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50年代人物--14
2025张学文注：本文来《自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这里是该书的第14个人物介绍。
邓稼先 1924年出生在安徽怀宁县，1945年在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秋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1950年26岁的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他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离美回国，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3年，他和许鹿希结婚，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8年秋，钱三强请邓稼先参加研制原始弹工作，他欣然同意。回家对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又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宅大院和新疆的大漠戈壁。1964年10月16日，经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设计方案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84年冬，第二代核武器在地下深井中爆炸成功。
20世纪70年代末的核试验时,出现一次偶然的事故，飞机空投核弹时，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为了搞清原因，他驱车进入试验现场，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查明了事故原因，而他自己则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核辐射伤害……
邓稼先对新疆的深情眷恋
人们称他为“娃娃博士”
邓稼先，少年聪慧，五岁入学读书，26岁通过了博士考试，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
1924年，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1925年，他跟随母亲到了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比他高两班的杨振宁也住在清华园，和他是邻居，俩人交往密切，结为好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安排下，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第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为了学得更多的本领，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设服务，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1948年秋天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突出，不到两年便修满学分，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50年8月，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只有26岁，所以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九天后，他谢绝了恩师和同窗好友的挽留，毅然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先后任助理及副研究员，他和同事们一起，为我国的核理论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1953年，他与“五四运动”的重要学生领袖之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的长女许鹿希女士结婚，二人生有一女（邓志典）一子（邓志平）。1956年4月，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为了替国家放一个“大炮仗”，他在人间悄然失踪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同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他回家对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庭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又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许鹿希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宅大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国政府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后，在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的时候，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实地察看。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的设计方案。
我国对外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晚上，许鹿希和大伙儿一样，手里举着红色号外，高兴得又蹦又跳，热烈欢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究竟有多大的关系？邓稼先的外公许德珩这一年已是74岁的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号外，站在客厅里，高兴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并向正在家中探访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问道：“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严济慈立刻笑了起来，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的女婿呀！”许德珩听后恍然大悟，反问严济慈：“是稼先？”于是两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起来。
研究制造核武器属于国防军事绝密的事业，参与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他们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干。他们必须隐姓埋名，一走出家门就好像消失了似的，不能随意通信联系。可以说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谁都明白，遵守这样严格似铁的纪律约束，必须靠自觉。一天，张爱萍将军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保密的讲话，中间提到周总理和邓大姐之间的事，大意是说，邓颖超同志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周总理的夫人，但她与制造原子弹这项工作没有关系，所以总理也不告诉她。张将军向研制人员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传达完周总理的话以后，也表达了同样明确的态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研制工作者们都被深深地撼动，铭刻在心，自觉遵守保密制度，所以邓稼先离开北京的家以后，谁也不知道他的行踪，就好像在人间蒸发了。
正当两位老人在北京家中大笑的时候，邓稼先在哪儿呢？他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现场，和许多科学家一起，紧张地判读着爆炸后各种取样数据，明确无误地证实是原子核分裂的核爆炸，而不是其他。
在原子弹爆炸的前几天，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把邓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老一辈科学家，从北京接到罗布泊。邓稼先到罗布泊后，面对即将起爆原子弹的倒数阿拉伯数字9、8、7、6、5、4、3、2、1，紧张到了极点，他感到自己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全身冰凉。猛然间，与一声巨大的轰鸣同时，120米高、托着原子弹的铁塔顶端处，烟云腾空而起，人们最期望也是最担心的伟大时刻到来了。在这一刹那，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分布在不同地点，差不多同时听到了强烈的轰鸣声，同时看到了上升的蘑菇状烟云。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他们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多数人是看到烟云形成似蘑菇形状大火球的时候，才突然欢呼雀跃。远处观测的人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着沙石。这种时刻，一切常规的鼓掌和踊跃都无法泄出胸中兴奋的激情，只有在满地石头的戈壁滩上打滚，才能稍微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平衡。
邓稼先在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时刻，也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终于，滚烫的眼泪夺眶而出。此时，担任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一方面用电话向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报告，一方面冷静地要求科技人员认真判读检测取样数据，用以确切证明是核裂变的原子弹爆炸。当年只有40岁的邓稼先立即从喜极而泣的状态下稳住心神，投入了工作。
每次签字以后，他都感觉到好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试制原子弹成功后，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到对氢弹的研究。
试制氢弹和试制原子弹的工作是十分严谨和精细的，在每个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准备进行空爆或地下核试验之前，都要有一位科学家签上自己的名字，表明这一枚核弹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对人民负责的签字，这个签字责任重大，非同小可。在邓稼先生前，这副“签字”的千钧重担大多压在他肩上。
每次在核爆试验之前，对于签署姓名者的煎熬是异乎寻常的。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的问题搅着签字者的心。邓稼先在每次签字之后，都担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曾开玩笑地说：“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有一次签字之后，他睡到半夜，忽然想起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
准备核试验之前，有时他们要住在帐篷里等待。天性活泼的邓稼先有一回在帐篷里住长了，便和李医生一块到戈壁滩上去抓“呱呱鸡”玩。这种灰色的尾巴很长的鸡，样子并不美，但对于整日里和数字打交道的人来说，能稍微放松一下，在空旷的戈壁上，连走带跑地去追逐“呱呱鸡”，也是极大的快乐。正当他们追得开心的时候，突然后方传来一个让人担心的消息。后方急报：计算机的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这不啻是晴天霹雳，轰击着邓稼先的头脑。他的心也好像从轻松的高处直线下坠，只觉得大事不好。连忙和同事们乘吉普车赶到竖井处，再次检查完应该检查的一切，回到帐篷里沉思起来。轻易地停止核试验，问题可就大了。但如果核爆试验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在这紧急的时候，邓稼先深厚的科学功底显现出来了。为了解决这问题，邓稼先冷静应对，他在井上井下来来回回地忙了两天两夜，用各种办法进行推算，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拼命想寻找出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核爆炸试验。因为要是停止这次试验，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危险的事，何况还要卸去已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但是可靠的证据一时又寻找不到。邓稼先躺在铺上，两眼望着帐篷顶子，经过再三深思，他用纸笔又一次作了“估算”，判明计算虽然有错，但是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的成功。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拍板：核试验可以照常进行，结果是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随后，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科研人员致力于核武器的实战化、提高发展核武器性能、突破核武器小型化原理及关键技术。其中，许多关键技术和设计都是在他亲自参与下提出和解决的。后来，他又集中精力致力于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研究，几次原理的突破都渗透着他的智慧和心血。
他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亲自捡回原子弹的碎片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核试验时,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倒计数之后，在核弹应该飘到的预定爆心处，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同志阻拦他：“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但他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决定立即出发。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乘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滩深处驶去。经过努力寻找，终于找到了。这是九院生产的宝贝，摔碎的弹片散落在半个足球场大的场地上，他马上就认出来了。到了事故场地的旁边，他要汽车停下来。下车后，邓稼先立即感到此地对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大声对别人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这位50多岁的核科学家，一个人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他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他立即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走回停在远方的吉普车。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证明核弹没有爆炸，并非原子弹本身的问题，而是降落伞的问题。这句话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他却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有事了，因此这个平时不太爱留影的人，却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这是一张只见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的紧张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过，这次他却要别人和他一起留下一张纪念照，内行的人都明白，原子弹试验地，必须有三米厚的水泥墙才能防护放射危害，而此时的邓稼先却只穿着一件白色的防护服。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当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许鹿希知道他“抱”过摔裂的原子弹后，强拉着邓稼先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邓稼先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受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到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他怀着无限眷恋，告别了新疆
1984年底，邓稼先在新疆指挥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当时的乌鲁木齐已是银装素裹。邓稼先在严寒中拖着极为虚弱的身体来到基地，因为国家对这一次的核爆试验有重大的期待。
这是一次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的关键性核爆试验，在地下深井中进行，结果非常满意。曾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同志写诗一首相赠：“二十年前春雷响，今朝聚会盼新雷。喜闻戈壁传捷报，敬贺老邓立新功。”邓稼先自己也高兴地在庆祝会的签到本上写了打油诗：“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为此，邓稼先第四次获得科技进步特等奖。
这个“二代轻舟”，虽然某些国家当时就监测到了，但是我国一直保密了十几年。在邓稼先逝世多年后的1999年，才第一次公布于报纸上，说中国早已掌握了中子弹。
诚如俗语所说，月圆之后便是月缺，邓稼先一生中最激动心弦、最兴高采烈、最担惊受怕、最绞尽脑汁的时光都是在新疆度过的，邓稼先自知身体不行了，可能再也到不了新疆，所以离开新疆前，特意去看了看那个竖立在罗布泊地区，留做永久纪念的铁塔和已经废弃的竖井平洞。他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与新疆永别了。
告别了罗布泊回到北京。邓稼先因患直肠癌，在1985年7月31日住进了301医院。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1985年8月10日清除肿瘤手术时，国防部长、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将军，来到医院，坐在手术室内的医生办公室等待了五个小时，直到手术做完。手术后的诊断是：“癌症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在邓稼先住院期间，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邓稼先的生命只有363天了。他是怎样度过的呢？其间经过两次大手术和两次小手术，进行了一系列的化疗、放疗、中药治疗等，都没有能控制住癌症的恶化。在这一段日子里，邓稼先向中央提出一份关于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显示出贯穿他一生的精神境界。
1986年时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以外，另外的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高度。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必须力争，尽快达到这个高度。否则，多年的努力必将功亏一篑。领导上和九院的人对此都十分明白。为了攀这个高度，邓稼先虽然重病缠身，但他要与病魔争夺时间，千方百计留下这份建议书。
手术后不久，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因为医生护士不允许他工作。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邓稼先已经知道癌症病魔缠身，自己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几乎是和生命赛跑，感到时间紧迫，他置一切于不顾。那时他疼痛剧烈，不断地注射止痛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烂了，满头虚汗。在此情况下，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顽强的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拼命要做完这一件事。他不断地召集同事们到医院来商量，亲友们在探视时遇到这种情况，便明智地告辞了，病房立即变成了会议室。经过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多次修改，在邓稼先逝世前三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难能可贵的是，它详细地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及措施。在他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据这份建议书，奋斗了十年，使我国也达到了那个高度。因此，当时的组织领导者，特意选定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即1996年7月29日，进行我国的最后一次核爆试验。并在试验成功的当天，在报纸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它显示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他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邓稼先的一生，是杰出的一生，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抱定了以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为祖国强大而终生奋斗，不惜个人的生命。同时，他在党的教育下，依靠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科研攻关，把个人才智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条件下研制成“两弹一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邓稼先的老朋友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告诉他：“无论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听后激动地流出了泪水，说“这我就放心了”。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托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便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日夜加班。邓稼先强调试验的基本原则是亲临第一线。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十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在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邓稼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享年62岁。临终前，他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在他逝世十三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根据《北大人在新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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