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当今农业发展与农业科研、管理人员所应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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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决策者在其位置能够获得相对更为全面的信息，能够高屋建瓴地对现实发展进行决策，可以在宏观上更好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努力方向。现在国家决策者的一些言论和决策行为表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这绝非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生产率不高以及环境生态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和农业行业人员整体素质、国家农业科研管理部门的管理机制密切相关，同时还和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心理状况密切相关，这其中包括社会整体上对农业发展的矛盾心态。
在国内外社会大环境背景下，国家最近提出的千亿斤粮食增产规划和转基因技术作为国家支持产业的举措表明，虽然他们比从事农业研究和管理的很多人更为清醒地看到了现状的严峻和复杂，但不容置疑的是，决策内容和具体实施途径对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意识和把握仍是平面的，有些甚至是片面的。在他们把握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后，由于其所依赖的决策参谋机制和决策参谋系统不能对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制度和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标的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原因有深入、系统地认识，还由于决策执行的运行机制问题，由此产生的决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多年以来农村发展水平的滞后和教育科研、管理等国家农业相关部门的低效、内耗乃至惰政，使得国家在面对急需解决的问题时，又回到了简单一刀切，甚至受部门利益影响采取不顾客观自然规律的实施途径上来。这些做法不仅为具有真知灼见的而又没有出声权的人感到愤懑和无奈，同时决策的实施过程也容易产生劳民伤财、破坏农业发展资源或导致农业生产系统的失衡，最终不仅为直接承受这些后果的农民、也为关注此事的其他民众所不满和失望，从而产生严重的不良社会后果。
为何多数情况下要出现这种愿望良好后果严重的自相矛盾现象呢？
首先，问题出在对国家农业发展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管理等农业相关部门内部或部门之间形成的一小部分具有相当特权的利益结合体身上，这部分特权阶层掌控国家农业投入的大部分资源，按照国家决策层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提出能够为其带来更多垄断利益的决策参考而左右着国策，并在决策执行的过程中收获着垄断的、或违规的、或非法的多种表现形式的高额利益，国家近期提出的明确支持转基因产业的决策过程就是明显一例。事实上，农业生产是在农业生态系统内进行的，单一过分依赖、强调生物转基因技术只会造成生产系统的失衡，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灾难。现在提倡的农业转基因技术并非主要作为一种配套农业技术为生产健康农产品、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服务，而是主要以生产石油农产品为目标为石油农业服务的。
在农业科研发展过程中，生物转基因技术与其他技术的博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博弈格局中作为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中仅是多个组成部分中的一方（生物转基因技术）独大，大到足以侵害其他各方的发展空间，从而破坏了整个农业科研体系的平衡发展，并导致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失衡。
第二，由于现在国家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途径是完全依靠教育科研、管理等农业相关部门通过资源分配和管理来促进农业的发展，这一切则有赖于相关部门对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农业教育科研、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则有目共睹。这意味着关注民生问题、对农村问题有着全面感受、有着开创新局面的自觉与决心的政府，虽然在相当高度上意识到了农业生产问题的复杂，但在其工作层面上并没有摆脱以往部门运营机制的制约，并且由于农业生产污染越发严重、大量农民工弃农务工、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期等原因，国家决策层在农村发展、粮食生产问题上变得更加敏感，再参杂其他因素在内，政府部门上上下下也都更急切希望采取措施的迅速见效。
过去的农业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是人们有没有想到去做、有没有信心勇气去做的问题，是精神层面上的事，而现在很多情况下是利益攸关的问题，需要产生利益冲突，而非精神层面上的事，改革就要触犯既得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个特权阶层却正是当前上位者中的一部分。当前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当前农业问题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之所在，就在于农业投入资金的监督使用和科研项目的评审走过场，缺乏进行客观评价的机制和手段。如果能够敢于让这一切通过公共性来使之透明，那么这个管理运行机制的所有托辞就很容易被击败。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发展、农业生产暴露的根本性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现在不进行改革，那么今后面对改革的对抗就会逐渐升格、阻碍改革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深入的原因也在于此。
许多农业科研人员自以为充分理智化的研究工作, 不过仅仅是历史情境随便拨弄的产物，形势一变或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只留下飘渺的浮华化作一篇篇垃圾文章或各种项目、奖项。这么说并不是要求农业科研人员具有超越历史做天才的能力，从大多数人 “只有理论轻视实践” 的培养方式看也不能够苛求过多，但在科研工作中摆脱生产和理论实践之外的现实庸俗因素，以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还不是太难做到的，最起码应该对得起个人享受的待遇和条件。
农业科教、管理人员要想真的在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农业生产效益较低的情况下，担负起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对政府决策或言论光知道批判、表示支持和理解，或者干脆对其错误行为感到无可奈何，显然是不够的，而无原则地迎合则不仅无耻，而且更是危害巨大。农业领域的知识分子更应该把工作的重心放到运用清晰概念整理、解决问题的方向上来，通过明晰当前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产品安全、粮食保障、生产效率和效益等难点问题在中国农业古今历史中的发展过程中和之间的关联关系，结合现实条件和今后发展方向，提出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解决方案。
只有如此，我们才看到地少人多、发展落后的农村其实充满着各种契机和可能性，当然也蕴含着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并与为之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的潜在力量。从光能高效利用、养分吸收运转、生物潜能发挥等生理生态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而非远离基础理论，只从基础理论知识构建出的原有正统知识认为有效的固化方法来入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学层面上对农村发展潜力进行进一步的深刻揭示和原理不变、形式多样的各种现实可操作生产模式的成型，我们才算在置身困境的情况走出一条现实问题的解决之路，这有助于整个社会行为和精神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理解和把握“自古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认识，在此过程中重新获得对生命存在的理解，在社会整体上以新的社会主义精神面貌出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
这样做对农业领域的知识分子而言也是极其有利的，知识分子这样可以充分地融入现实中去，真正地参与解决现实问题、开创未来，而非“五谷不分”、坐在办公室里搞研究，被农民讥为“只剩理论不懂实践”的文化人。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200561-202804.html
下一篇：分子生物技术发展规律与学术研究独立思想
在国内外社会大环境背景下，国家最近提出的千亿斤粮食增产规划和转基因技术作为国家支持产业的举措表明，虽然他们比从事农业研究和管理的很多人更为清醒地看到了现状的严峻和复杂，但不容置疑的是，决策内容和具体实施途径对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意识和把握仍是平面的，有些甚至是片面的。在他们把握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后，由于其所依赖的决策参谋机制和决策参谋系统不能对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制度和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标的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原因有深入、系统地认识，还由于决策执行的运行机制问题，由此产生的决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多年以来农村发展水平的滞后和教育科研、管理等国家农业相关部门的低效、内耗乃至惰政，使得国家在面对急需解决的问题时，又回到了简单一刀切，甚至受部门利益影响采取不顾客观自然规律的实施途径上来。这些做法不仅为具有真知灼见的而又没有出声权的人感到愤懑和无奈，同时决策的实施过程也容易产生劳民伤财、破坏农业发展资源或导致农业生产系统的失衡，最终不仅为直接承受这些后果的农民、也为关注此事的其他民众所不满和失望，从而产生严重的不良社会后果。
为何多数情况下要出现这种愿望良好后果严重的自相矛盾现象呢？
首先，问题出在对国家农业发展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管理等农业相关部门内部或部门之间形成的一小部分具有相当特权的利益结合体身上，这部分特权阶层掌控国家农业投入的大部分资源，按照国家决策层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提出能够为其带来更多垄断利益的决策参考而左右着国策，并在决策执行的过程中收获着垄断的、或违规的、或非法的多种表现形式的高额利益，国家近期提出的明确支持转基因产业的决策过程就是明显一例。事实上，农业生产是在农业生态系统内进行的，单一过分依赖、强调生物转基因技术只会造成生产系统的失衡，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灾难。现在提倡的农业转基因技术并非主要作为一种配套农业技术为生产健康农产品、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服务，而是主要以生产石油农产品为目标为石油农业服务的。
在农业科研发展过程中，生物转基因技术与其他技术的博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博弈格局中作为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中仅是多个组成部分中的一方（生物转基因技术）独大，大到足以侵害其他各方的发展空间，从而破坏了整个农业科研体系的平衡发展，并导致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失衡。
第二，由于现在国家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途径是完全依靠教育科研、管理等农业相关部门通过资源分配和管理来促进农业的发展，这一切则有赖于相关部门对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农业教育科研、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则有目共睹。这意味着关注民生问题、对农村问题有着全面感受、有着开创新局面的自觉与决心的政府，虽然在相当高度上意识到了农业生产问题的复杂，但在其工作层面上并没有摆脱以往部门运营机制的制约，并且由于农业生产污染越发严重、大量农民工弃农务工、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期等原因，国家决策层在农村发展、粮食生产问题上变得更加敏感，再参杂其他因素在内，政府部门上上下下也都更急切希望采取措施的迅速见效。
过去的农业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是人们有没有想到去做、有没有信心勇气去做的问题，是精神层面上的事，而现在很多情况下是利益攸关的问题，需要产生利益冲突，而非精神层面上的事，改革就要触犯既得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个特权阶层却正是当前上位者中的一部分。当前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当前农业问题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之所在，就在于农业投入资金的监督使用和科研项目的评审走过场，缺乏进行客观评价的机制和手段。如果能够敢于让这一切通过公共性来使之透明，那么这个管理运行机制的所有托辞就很容易被击败。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发展、农业生产暴露的根本性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现在不进行改革，那么今后面对改革的对抗就会逐渐升格、阻碍改革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深入的原因也在于此。
许多农业科研人员自以为充分理智化的研究工作, 不过仅仅是历史情境随便拨弄的产物，形势一变或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只留下飘渺的浮华化作一篇篇垃圾文章或各种项目、奖项。这么说并不是要求农业科研人员具有超越历史做天才的能力，从大多数人 “只有理论轻视实践” 的培养方式看也不能够苛求过多，但在科研工作中摆脱生产和理论实践之外的现实庸俗因素，以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还不是太难做到的，最起码应该对得起个人享受的待遇和条件。
农业科教、管理人员要想真的在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农业生产效益较低的情况下，担负起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对政府决策或言论光知道批判、表示支持和理解，或者干脆对其错误行为感到无可奈何，显然是不够的，而无原则地迎合则不仅无耻，而且更是危害巨大。农业领域的知识分子更应该把工作的重心放到运用清晰概念整理、解决问题的方向上来，通过明晰当前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产品安全、粮食保障、生产效率和效益等难点问题在中国农业古今历史中的发展过程中和之间的关联关系，结合现实条件和今后发展方向，提出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解决方案。
只有如此，我们才看到地少人多、发展落后的农村其实充满着各种契机和可能性，当然也蕴含着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并与为之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的潜在力量。从光能高效利用、养分吸收运转、生物潜能发挥等生理生态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而非远离基础理论，只从基础理论知识构建出的原有正统知识认为有效的固化方法来入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学层面上对农村发展潜力进行进一步的深刻揭示和原理不变、形式多样的各种现实可操作生产模式的成型，我们才算在置身困境的情况走出一条现实问题的解决之路，这有助于整个社会行为和精神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理解和把握“自古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认识，在此过程中重新获得对生命存在的理解，在社会整体上以新的社会主义精神面貌出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
这样做对农业领域的知识分子而言也是极其有利的，知识分子这样可以充分地融入现实中去，真正地参与解决现实问题、开创未来，而非“五谷不分”、坐在办公室里搞研究，被农民讥为“只剩理论不懂实践”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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