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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巫术、迷信、宗教和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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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巫术、迷信、宗教和玄想
2010.05.11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巫术、迷信、宗教和玄想的地方。所以，和科学网一样，中国社会中有很多深谙辩证法的聪明人。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自己在十一年前写的《黑暗中的烛光》中的《精密和定量的科学：静悄悄的革命》一节中的两句话：
离开量和数量关系来谈论事物或现象，将很快进入巫术、迷信、宗教和玄想的领地。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这样的领地里，辩证的理性主义是永远的胜利者，无论它相信自己是用头，还是用脚立在地上。
我在《黑暗中的烛光》中推荐的书目不够全面，讨论的问题也有很多值得商榷和不够严密的地方，但它仍然是值得自己反复回味的文章。
事实上，科学中也有很多定性的观察和知识，并不一定都能做到完全地定量化，我也并不赞成在人类活动中基于数量关系的判断就一定更好。由于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做到数量化（比如所谓科学计量学），或者只是被错误地数量化，巫术、迷信、宗教和玄想在人类活动中总会有很大的市场。不然的话，Carl Sagan也不会将自己的书起名叫做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作为黑暗中的烛光》）。
不管怎样，唯心与唯物的辩证法，都与巫术、迷信、宗教和玄想是真正的好朋友，和真正的科学倒是关系不大。即使他们声称自己是科学的和理性的，也常常是反科学和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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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烛光》全文链接：http://mrdlab.iccas.ac.cn/Library/HongfeiFiles/CandleInTheDark.pdf
精密和定量的科学：静悄悄的革命
－《从一到无穷大》
然而，故事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应该看到，早期的科学对事物的认识，并不比巫术、迷信或宗教中任何一个能更合理地解释世界上的事物。同时，科学不仅在当时，甚至在现在，也不能为人类生活的根本目的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更不能回答人们关心的关于上帝和彼岸的问题。科学是如何在历史上与巫术、迷信分离而别树一帜，并将基督教推下来统治的神坛这个问题，仅凭科学的合理性乃至其实用性还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现代社会，在争取大众的信仰方面，科学仍然难以与大多数巫术、迷信或宗教一比高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如果人们没有从小受到系统的基础科学教育，他们一般会对科学及科学思想有很好的“免疫力”。所以，科学如何发展起来，并使它几百年来威加海内，仍然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
人们有时以为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没有充分运用理性，这应该说是大谬不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之所以能够通过思想而不是武力统治欧洲，正是因为它建立在极端的思辨理性主义之上。中世纪里人们信服的是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的伟大思想和精妙逻辑。教会以思想和理想征服欧洲，最主要地是恰恰是以“理”服人。当然，思辨的前提是首先肯定上帝的存在。在与中世纪里蛊惑人心的巫术、占星术和迷信的斗争中，伟大的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 阿奎那等，用彻底的辩证唯理主义和古希腊托勒密的地球为中心的天文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阐明的经院哲学，不仅能够定性地为当时绝大多数的人类经验找到合理的解释，而且为教会描绘了如但丁的《神曲》中所描绘那种“完美而合理”的宇宙体系。经院哲学给后世科学发展留下了思辨理性主义的宝贵遗产。同时，经院哲学也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及部分理解的，这也为近代科学思想所继承，形成坚信自然可以被人类理解的信念。
然而，极端的理性思辨下必然有极端的专制。任何拥有终极真理的人，都不会对愚夫愚妇和敢于有不同意见的异端客客气气。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中世纪宗教统治非常专制而不理性，然而对其本质的看法却不那么准确。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事件，今天常常被看作宗教专制反对科学进步的证据。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忘记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布鲁诺所信奉的哥白尼日心说后来虽然被广泛接受，但在当时教会看来只是巫术和迷信的一种。布鲁诺的执着而不肯悔改，并不源于他有充足的证据和理由。他受难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忠于科学，还不如说是执着于玄想。其二，宗教裁判所用巫术的罪名所烧死或用其他方法处死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跟科学毫无关系。可以作为对比的是，象伽利略这种真正称得上科学家的人，教会反而只是让他口头认错就算了事。因而，中世纪的黑暗和专制，不能简单说成是科学思想没有自由，而应该说是一切与教义不同的异端的思想和玄想都没有自由。与巫术、迷信和玄想不同的是，科学的发展是知识和发现逐渐积累的过程，早期的科学家们虽然开启了一扇革命性的未来之门，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去解决宇宙的终极真理问题，所以与宗教之间在并没有你死我活的正面冲突。至少，历史上的科学革命，是一种静悄悄的革命，而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从刻卜勒、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生活历史中，以及从欧洲近代的科学协会和组织的演变历史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那么，避开了终极真理这一类问题，近代科学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近代科学的先驱们更为深入的信念是相信新的科学知识赋予人类力量，使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他们期待着科学与技术之间能够建历某种极端密切的实在的关系。这种信念集中地表现在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中。这与圣经中的教导不矛盾，因为圣经认为自然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科学的发展，只是人类找到了重复发生的事物或现象中的实证的规律。这与历史上其他的认知方法有本质的的不同。其他的认知方法也同样可以帮助人们摸索出某种类型的实证规律，并促进实用的技术或工艺的发展，比如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就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是，中医确没有独自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医学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技艺。新的科学方法在实验、归纳和演绎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量的精确关系的测量和观察，来确定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的关系。这远比其他各种认识方法更为接近自然的规律。
哥白尼在16世纪初提出的“日心说”，是为了解决“地心说”与逐渐获得的天文观测数据之间的越来越大的观测误差。“地心说”也有早期的天文观测和几何知识作基础。如果没有可以定义并可以定量观测的天文数据，那么“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从纯思辨的角度上没有办法加以区别。哥白尼所描绘的太阳系中，各大行星围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经过第谷和刻卜勒更精确的观测，逐渐发现大行星所做的其实是椭圆运动。可见哥白尼的图像并不完全正确，但在定量的观测数据上，比起“地心说”时代，是实际的科学进步；而在定性的方面，则与“地心说”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宇宙观了。17世纪末，牛顿通过自己发展出来的力学三大定律、引力定律和数学方法，对刻卜勒从经验数据中总结出来的定量规律进行了成功的定性和定量解释。对牛顿力学的真正信服，却是到了19世纪，当亚当斯和勒维烈分别利用牛顿力学通过对天王星轨道摄动的精确计算，预言出一颗新的行星（海王星）的存在，并为天文观测所证实之后。今天，在牛顿的力学知识基础上，人类可以准确地将载人飞船送上三十八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并使之返回地球，还有谁能否定现代自然科学对自然客观性的准确认识呢？
这些历史事实，今天受过一般现代教育的人大都耳熟能详。简要地回顾，是要说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当时历史上新的定量和精密的科学方法之上的。这种新的方法包括理性的归纳、演绎及其他的思维方式，利用数学作为认识的工具，并对自然事物进行反复的实验和观察。新的科学方法的本质在于，在认识的最后环节完全离开理性的体系，而诉诸于无情的定量事实的裁判。定量的研究方法应该说是唯一能使科学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极端理性主义，并使自己与巫术、迷信和玄想彻底地划清界线的手段。离开量和数量关系来谈论事物或现象，将很快进入巫术、迷信、宗教和玄想的领地。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这样的领地里，辩证的理性主义是永远的胜利者，无论它相信自己是用头，还是用脚立在地上。
我们知道，欲通过人类有限的实践经验对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事物或现象进行认识，逻辑上必然会遇到所谓经验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早期的科学对于自然的经验所提出的理论解释，往往并不比巫术、占星术和迷信高明和正确到什么地方去。经验确实应该是科学的基础；但是，只有测得的定量数据可以看作是科学上“真实的”或“可靠的”经验，而任何不能测量的东西应排除在科学题材之外。虽然数量的标准有不同定义，然而，只要不同的标准和其测量手段在各自系统内是有章可循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确定的。无论是相信上帝的刻卜勒或牛顿，还是不相信上帝的巫师或现代科学家，在用同一方法所进行的实验中，并不会对同一事物或现象有绝然不同的定量结果。现代科学的基础，牢牢地扎在定量关系的这种客观性之上。这也正是刻卜勒也是伽利略他们倡导的科学新思想，也正是今天精密科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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