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当zur Hausen得知自己获得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时候，曾大吃一惊。而zur Hausen 获奖的消息，却也令我吃惊不小。大约在20年前，我们几个师兄弟在导师家中，曾与此公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他给我的印象至今难忘。

 

1987年8月，我来到首都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导师就是刚从山东医学院调京工作的高天祥教授。导师身材高大，留着长发，走起路来腰板笔直，昂着头，威严而英气逼人，是首医狭小的校园里的一道抢眼的风景。他早年就读燕京大学医学院，是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曾协助地下党辗转他的老家天津撤离北京。后来留学苏联，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文革中曾被打倒，改革开放后重执教鞭，但毕竟不是年少气盛的时候了，学术上再难取得更大成就。但他与时俱进，自学英语、日语和德语，居然颇有进阶，能在出国访问时操当地语。在首医的校园中，就会经常看到他与不同国家的学者交流的场景，自然会有各种语言从他口中流出。他曾多次给外国学者任讲座翻译，戏称之为two-men-show（二人转）。我的英文水平是公认的好，盖因受导师的熏陶和教导。记得他训练我们的听力，用的就是最笨的办法（我认为是最有效的，那时的听力资料并不多）。他会到我们的宿舍中，打开收音机，把Radio Beijing的广播录下来，然后反复播放，让我们不断重复，直到把每句话、每个单词都听出来！结果是，我们的听力很有长进，我们的口语也很有长进，以致于在讲英语时，一张口都是浓浓的“新闻语句”。

 

导师的夫人李辉教授在我们入学之前就远赴澳洲做访问学者，后来又去了日本、美国，高老师大多时间都是独自生活。那三年期间，我们便经常到他家中混吃混喝，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动手。从食堂里扛一袋子面粉，取了肉末和韭菜，一起包饺子解馋。导师最喜欢的还是五香花生米，放在碟中，拿一粒捻去花生衣，放在口中嚼着，再喝一口北京二锅头。他的酒量颇为可观。

 

导师从山医带来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是关于人类乳头瘤病毒（HPV）与肿瘤关系的研究。我们师兄弟师姐妹七八人，都是围绕这一课题做的研究生论文。导师曾赴德访问，与zur Hausen过往甚密。我们做实验用的抗体、质粒、DNA探针等，都拜他惠赠。那时我们口中念道的外国人，就只有一个zur Hausen。大概是在1988年的某一天，zur Hausen访华进行学术交流，晚上来到高老师家做客，我们几个学生陪同。当我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教授时，却颇有见面不如闻名的感觉。他个子不高，头发乱乱的不修边幅，好像也有些衣衫不整。我们包了饺子款待，他吃得十分开心。饭后，高老师照例摆出了五香花生米，还拿了几个小小的京白梨放在盘中。酒杯里盛的还是二锅头；酒柜里好像是有几瓶好酒的，但我一直不明白高老师为什么舍不得拿出来喝。zur Hausen的酒量我记不得了，令我难忘的是他吃梨的模样。京白梨个头小，汁多，吃在口中又脆又甜。他拿在手中，没几口就报销一个，而且把梨核也一并吃在口中大嚼，再就一口二锅头。几个梨旋即下肚，只剩下梨把儿放在盘中。我转身悄悄地问导师，老外怎么会是这等吃相。导师笑道，老外就是这个吃相。

 

当时好像是拍了照的，但那时候照相还不像今天这么方便，我也没能存下照片留念。时至今日，尤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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