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创造力在下降？

武夷山

2010年7月1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发表Po Bronson和Ashley Merryman采写的报道，The Creativity Crisis（创造力危机）。文章说：

1958年，E. Paul Torrance教授对明尼苏达州的大约400个孩子进行了完成“创造力任务”的测试，并对每人给出创造力指数评分。50年后，人们追踪了参与测试的孩子们长大后的事业发展状况。结果发现，Torrance教授的创造力指数具有很好的预测力：当年在完成创造力任务过程中提出较多好主意的孩子，日后往往成为企业家、发明家、大学校长、作家、医生、外交官、软件开发者，等等。后来，印第安纳大学的Jonathan Plucker对Torrance教授的数据进行了更严格的重新分析后发现：终生创造成就与儿时创造力的相关性，是终生创造成就与儿时智商的相关性的3倍。

人们早就发现，智商测试平均成绩是逐代上升的，这叫Flynn效应。但创造力未必是逐代上升的。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Kyung Hee Kim对其他学者以成人或孩子为对象开展的约30万例Torrance测试结果进行了详尽分析，结果发现：美国人的创造力在下降。

《新闻周刊》原文可见（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10/07/10/the-creativity-crisis.html）。

写完以上的话，才发现《首席人才官》杂志2011年10月号也有一篇文章（http://cho.zhaopin.com/articles/3596_1.html）说同样的事，文章如下：

长久以来美国人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创造力在下降，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何解决？

《教养大震撼》
作者：（美）波·布朗森 阿什利·梅里曼，夏婧 译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保罗·托兰斯教授是一项创造力测试的设计者，1958年有400名明尼阿波利斯儿童参加了这项测试，那时只有8岁的施瓦茨罗克成为了这些“托兰斯儿童”中的一员。至今施瓦茨罗克对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一名心理学工作者拿着一辆玩具救火车对他说：“这辆车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或者你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玩。”施瓦茨罗克迅速说出了把云梯变为可拆卸等25项改进意见。那个时候，研究者就已经对施瓦茨罗克不同寻常的视知觉能力感到惊讶，认为他具有极强的创造力。
创造力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关于它的定义一直是学界不断争论的问题，但创造力所带来的产品应该绝对原创和实用，这没什么可说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创造力意味着交替使用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性思维。
50年过去了，托兰斯及其同事加尼特·米勒一直没有停止追踪“托兰斯儿童”的表现，他们记录了这些儿童点点滴滴的成绩：学到了新技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公开发表文章等等。至今，托兰斯所设计的创造力测试已经成为标准测试，看看当年在这项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孩子们的表现就知道了，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中都成为了佼佼者。印第安纳大学的乔纳森·普吕克重新分析了托兰斯的测试数据，发现儿童时代的创造力与其一生的成就高度相关，高于智商与未来成就相关指数的3倍以上。
托兰斯的设计在全世界已经被译成50多种语言，研究者称之为CQ(Creativity Quaint)测验。与IQ测验相同，它们都是90分钟的标准化测验，包括一系列不同难度的任务。对于IQ测验，学者发现了弗林效应，即每一代人的IQ值平均要比其父辈高出10%。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是环境因素使我们的孩子变得更聪明。但是对于CQ值，我们却不幸地发现，美国人的创造能力正在下降。
威廉及玛丽学院的金希景通过统计30万人的CQ测试成绩，第一个发现了美国人的创造力正在下降这一事实。金希景发现在1990以前，美国人的CQ值是呈上升趋势的，但是在那以后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特别是六年级学生，下降尤为严重。
创造力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解决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危机到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甚至到国内的医疗改革，无不需要创造性思维。从国内事务到国际争端，创造力成为公认的实用工具。在一项对1500名CEO的调查中，创造力成为这些公司掌门人心目中最重要的领导才能。所以创造力的下降必须引起社会的重视，当然，现在就要求我们找到根本原因还为时尚早。但是有一个现象却显而易见，现在的孩子大量时间被电视与电子游戏占据，没有时间进行创造力活动。在学校，创造力活动也是少之又少。总的来说，我们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
目前，全世界都意识到创造力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制定教育目标首要考虑的问题。2008年，英国修改了中学教学大纲，在所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课程中，均强调了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欧盟将2009年定为革新与创造年，举行了专门的会议，敲定了若干计划，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中国也在尝试抛弃以往填鸭式的教育模式，转而重点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近普吕克来到中国考察了北京与上海的一些学校，他对一个中国学生可以给手机安装跟踪器感到惊讶。当被中国的教育工作者问到美国的教育趋势时，普吕克说美国希望设置规范的标准课程，一位中国校长告诉普吕克，这实在很不可思议，你们正在向我们原来的模式靠近，而我们正在学习你们现在的模式。
由于越来越受到标准课程的限制，美国教师警告说在课上没有任何时间与空间来关注学生的创造力，为此有人呼吁增加艺术课的课时。乔治亚大学的马克·伦科称之为艺术偏见，传统的观点认为艺术的熏陶有助于提高创造力，但已有研究证实这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艺术并没有那么大魔力。还有人认为，创造力的培养不应该在课堂上，而应该在家庭生活中。事实上这否认了学校教育的科学性，已有研究者发现，即使在现有标准课程体系框架之下，创造力仍然可以成为教学目标，前提是我们需要改变教学方式。
理解其中的奥妙需要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有关神经科学的最近研究进展。传统心理学认为，右脑负责创造力相关的认知活动，但已有研究表明，这是种观点非常狭隘。事实上，当我们解决问题等时，左脑首先被激活，这时我们努力根据明显的事实证据找到我们熟悉的问题解决模式，一旦没有结果，右脑就会跟随左脑活跃起来，开始扫描长时记忆中遥远并模糊的知识，同时左脑也开始寻求非常规的解决方案。此时注意系统也进入了高兴奋状态，任何萌生的想法都不会被放过，知觉系统会把这些零散的想法整合，就在某一个瞬间，我们突然有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时我们便会得意地说：“我知道了！”
诚然，右脑更善于产生非常规解决方案，但最终决定是认知系统对知识整合的结果，这一过程当然也包括常规思维方式。那些创造力很强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擅长奇思妙想，而是他们善于在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性思维之间切换，然后整合这两种思维模式下的成果。越富于创造力的人，就越善于这种双重思维模式。
那么这种双重思维模式可以后天习得吗？答案是肯定的。新墨西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学家雷克斯·琼诺指出，练习不但促使人们熟悉双重思维模式，也可以加快人们对两种思维模式的切换速度，从而增强创造力。西安大略大学的丹尼尔·安萨里与哈佛大学的阿伦·伯科威茨共同领导的一项实验验证了类似观点。实验有两组被试，一组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另一组是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实验中，发给每个被试一个音乐键盘，要求他们即兴作曲。安萨里与伯科威茨通过记录被试在实验中的脑图像扫描发现，音乐专业学生的大脑工作模式明显与另一组不同，特别是在作曲时，他们的注意力明显更集中，使得无关信息和大脑活动无法打扰到作曲过程。
美国的一所中学对高三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改革性的教学尝试，该校图书馆的窗户正好面对操场，即使在窗户关闭的情况下，噪声依然非常明显。老师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个任务，在4周之内，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学生组成了工作小组。
首先，他们必须弄清楚几个问题，声波是如何穿过物质而传递的，何种物质可以有效阻止声波的传递。然后，他们讨论并提出可行性方案，比如挂上窗帘，或是在屋顶安装吸音装置等。最后他们讨论哪些办法是最有效、可行的，并考虑成本问题。
在这个任务中，学生们很好地诠释了创造力，他们需要不断在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性思维中转换，同时，他们还完成了高三学生标准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包括理解声波的概念及相关知识，学会归纳思想北锻炼写作能力等。这项成功的尝试提示我们，学校的课程教育完全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我们应该从教育方式、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从而发挥这种创造力培养课程的作用。这项实验其实还有一个家庭版本，即不要让孩子再去死记硬背，再寻找问题的唯一答案。乔治亚大学的伦科在去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被儿子问道：“为什么加利福尼亚的首府是萨克拉门托，而不是洛杉矶或旧金山呢？”伦科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让儿子自己去思考，想办法找到答案。
学龄儿童平均每天提出100个以上的问题，“为什么”这3个字总是在家长的耳边转个不停。到了中学，孩子们终于变得安静了，但他们不提问并不代表他们学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他们对那些问题失去兴趣了，甚至不再喜欢提问这种方式。北爱荷华大学的格雷·古特长期从事儿童创造力的研究，他发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创造力至关重要。那些不拘一格·喜欢让孩子面对挑战的家长，更有可能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孩子。同时古特还发现，艰难困苦的环境也能帮孩子提高创造力，艰难困苦本身与创造力并无关系，但这种环境却可以使人更有韧性，这种韧性可以帮助提高创造力。
在儿童时代，很多游戏都有助于培养创造力，角色扮演游戏就是其中之一。在游戏中，孩子需要模仿角色的行为举止、音容笑貌，大一点的孩子甚至可以模仿出角色的各种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大脑发育的成熟，很多孩子都具备了参与假想世界游戏的能力。所谓假想世界，就是完全虚构出的一个世界，它有自己的历史、物种和规则，有的孩子在游戏中甚至尝试创造语言。孩子在9~10岁期间，是玩假想世界游戏的高峰期，孩子在这个游戏中的表现对日后的创造力有着极强的预示作用。从四年级开始，孩子的课业负担明显加重，游戏不再是培养孩子创造力的主要途径，这时老师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老师不拘泥于常规，鼓励学生勇于打破传统，那么学生的创造力将会继续发展。反之，如果没有老师的这番鼓励，学生在学校的进步就只限于课本知识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施瓦茨罗克的案例。在他30岁时，从数据上看，毫无迹象表明施瓦茨罗克是一名典型的“托兰斯儿童”。施瓦茨罗克的父母从来不认为他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以至于会成就一番事业。他的父亲是一名牙医，强迫施瓦茨罗克在大学时选择医学专业，施瓦茨罗克因此感到生活无趣。但他很快找到了一个令他兴奋的切入点：研发新兴医疗技术设备。今天的施瓦茨罗克已经非常富有，他创办了三家医疗设备公司，他所研发的产品涉及众多领域，最新的一项技术可以降低脊髓移植手术一半的成本。施瓦茨罗克说：“小时候，我从没意识到我这么有创造力，但现在我知道了，幸好还不晚。”
美国社会一直都崇尚创造力，但可悲的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创造力，我们也没有为此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幸好，在科学研究的帮助下我们醒悟了，而且有了明确的方向，接下来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