上改写和终结。

原文投稿之日至今已近2年，期间有新的论据和认识。

福山（F. Fukuyama）的“历史终结”和亨廷顿（S.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从学术界到政界到平民百姓的茶余饭后；在学术界，深入到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人文社科的各个门类皆有涉及。虽然众说纷纭，不过总体而言，各家大致把“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视为对立的两方，既然“终结”，就不应再有“冲突”，冲突，就意味着没有终结。

本文试图从认识论、知识论，以及利益三个角度，把“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揭示二者之间的深层关系和未来趋势。亨廷顿所言之文明冲突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其二是发生在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本文只涉及前一类冲突。本文不涉及福山和亨廷顿提出各自理论的立场，也不涉及对于不同制度优劣之价值判断。另，亨廷顿的“文明”概念较为模糊，与“文化”常有混淆，本文中不作细致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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