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吃粽子——缅怀屈原，仿佛顺理成章。但究其源头，端午节与屈原有多大的关系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模糊着。

       端午，即农历五月初五，又称为端五、重五、端阳、中天、重午、午日等，因其月日都逢五，两个阳数重合，非同寻常，但不一定是良辰吉日。早在东汉十分，人们将其视为凶日。《太平御览》卷31辑录《风俗通》中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命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缕，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又曰，亦因屈原。”五月端五正值仲夏初临之时，季节交替，气候干燥，人们容易换上瘟病等皮肤病，为了避免疾病的发生，人们系丝于臂，以寄托消除疾病的美好愿望，兼寄托辟兵、辟鬼等意。至于和屈原的关系，只是说“亦因”。另外，当时东汉民间流传着五月五日不吉利的说法，《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有记载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之说。可见当时的五月初五并不主要是为了纪念屈原。

　　另外，端午节有祭奠介子推、伍子胥、曹娥等说。介之推，是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的臣子，因为晋国宫廷内讧，协助文公即重耳潜逃，路途躲避各种追杀，饱受饥寒糟粕，为了不让重耳受饥饿之苦，吃上可口的饭菜，介之推把自己大腿肉搁掉一块煮汤给重耳吃。后来重耳在秦的帮助下回国登上了王位。在封官晋爵、奖励功臣中，却忘记了介之推。介之推带着母亲隐居在今天山西的绵山。后来民间大传晋文公忘恩负义，晋文公决定再次封官位补偿给介之推。但介拒绝官位，不肯下山。晋文公接受了下属的提议：放火烧山，逼迫介之推下山（因为介之推是孝子，为了其母亲，他不可能让母亲烧死在山上）。结果介之推坚持信守，和母亲一起烧死在山上。晋文公很是难过，于是下令五月五日不得发火烹食，正如《韵语阳秋》记载“介之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发火”。由此可见，五月五日有纪念介之推之说。

　　伍子胥，是春秋末期楚国人，因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儿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勾践请和，夫差答应了。子胥建议彻底消灭越国，但是夫差不听，吴国大臣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结果夫差相信了，并赐子胥宝剑要他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便命人把子胥的尸体。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时迎伍君”。可见，五月五日，有祭奠伍子胥之说。

　　端午节还有纪念东汉孝女曹娥之说。曹娥，是东汉上虞（今浙江绍兴）人，因其父亲溺水而死，不见其父亲悲哀至极，昼夜沿江痛哭。为了寻找父亲的尸体，年仅１４岁的她竟奋不顾身的跳入江中，而其跳江之日也为五月初五，其孝传遍了当时，故被当时人立了曹娥碑加以景仰和悼念。五月初五，也就有了纪念孝女曹娥跳水寻父之说。

　　较为常见的说法，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不可否认，端午节和屈原有着密切的联系。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博闻强志，为人正直，娴于辞令。在战国七雄角逐的混乱时期，楚国存在两种派别：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派和以张仪为代表的“亲秦降派”。正因为这样特殊的局势，使得屈原一再被张仪等小人的陷害，屡次被遭放逐。但深处贬黜地位的屈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精神，一心为楚国谋利益。楚怀王被张仪所欺骗，复又被秦昭王所骗，身陷异国，竟达三年，最后客死于秦。后来继承楚王位置的是怀王长子顷襄王，主张抗秦的屈原又被上官大夫之类的亲秦派排挤，就这样，一位忧国忧民，一心系着民族利益的一代忠臣终究在颠沛流离的困顿中绝望了，他跳了汨罗江而死。而其死之日为五月五日，故端午节有了祭奠屈原之说。

　　上面谈及了端午节的四种来历。那么，在今天的端午节，我们应该纪念谁呢？也许在不知道其他来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一味的纪念着屈原，但我认为，纪念屈原是应该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扩大纪念端午节纪念范围的价值。毕竟，宁死不接禄的介之推、拔剑自刎的伍子胥，以及投江寻父的孝女曹娥身上都有着我们不得忽视的意义和价值。端午节，一个平凡的日子，定格为特殊的象征，只不过是个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在形式的背后挖掘更深刻的文化涵义和精神追索。也许，这应该是当下对待端午节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