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胜古迹上胡抹乱画，有 人 谓 之“乾 隆 遗风”，这实在是高抬了他们，他们哪有乾隆爷写诗作文的风雅。若细究起来，应该叫做“猢狲遗风”才对。孙猴子跑到如来掌中，溲溺之余，题了几个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才应该算是今人胡乱涂鸦的嫡祖。从《西游记》算起，这“猢狲遗风”已经延传了好几百年，如今依然健旺，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埃及有座卢克索神庙，世人称奇。孰料庙中雕像最近被刻了一行歪斜的汉字：“丁某某到此一游”。无疑，这是“猢狲遗风”袭扰到异国去了。

　　中国游客——当然，只是一部分中国游客，的确有不少坏毛病，一位常接中国旅游团的荷兰籍导游总结说，“如今中国游客虽然不大随地吐痰了，但各种毛病依然不少，随处大声嚷嚷，打喷嚏不捂嘴，男人当众光膀子，女人真空穿白线衫，让孩子随地撒尿，在座位上旁若无人地脱袜子抠脚，等等，而且屡教不改”。这位外国人没有渲染什么，只是实录事实。我们无法辩解，只有汗颜。

　　国人的陋习受到外国人指责，让我想起一桩历史公案，就是旧上海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辱华事件。关于那块辱华标牌，近年有不少讨论和考证，事情的原委已经很清楚。大体说来，这里边有两本账：一本是洋人辱华，这是主要的账，对此我们愤慨至极;再一本是游园华人文明程度低，陋习颇多，对此，我们反思得不够。

　　洋人设置辱华牌子，乃源于他们的帝国主义本性，出于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但一些华人逛公园时缺少公德，也是重要诱因。史料这样记录：“中国人入适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又记：“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这些记录都是确凿的事实，并非哪个存心污蔑中国的坏蛋所伪造。

　　怎样看待洋人设置辱华牌子这件事?站在今天的高度，仅是声讨帝国主义已经不够了，还应该做内省性的反思。实际上，民国年间已经有清醒的爱国者这样做了。

　　例如，有两位杨先生就曾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一位是杨昌济先生，一位是杨荫杭先生。

　　1913年，杨昌济先生写道：

　　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相形之下，判若天渊……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西人所为，虽欺人太甚，亦吾国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习惯，养成与西人平等交际之资格，则此等耻辱终无湔洗之期。

　　另一位杨荫杭先生，意见与杨昌济相同。1920年，他在《申报》上发表了《平心谈》一文，说道：

　　他人之是非，今姑不论。试反躬自问，华人如果入公花园，果皆能不随地唾痰乎?果皆能不任意溲溺乎?果皆能不攀折花枝乎?果皆能不弃掷果壳乎?

　　华人自设公园须竞胜于外国公园……若咳唾生风，溲溺交作，则不如不设之为愈也，又若饭馆林立，妓女云集，亦不如不设之为愈也。外人榜其公园曰“华人不许入，狗不许入”，愿我华人一雪此耻也。

　　两位杨先生都在告诉国人一个道理：只有自尊，才能自强，才能不受外人羞辱，才能与列强争雄。他们发表这些意见的时候，正值列强横行中国，但他们没有只谴责列强，而是同时也强调国人要自省。他们是极清醒、理性的爱国者，是真正的爱国者。

　　两位杨先生的话，已经说了近百年。但国人的陋习改掉了么?改了多少?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尤令人蒙羞的是，现在国外有些商店竟不许中国游客进入!这不还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只是没写狗字，没那么刺激而已。须知，这些商店可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开的。我们除了拊膺长叹，还能说什么?

　　提起中国游客的陋习，总让我想到“国民性”三个字。这些陋习，不是个别人的，而是群体性的，且是多发性的、顽固性的，这不能不让人考虑这是一种负面的国民性所致。费孝通在名著《乡土中国》中认为，国人“私”的观念极重，而无公德观念，如苏州人家总是往屋后本就窄狭的水道里倾倒垃圾，弄得淤塞而臭不可闻，因为他们觉得水道是公家的，而公家的东西是可以随意占便宜的，是“有权利，没义务”的。费先生认为这种自我主义，与杨朱和儒家的一些理论有关，更与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有关。这种对国民性的分析，对国人“私”念极重的分析，可以移来认识中国游客的陋习。实际上，中国游客的陋习正与这种“私”念极重的国民性有关，当然还有其他成因。这种国民性，与现代公民意识完全是逆向的。

　　不要一听到“改造国民性”就反感。这是许多清醒、赤诚的爱国志士的主张，这主张是对中华民族的真爱护。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优缺点并存的，伟大的民族也不例外。我族我民都是伟大的，但也不例外。鲁迅一生都在为改造国民性中的负面东西做韧性之战。鲁迅敢于正视和揭橥国人的坏毛病并力促改造之，他被誉为“民族魂”，被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我看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当今舆论界对于国人陋习的批评，我认为相当乏力，对于陋习背后的负面国民性及成因之剖析就更谈不上。有人很反感批评负面国民性，反感鲁迅式的疗救笔法，觉得那是搞民族虚无主义，甚至是居心叵测。这些“反感先生”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自己才爱国。

　　这让我想起当年批评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那桩公案。批评者的逻辑是，我们做丑陋的事可以，但你不能说“丑陋”二字，我有癞痢头不假，但你不许说“光”说“亮”，否则你就是伤害中国人的尊严。鲁迅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纲领。不许说“丑陋”二字，说到底是为了面子。但究竟什么是面子，什么又是尊严呢?你在公园里胡乱涂鸦，任意涕唾，随意攀折花枝，这算不算丑陋，算不算伤了中国人的面子和尊严呢?

　　自省，鲁迅式的批评，其实并不可怕，自辱才最可怕，长了癞痢头不让说，又不好好治，才最丢面子，最伤尊严。

　　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其实正是一部自我纠错的历史。废除太监，禁用凌迟，剪掉辫子，解放小脚，取消皇帝，制裁汉奸，否定“文革”，惩办贪官，查处苏丹红、地沟油，都是在自我纠错。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自我纠错、自我更新中得到升华，越来越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