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我没有读过《文化的江山》，从几篇书评来看，似乎是本很不错的书。下面转载书评之一。）

思者无疆

——评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

 

林存光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一种情怀叫“中国”，有一种记忆叫“历史”，有一种认同叫“文化”，有一种语言叫“诗歌”，有一种自由叫“思考”。

中国是我们的家园和祖国，历史是我们的来历与根基，文化是我们的身份与习性，诗歌是我们抒发自己性灵与情感的最富有想象力的话语形式，思考是我们人类的天赋与本能中最纯粹而自由的活动[①] 。

将所有这些因素熔铸为一体而共同筑就的就是“文化的江山”。

《文化的江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这是由刘刚和李冬君伉俪珠联璧合、共同精心打造而为我们献上的一道“重读中国史”的佳肴盛宴。有佳肴而弗食，“不知其旨也”。笔者有幸先读为快，故不揣鄙陋，向读者朋友推介一二。

一，要想饱览文化江山的胜境，首先必须了解作者的独到视角。

作者的视角基于对两个“中国”的区分，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王朝中国”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也可以说是帝王家谱化了的中国；而“文化中国”则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依笔者的理解，她也就是具有着超越王权支配的政治含义而由人文自然化成的中国。“王朝中国”在改朝换代中不断轮回，而“文化中国”却会在“越千年，历百世”后而延续传承、江山依旧。我们只有站在“文化中国”的视角，才能发现这“文化的江山”，从而也才能换一种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的历史，也就是“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不要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读，不要用‘资治’的眼光读，以诗性之眼，能读取文化的江山，用‘资治’的眼光，只能围绕王朝打转，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和打来打去”（前言《发现文化的江山》）。

作者的视角还基于一种“文化个体性”的立场，所谓的“文化个体性”，依作者的解释，是指自觉、自律、自由的原则，及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确立起的独立自主或自由个体意义上的“自我”，借用陈寅恪先生的名言说，就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意义上的自我，同时也是指现代“法权化的公民”意义上的自我。我们只有进行自我的转化，从“王朝中国”和王权主义的支配下的历史中走出来，才能实现自我的转向，转向“文化个体性”，并“以文化个体性重读中国历史”，乃至选择并认同“文化中国”，从而发现“文化的江山”。

相比较而言，笔者更赞赏作者对两个中国的区分，而对于“文化个体性”的说法，则有些懵懂不知所云。因为在我看来，作者对于文化、个体性与自我三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界说厘定得似乎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如果说“文化个体性”只是一种人类现代文明所孕生出的一种新生事物的话，那么，我们究竟应如何“以文化个体性重读中国历史”，乃至选择并认同“文化中国”，从而发现“文化的江山”呢？对此，作者有些语焉不详，未作透彻的阐述，因此，所谓的以“文化个体性”对中国历史的重读，作为“自我的一种选择”，实际却有可能变成为一种把“文化个体性”刻意地强行植入到中国历史之中的读法。

为了消除上述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及在此基础上的误读，从而帮助读者更清晰地领会和把握作者的意图与运思的理路和脉络，笔者认为，根据梁漱溟先生给“文化”所下的定义来理解，也许更能贴切地表达“文化个体性”的含义，那就是“文化这样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并没有‘因’的” [②] ，易言之，文化不过是天才个体的自由创作；再进一步言之，“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 [③] ，而对人类生活样法的哲学表达或抽象正是出于思想家们的“天才的创作”或“偶然的奇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梁氏把孔子的人生哲学或“孔子的路”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然而，如果我们放宽或拉长我们的历史视野的话，那么，历史上华夏民族的生活的样法、文化中国的面貌或文化的江山便不仅是“孔子的路”所能限定的了，尽管孔子对此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按照上述理解，所谓的文化中国，毋宁说是文化的共同体，在其中我们依一种特定的生活样法而生活，而在历史上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人物会为塑造和丰富这一不断生成中的文化共同体和生活样法的形式和内涵而不断地作出自己独到而杰出的个体性贡献，这就是笔者本人所理解的“文化个体性”，即我们既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造物而赋有自我的个体性，反过来我们亦可以对文化共同体作出自我的个体性的创造性贡献。

二，对《文化的江山》的作者“重读中国史”的重读。

相对于王权支配下的“王朝中国”而言，“文化中国”毋宁说是一种人文化成的价值与意义的世界，每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个体自我都会将带有自身独特生命体验的价值与意义带入到这个世界之中，从而使之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或者使“文化的江山”的边际得以不断拓展而重新划定。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者何以会如此评价孔老尤其是孔子的文化贡献：

 

从长江中游到黄河中游，这一线，是青铜时代中国文明的中轴线。

就在这条文明的中轴线上，走来了两个伟大的人物——老子和孔子，他们携手，引导中国文明，走向仁义世界，进入道德本体，启动了文明的轴心期。（上卷第37页）

周公的封建制国家，……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种新的精神——仁爱精神。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正如耶稣要爱改造了基督教一样，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上卷第7页）

 

孔老之后，战国诸子更以其自由之思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中国的精神与思想的世界，墨子的侠义与兼爱，杨朱的为我与贵己，孟子的仁政王道与浩然之气，庄子的蝶之梦与鱼之乐，……。

最终，商韩的耕战与法术虽然战胜了其他思想流派，而造就了大一统的秦朝帝国，然而，历史并未终结，在人民群起革命、反抗秦朝暴政之际，儒者也愤然参与其中，随后又在大汉天子的治下，怀抱着“公天下”的理想而与“家天下”的专制君主相抗衡。而继孔子之后，司马迁更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伟气魄为文化中国大大拓展了其文化的边疆线。

世说新语的时代，最能代表其精神异彩的是诗人的性灵，正是诗人陶渊明的诗散发出的无穷魅力为那个动荡混乱时代的精神生活增添了别样的异彩，他诀别王朝而向往的不知秦汉、更无论魏晋的“世外桃园”的社会理想，他拒绝仕途而吟咏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而恬淡的田园美境，难道不是“已经超越了诗本身，而具有更高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下卷第237页）吗？

盛唐之世，诗人更以其自由和豪迈的真性情精心打造了一片自成格律的世界，诗仙李白《望庐山瀑布》之诗云：“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圣杜甫有绝句一首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王朝以帝王为尊”（下卷第292页），而在唐诗的江山里，“诗性高于帝王”（下卷第290页），李白杜甫才是真正的王者。作为中国人，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是统治王朝中国的帝王的臣民，而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诗人打造的文化中国里读着唐诗宋词长大的。

由诗性的张扬转向对天理良知和道德性命的探究与思考，宋明时代的思想者又重新引领文化中国进入了一个思想的时代。思想必须通过自由讲学来表达，相对于思想被规制而以举业功名为目标的学校教育，书院正是认为“讲学比做官重要”（下卷第304页）的思想者自由讲学的道场，因此，从文化中国的意义上，《文化的江山》一书的作者竟给予书院如此之高的评价：

 

统治者有王朝，思想者有书院。书院，是思想国，是思想者的共和国。书院里，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还有共和的制度与生活。

书院，是思想者的家园，思想共和，是共和国的根。

文化中国在，书院就在，书院在，思想者就永不败。（下卷第349页）

 

再后来，王朝或帝制中国的历史终于在近世革命的浪潮中走向了终结，而当中国人“从王朝属性里解放出来”（上卷第25页）后，文化中国的新纪元也就开始了。

以上便是《文化的江山》的作者“重读中国史”的大体线索和基本脉络。真可谓“思者无疆”，真正独立自由的思想者是思无疆界的，《文化的江山》一书的作者称得上是这样的思想者。

不过，因为这毕竟是作者“重读中国史”的一次初步的尝试，故其中的不少具体论述仍然打着“王朝中国”的烙印，而总是给笔者一种拖泥带水之感，然就总体来讲，作者对中国史的重读或对文化江山的勾勒，富有诗的隽永、史的厚重、思的深刻，全书再配以图画的精美和释文的雅致，实是一部富有启发性而值得一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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