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慧--《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50年代人物 3
张学文转贴，2025 08 04
杜文慧 于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和丈夫王宝光作为首批27人的支援新疆的卫生队伍，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她创立了全疆第一个儿科病房，率先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建立了儿童保健、小儿神经、新生儿等专业。1960年，她领导的儿科被评为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杜文慧也被评为自治区“三八”红旗手。“文化革命”后，杜文慧从儿科临床工作转到科研领域，创建了全疆第一个儿科研究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她发表各种学术论文及译文50余篇。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两项，自治区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四等奖一项，卫生厅科技成果奖多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新疆儿童保健的女神
——记新疆儿科医疗事业的开拓者杜文慧
一切都为患儿服务
杜文慧于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和王宝光一起，报名参加第一批支援新疆的卫生防疫大队，分配到原新疆省立第一医院工作（1955年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医疗条件十分落后，作为当时新疆规模最大的省立医院，全院仅有80张床位，内科、儿科同一科室，对婴幼儿患者和成人患者双方的诊断、治疗都非常不利。杜文慧虽然年轻，却有开拓精神，看到这种情况后，建议院方改变现状，院领导采纳了她的建议，将内科、儿科分开，创立了全疆第一个儿科专业病室，从而使新疆的儿科医疗事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杜文慧从创立儿科开始，已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夜，都是在患儿床边度过的；也记不清有多少危重患儿，都是在她精心治疗下，痊愈出院的。在杜文慧的心里，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
最初省立第一医院的儿科病房只有六张床位。1956年，自治区人民医院在二医院的旧址上，盖起了拥有600张床位的二层楼病房，以后又逐步扩建。小儿科床位也跟着增多，逐步发展到60张、80张、100张，成为乌鲁木齐市拥有儿科病床最多的医院。
20世纪50年代，在杜文慧领导下，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儿科以临床管理严格、学术气氛浓厚闻名于乌鲁木齐。儿科对进修生和实习生，坚持进行教学查房及讲课、临床实习合一的严格要求，使进修生和实习生在实习期间就养成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对患儿负责的医疗规范。自治区人民医院在儿科住院医生中，实行24小时值班制、总住院医师制，使年轻医生得到认真培养，增强了责任心，也锻炼了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1960年，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成立了医疗差错监督小组，制定了医生工作40条，加强了对医生的常规临床监督工作，这些制度后来也被内科采用。
20世纪60年代，自治区人民医院还没有监护仪器，但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儿科，对危重患儿的抢救工作已形成制度化，制定了一系列抢救常规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用到今天。针对少儿患者病情变化快的特点，该科规定，凡小儿危重患者，必须有专职医护小组进行监护，小儿科主任也经常参加守护，直至病人转危为安。杜文慧提倡，儿科的医生要守护在危重患儿床前，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她还要求医护人员必须认真分析患儿病情变化，作好预测，使险情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得到预防和处理。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中老年医护人员都记得这么一件生动事例：有一次，在抢救一个名叫“毛毛”的中毒性痢疾的患儿时，杜主任几乎24小时带领医护人员守候在患儿身边，她指导医务人员给毛毛灌肠、降温、止惊，又要求他们给患儿五分钟量一次血压，五分钟从静脉推一次药，不断记录毛毛的排尿量，测尿比重，细心观察毛毛的生命体征，了解微循环改善情况，直到毛毛病情完全稳定后，杜主任才仔细地向值班大夫交代了病情和应该注意的事项，离开了病房。毛毛的家长目睹了这一切，感动得直流眼泪。毛毛痊愈出院后，他的家长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杜主任带领儿科医护人员抢救毛毛的情景，当年的《新疆日报》用一个版面全文予以刊登，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20世纪60年代初，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已成功地将中毒性痢疾患儿的死亡率降到1%以下，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善于总结创新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杜文慧同志对结核性脑膜炎（结脑）的诊断和治疗，也提出了独到见解。“结脑”临床病程，一般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在尚无CT及MRI检查手段的当年，她根据“结脑”病理变化和临床病情进展的情况，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提出在病程的中、晚期之间应设中偏晚期这样一个病程分期。她认为这一病程期属于抢救期，如抢救及时，病人可治愈，如错过这个抢救时期，病人即会陷于昏迷，不仅增加了治疗难度，也易导致患儿死亡，即便治愈，也往往让患儿留有后遗症。自治区医院的儿科医护人员，在杜文慧同志此项理论的指导下，仔细观察分析，及时抢救患儿，使“结脑”的抢救成功率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多年来，杜文慧同志通过对大量临床治疗实例进行总结、对比，发现教科书里记载的有关治疗“结脑”的激素使用剂量偏小。为此她撰写了与此相关的论文，在第七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呼吸专业会上宣读，受到儿科学术界的重视，当《实用儿科学》再版时，治疗“结脑”的激素使用剂量根据杜文慧发现的结论，做了相应的修改。激素治疗剂量的调整，明显地提高了“结脑”的治愈率，降低了它的后遗症率和死亡率。
杜文慧同志不但精于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而且思想开拓，预见性强。在有关部门及领导的支持下，她率先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建立了儿童保健、小儿神经、新生儿等专业。20世纪50年代初，她亲自看血片、骨髓片，诊断黑热病、白血病。在此基础上，她在60年代，又带领青年医师，开展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血液学实验室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又相继建立了血液学、免疫学、医学病毒学等实验工作。整个20世纪50～60年代，自治区医院的儿科，在自治区范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60年，她领导的儿科被评为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杜文慧本人也被评为自治区“三八”红旗手。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儿童保健工作的加强，儿童患病的人数比以前大大减少了。时代在发展，病种也在变化，80年代后传染性、细菌性疾病减少，呼吸道、血液类疾病及各类慢性病增多。杜文慧领导下的儿科也与时俱进，加强了对这些病的诊治和研究工作，相继开展了对小儿肾脏、小儿神经、康复治疗、儿童心理、小儿内分泌等疾病的诊治，并且取得了成绩。
建立儿科研究所，推动儿科疾病的研究工作
杜文慧同志从儿科临床工作转到科研领域，使儿科的科研工作迅速发展。1981年，她开始进行临床病毒学研究，在深入研究巨细胞病毒感染的过程中，她敏锐地发现，围产医学中，有关TORCH感染的研究，是临床研究的前沿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她在乌鲁木齐地区，分别对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及弓形体，在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组中流行的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1986年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她筹建了新疆第一个自治区儿科研究所。随着科研工作的步步深入，她不但进行了上述各感染因素单项感染母婴传播研究，而且在1987年又申请并中标卫生部科研基金资助课题。三年里，在人手不足，自己身体多病的情况下，她努力工作，完成了TORCH感染对围产母婴影响的综合研究，写出了《乌鲁木齐地区TORCH各感染因素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及对围产母婴危害》的研究报告。这个科研项目是国内最早完成的有关TORCH感染自流行病学至临床学以及母婴传播的研究项目。在研究中，经大量的实验室及临床随访，摸清了TORCH各感染因素在乌鲁木齐地区的流行规律，找出了本地区影响胎儿的主要感染因素为巨细胞病毒，为我国的优生优育工作，作出很大贡献。该项研究，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年，她以六个月以下小婴儿麻疹的频发，出现麻疹感染爆发流行为内容，探讨在高免疫覆盖人群中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自选课题进行研究，共发表科研文章三篇，获自治区科技成果二等奖。
为了完成新的科研项目，杜文慧不顾年事已高，在数九寒天亲赴阿勒泰、喀什、和田、阿图什等地的农牧区，一边采集血标本、一边为基层会诊疑难患者，每到偏远的农村、牧场，她都热情为农民、牧民看病。为方便工作、节省开支，她不住宾馆、饭店，坚持住当地医院的病房或值班室，也不游览名胜古迹。她这种作风，深受农牧民和基层工作者的欢迎，他们称赞说：“这才是真正下基层工作的专家。”
杜文慧同志知识渊博，治学严谨，胸怀坦荡，工作勤奋。她不求名利，医德高尚，对收受“红包”等不良风气深恶痛绝。
杜文慧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担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她严谨、认真、深入临床的工作作风，影响和带动了儿科一批批医护人员。为培养、提高年轻医务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她长期以来，坚持选送青年医生赴内地进修、学习，努力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她热情帮助科里青年医生设计课题，查找资料，指导实验，手把手地教，一遍遍地修改讨论。她还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第一位带教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多年来，杜文慧主持的儿科，积极鼓励医护人员努力钻研业务，重视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大力培养人才。她领导的儿科一共考取了十一名硕士研究生，两名博士研究生，六名出国研修生，并为全院培养、输送了数名护士长。
杜文慧同志在工作中，共发表各种学术论文及译文50余篇。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两项，自治区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四等奖一项，卫生厅科技成果奖多项。她曾参加秦振庭教授主编的《围产新生儿学》专著中有关TORCH感染章节的撰写，崔君兆主编的专著《孕期感染与先天畸形》中有关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章节的撰写。1994年，她享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连任7～11届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连任四届新疆儿科学会主任委员，担任了《中华儿科杂志》等多家权威儿科杂志的编委。
（根据《北大人在新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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