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除了政府部门组织的教学评估和学科评估以外，近年来发布各类大学排名的机构越来越多，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无论是政府、高校、学生还是大众，对各种大学排名的褒贬却始终不一：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称赞者有之，讥讽者有之，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有的甚至到了唇枪舌剑、互相攻击的程度。鉴于评价在现代人类社会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包括判断作用、预测作用、选择作用、导向作用、诊断作用、激励作用、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等，国家一直高度关注教育评价的导向问题。笔者认为，在普遍存在着这种认识模糊不清、观点摇摆不定、各方褒贬不一的情况下，已有必要对大学排名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以期凝结出一些更清晰理性和能够得到高认同度的观点，作为认识排名、用好排名、改进排名的理论基础和相关决策的出发点。
笔者自2006年开始从事科学计量学研究，2012年开始主持发布每年一次的中国民办本科院校科研竞争力评价，2017年起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开展了中国本科院校的综合竞争力评价、学科专业评价以及中国高职院校的综合竞争力评价等相关理论研究与排名实践，发布了一系列大学排行榜。在近10年的大学排名历程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数据的收集整理计算和文献的阅读上，对大学排名活动的各种思考也一直也萦绕于心，可以说从未停止过，10年来也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心得感悟。受朋友鼓励，为便于交流，这段时间笔者对这些零星感想略作了梳理，整理成20条关于大学排名的认识，以供读者参考。需要在此特别一提的是，鉴于大学排名的复杂性，显然对大学排名的诸多讨论，大多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本文的疏漏之处也肯定甚多，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二、 关于大学排名的20条认识
1. 大学排名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
排名在本质上属于认识，它受认识制约而又从认识中得以发展。排名具有认识的一般特性，但它作为一种价值认识活动，又具有一般认识所不具有的特点，因此，排名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包括“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
2. 大学排名都存在着局限
每一个大学排名的制作，即使都经过了各种考虑、多方论证、精益求精，但最终体现出来的仍然只可能是一个经过多种取舍后的静态存在，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是一家之言，它不可能完全覆盖和适应于各种各样、多姿多彩、各有千秋的所有大学的所有方面，它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不少局限。比如，它很难解决排名数据的精确性与大学质量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核心教育产出难以用客观指标的精确数据表达的矛盾、大学排行榜指标的统一性与大学异质性之间的矛盾等。[1]
3. 学术论文类指标是大学排名中使用得最多的指标
大学排名主要是“量”的评价，基于大学排名中“可比性”、“数据可获得性”以及“有利于可复制性研究”等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决定了在大学排名指标中，无论中外，学术论文类指标都是使用得最多的指标。在全球性排名中，甚至是唯一被使用的指标。因此，在全球排名中靠前的大学，事实上主要是学术上排名靠前的大学。
4. 大学排名无一例外地都和大学规模密切相关
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越大，产出总量就越多，排名也就越靠前。因为，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的存在，已经从本质上决定了，使用均值类指标较多的排名一般也都不可靠。另外，有些刚刚开办的大学和有些明显开始败落萎缩的大学，某些均值指标，如“生均面积”等，反而成为最优秀了，这显然也不合理。
5. 大学排名总是利弊并存
大学排名很难十全十美，甚至是错误连连。既有正向作用，也有负面影响。既有公平的一面，也经常出现明显的不公。鱼龙混杂是常见现象。实用主义态度也司空见惯。
6. 大学排名往往对某些类型的大学更友好
目前大学排名指标设计中的常见缺陷，往往会对不同类型的大学产生不同的影响，即有些类型的学校更容易受益，而有些类型的学校却更容易吃亏。一般来说：有利于符合国际标准“尺子”的大学，不利于富有本国特色、地方特色及学科特色的大学；有利于重视科研的大学，不利于只重视教学的大学；有利于理工类大学，特别是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大学，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类大学；有利于设立有附属医院的大学，不利于其他没有设立附属医院的大学；有利于早已成名的大学，不利于新兴起的大学明星；有利于历史长的大学，不利于创办历史不长的大学；有利于规模大、投入多的大学，不利于规模小、投入少的大学。[1]
7. 大学排名主要采用“雄鹰俯瞰”模式而非“青蛙凝视”模式
笔者认为，所有的评价，从模式上看，大致都可划分为“鹰式评价”和“蛙式评价”两种。顾名思义，所谓鹰式评价是指评价所覆盖的对象多（往往成千上万），评价者距离评价对象现场远（一般不到现场），着重于识别评价对象中最大、最美、最亮的奇点特征而忽略一般，对评价深度和精度控制要求也不是最高（一般都只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其评价目的主要是为日常管理服务（如各单位每年一次组织的年度考核）。相对地，所谓蛙式评价则是指被评对象有极强的针对性，数量一般很少（经常就是一个），往往深入到评价对象现场，要求对被评价对象做出全面、深入、准确的考察，评价结果对被评对象关系重大，其评价目的主要是为某种特殊的目的服务（如各单位组织的职称评审）。按这个框架分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通常说的大学排名，一般都是属于“鹰式评价”模式。因为公开的大学排名，其覆盖的评价对象一般都很多，往往覆盖全球或全国，少的一般也至少覆盖了某一地区或某一类型的大学；而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育教学评估等评价，则可划为“蛙式评价”模式。
8. 大学排名的主要方法是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是一个对大学各类指标信息进行有序化综合进而得到一个排序性结果的过程，背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隐含着大量的来自评价指标体系、数据采集渠道、计算方法和特殊情况处理等引起的各种因素干扰。因此，从本质上说，看排行榜，主要是看其“评价指标体系” 和“名次”，而不是看“得分”。一般来说，不同排名机构之间的“得分”没有可比性；即使是对同一个评价机构的排行榜来说，不同年份之间的“得分”一般也同样不可直接相比。
9. 大学排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大学排名是一种监测和评价大学发展状况的一种特殊形式和方法，既已产生，它就还会继续存在！因为，大学排名的本质属于评价，而发展评价科学正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成果之一。战略科学家钱学森认为，现代科学按门类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理论和行为科学等九个学科门类，与这九门科学并列的还有一门，这就是评价科学。因为，无论从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还是与现有的九门科学相比来看，评价科学的出现和建立都势在必行，它的研究对象和科学功能是以往任何科学所不能取代的。[2]由此推理，大学评价和大学排名的产生，有其天然存在的学术位置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10. 当前大学排名能够盛行是因为它满足了当前社会的某些需要
大学排名今天之所以被众人高度关注，并不是因为评价机构提供的排行榜有多科学多完美，而是主要因为其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大学排名盛行的现实根基主要有二：一是竞争的日益激烈。包括国际化和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国内竞争甚至是同一个省市内的竞争，因此无论是高校、学生、政府还是公众都需要定位和竞争信息。比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已经意识到高等教育部门作为软实力外交的中介的重要性，而澳大利亚等的高等教育产业则已逐渐成为该国服务出口的支柱产业。二是科学化思维、量化思维的盛行。从极为有限的数据、小数据到大数据，从数学和统计学知识的有限使用到广泛应用，人类的历史就是遵循这样的规律发展而来的。上述二方面，在本质上都是不可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排名也是不可阻挡的。归根结底地说，你能抵制的只能是不合格的大学榜单，但无法阻击大学排名本身！
11. 大学排名需要进一步体现分类评价的原则
排名是极为复杂的一种评价活动，鉴于大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学排名必须坚持以适当口径的类别划分为基础，遵循“同类才能相比”的基本原则，这样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合理地进行大学评价，也才能有利于正确地发现和揭示大学评价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从而将大学排名的真正价值体现出来。显然，在科研竞争力的评价中，如果总将“音乐美术”等艺术类大学和“地质矿业”等理工类大学毫不区分地一同排序的话，那么总有一些荒谬之嫌！
12. 增值评价是未来大学排名的重要改进方向之一
相比于传统的大学排名，倡导增值性评价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它可以更全面、系统、理性、客观地判断各个被评价对象的真实发展态势，可以对被评价对象提供更为公平的观察，因此其评价结果也更能让人服气。二是它可以更好地起到警醒先进，鼓励后进的目的，真正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评价初衷。三是它有利于“少比基础、多比进步”和“少比背景、多比努力”理念的落实，从而有利于教育生态朝着更健康和谐的方面改进。[3]
13. 未来的大学排名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诊断服务功能
排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进管理和服务，因此提高大学排名的诊断服务功能也是改进的重要方向。改进的方法：一是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更加科学合理，一般情况下既要包括规模类指标也要包括水平类指标，要尽量采用重要而又可靠的指标；二是排名机构要采集和建立更系统的、长时段的、可比较的评价数据库，以期能够努力实现前后两个时间状态的、多指标的变化监测。三是要实现对内部结构的深入数据挖掘，以期能够清晰揭示各个被评价对象的优劣长短，各指标的起伏消长，各阶段的进步退步。
14. 大学排名要有利于引导大学美好目标的实现
排名如果不能反映时代对大学提出的需求，如果不能鼓励大学基本功能的实现，如果不能激励大学的创新，那么就会使大学的发展目标变得混乱而不是前晰，使大学的前进步伐减慢甚至是倒退！因此，任何一种负责任的排名都必须体现出大学前进的方向，必须鼓励大学前进的动力，必须引导大学高尚目标的实现！
15. 大学评价报告要保证内容和过程的完整性
完整的大学排名活动是由一系列要素和过程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完整的大学排名应该是一条完整的信息链。因此，一个好的大学评价报告应该同时包括对评价对象和评价范围、评价的目的和意义、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组成（指标权重及计算方法等）、各种数据的采集渠道、评价结果、对评价结果的解读（各种视角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不足之处的说明等各方面内容。评价报告中上述各项内容的完整性和内部信息匹配的一致性程度，是判断一个大学排行榜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4]
16. 大学要正视大学排名的存在
大学排名固然存在各种缺陷或者是错误，但也不宜或者说无法全面否决。大学重视排名的价值，主要在于大学排名能为学校提供一个独立、客观、能与其他高校进行比较的观察视角，并进而提高学校内部对绩效管理文化的接受程度。从现实角度看，如能获得高排名，则还有利于学校的对外宣传，有利于更多外部资源和合作机遇的获得，有利于吸引更好的教师和学生加入，有利于学校领先地位的巩固，有利于师生员工自信心自豪感的产生和加强。作为一个大学来说，重视排名又不唯排名，决策时多重视“排名的原始数据”而不是主要凭“排名结果”，可能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17. 政府部门也要谨慎理性地对待大学排名
鉴于大学排名的复杂性和利弊共存的特性，笔者认为，传闻中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曾有过“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表态，这与其说是一种回避，不如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大学排名的存在，既有其学理基础和学术位置，也有其广泛的社会需要和现实利益诉求，而且还是国家目前“管办评分离”政策下的必然产物，因此“反对排名”不仅可能无效，还可能有损民主形象的树立；同时，排名的各种缺陷和危害又时时处处明显存在，公众对其也褒贬不一，因此政府部门要“支持排名”和“参与排名”显然也不合适。
18. 媒体要更加重视在大学排名传播中的责任担当
在大学排名的传播中，大众媒体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事实上，大家比较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份大学排名，就是由《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于1983年推出的“美国最好的大学”榜单。如果套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理论来看大学排名现象，我们就可以将大学排名视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场域中符号资本的生产和分配机制，大众媒体则是为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者传播甚至制造大学排名的重要信息渠道。[5]因此，媒体在大学排名传播中的责任担当不容轻视。具体来说，作为大众媒体，一是要充分重视评价信息披露的完整性问题，以尽可能避免后续环节中排名结果被滥用、误用等问题的发生。二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重视证据意识。三要多掌握一些教育学、管理学、评价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科学选择信息和科学评判信息的能力；四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减少选择性地传播，既不故意拔高和美化对自己有利的排名结果，也不故意诋毁排名结果对自己不太有利但实际上是相对比较科学的大学排行榜。
19. 理论派和实践派的交锋有利于排名的改进完善
一方面，理论派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大学排名的实际操作提供理论基础、反思视角和改进动力；另一方面，大学排名的制作与发布也可为理论研究工作者不断检验、改进、丰富和完善理论提供鲜活素材。理论派中又可区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基本持支持态度”阵营，认为大学排名尽管不完美但仍然需要；二是“基本持否定态度”阵营，认为大学排名存在“导向不可取、学校不可比、标准不一致、指标不匹配、数据不可靠、方法不科学和明显的文化偏见”等缺陷，大学排名不严肃不科学不可信，[6]最基本的理由则是“萝卜青菜不可比”。展望未来，各种意见并存仍将是常态，相互取长补短则是取胜之道。
20. 大学排名的路阻且长
要做出一个好的大学排名，需要排名机构大量的投入和长期的坚持与积累。一个大学要获得一个高排名，也需要大学在科学的战略引领下进行长期的奋斗。一般的读者，常常会低估大学排名机构背后的付出和不断自我否定、自动纠正、主动创新的努力。很多大学管理者也常常低估了自己所管理的大学在实现名次持续提升目标中的难度，低估了奋斗进程中天然隐含着的你追我赶和曲曲折折，以及目标背后所需要的时间和经费投入。比如，一项耗资数亿的改革项目也常常无法保证排名的立刻上升和持续上升。
参考文献
[1]汤建民.大学排行榜的改进之策[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6,32(4):1-5.
[2]程晗.教育评价学的若干理论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1987(2):35-39.
[3]汤建民.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的增值评价[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5.第A04版.
[4]汤建民.大学排行榜离不开评价学理论支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06-22,第006版.
[5]孙碧.谁是一流？——大学排名作为“治理术”的美国起源[J].外国教育研究,2022,49(08):115-128.
[6]袁振国，等.大学排名的风险[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
注：原文发表于《高教发展与评估》2023年第2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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