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来自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来自对历史观的排除。

   在本体论上，非嵌入编码知识位于知识序列的底层，理化天地生，更大的范围是真善美。位于前面的学科和知识体系，相对于靠后的学科和知识体系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在逻辑上相应于对象的基础，在历史上相应于对象的起源。不同的对象在高层次会有所不同，但其低层却是相同的。无机物均由原子、分子构成，生命的共同基础是DNA和蛋白质，人类都有基本的物质需求，符合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等等。所有的对象都有自己的起源，越向前追溯，越通往共同的起源。由此可见非嵌入编码知识对于各种对象的一致性。

   在认识论上，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由分析、抽象、归纳和直觉等途径得到的知识，也就是由马克思所论证的“第一条道路”走到终点获得的知识，是“最贴近的规定”，是人类对于本质和必然性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排除特定对象的历史和语境的区别，排除特定认识主体的影响，其最高成果是数学和逻辑。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还在于对历史观的排除。发展中国家一再发起对普遍人性的批判，认为不存在普遍和永恒的人性，只有存在于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的人性，言之有理。问题是，这些批判者竭力批判的是存在于所有特殊性与个性之中的共性，试图以特殊性与个性否定共性，为嵌入编码知识张目，为传统的权力辩护。

只有最具普遍性的知识方能穿透所有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历史性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基础，这就是非嵌入；因而可以为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个人所共享和接受，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确切地说，是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源于非嵌入，知识的权力源于非嵌入。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和全球化中提出“脱域”，即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角色关系，以及从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而被重建的关系之中提取出来的社会关系。脱域就是非嵌入[1]。

   权力与知识的边界一致。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知识既然没有边界，其权力也就没有边界。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与语境无关，而又作用于所有人。无论接受与否，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总在潜移默化的发挥作用。亨廷顿指出，“普世性文明只能是普世性权力的产物”[2]。

   如果把这里的文明换成知识，意味着亨廷顿看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必须依赖权力方能作用和改变现实，但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

正因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具有这样的特征，因而各种世俗权力便纷纷附着于其上，或冠以“科学”之头衔，或如罗兰夫人所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或贩运私货，或获取利益。少数科学家也主动投靠于世俗权力，以从中获利。然而此处需区分非嵌入编码知识本身的权力和附着于上的权力，不能在去除后者的同时抛弃非嵌入编码知识。

更重要的是，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有特定的主体和承受者，前者是传统社会的当权者和御用文人，并以实施权力而获益，后者是权力边界内的普通百姓。非嵌入编码知识没有权力的主体，其承受者则是全人类。从根本上说，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无限扩展是客观规律，而接受非嵌入编码知识则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所谓顺之未必昌，逆之必然亡。一旦理解这一点，主动接受非嵌入编码知识，也就不会感到非嵌入编码知识权力的存在。

从根本上说，非嵌入编码知识揭示包括人的本性在内的事实和规律，因而必须接受，这并非是由于拥有者的权力。如果说其中有权力的话，毋宁说是一种“自然权力”、“天赋权力”、全人类的权力，以及人类进步的权力。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属于全人类，作用于全人类。

   由于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社会的核心推动力量，能否有健全的机制使之转化为现实力量就尤为重要。

[1]程光泉主编：现代化理论谱系，181－24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0

[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