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们的英语老师Fran
武夷山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两次去驻美使馆工作，在美期间有幸随一位退休美国中学女教师修习英语，她与我和其他许多中国血统的朋友结下了家人一样的情谊。这是怎么回事呢？容我慢慢道来。
她叫Frances Cressman，1927年生，2026年10月11日19点左右（美国东部时间，相当于北京时间12日晨7点）安然离世，享年99岁。Frances的昵称是Fran，她让朋友们叫她Fran，于是我们也就叫她Fran。
年轻时，她从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40年代，美国女性大学适龄人口中能上大学的也就10%左右，能在名校获得硕士学位的更少。可以想见，她当中学老师，应当是很突出的。她教过英语、历史、音乐等很多课程。
她的第一段婚姻破裂了，没有孩子。第二任丈夫叫George Cressman，丧偶。这两人组成新家庭后，恩恩爱爱过了一辈子。但再婚时她已经不年轻，故没有要孩子。这也是她视我们这些中国人为孩子的重要原因。结婚后，她较早就退休了。
1965-1979年期间，George Cressman曾任美国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局长。他是计算机专家，美国国家气象局局长属于技术官僚，与政党分肥任命无涉。我国改革开放后不久，George应中方邀请访问了我国国家气象局，Fran随丈夫一同访华。这是他俩第一次访华。从这次访问开始，Fran就爱上了中国，爱上了中国人。她一辈子交了很多中国朋友或华裔朋友。
这些中国朋友怎么与她发生交集的？要从外交官的语言能力说起。
中国的外交官是从不同部门派出的，例如，驻美使馆科技处的外交官由科技部派遣，文化处的人由文化部派遣，教育处的人由教育部派遣，等等。早年间，外交部派出的外交官普遍语言能力强，其他部门排出的外交官的语言能力则参差不齐。
多年前，一位已经认识Fran的先生成了我国驻美外交官。他向使馆领导建议，是否能邀请Fran这位退休中学老师来使馆给大家上英语课？领导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派人试探性地询问了Fran的意愿，并表示使馆的经济实力有限，讲课费不会太高，丑话说在前面。Fran郑重考虑后答复说，她愿意来义务讲课，分文不取。而且，她会时不时地带她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教学。
从此，她每周从她华盛顿市郊马里兰州的家驾车进城，到使馆来讲课，坚持了很久。后来她年纪大了，每周驾车进城太累，就改为使馆人员自驾车每周或每两周一次去她家听课。改为新模式后，使馆里坚持跟她学英语的人就少了，长期坚持者以我们科技处的几个人为主体。我80年代第一次驻美时，就加入了这个长期性学习小组。90年代我再次去驻美使馆长驻时，仍参加这个小组。
当时，我的英语词汇量比另外几位同事要稍大些。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课上，Fran说了几个提示词，要大家根据提示词，猜一个英语词。同事们只能想到curtain，我猜是drape。我对了。Fran又让大家猜一个词，他们只能想到saloon，我猜是lounge。我又对了。于是，他们继续采用英语词汇进阶课本，一册一册地练；Fran则给我开小灶，让我读英文小说，写读后感（就是一篇作文），Fran给我批改。我在科学网博客上发过一篇阅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的小说East of Eden（伊甸园之东）的英文读后感，就是Fran批改过的。这样，我们的每次英语课，都成了复式教学。
除了英语课，Fran还成立了另一个音乐班（music Group），由我担任班长。Fran认为。唱英语歌，有助于更生动、透彻地了解美国文化，很有益处。而且，英语歌的歌词也很有意思。英语班的人基本都参加音乐班，音乐班还扩充了其他成员，如文化处的韩文君（她原来是总政文工团的演员）。每次音乐班上课前，Fran准备好待学唱歌曲的歌片，我主动在歌片五线谱下标注上简谱，再按照音乐班的人数复印很多份，人手一份。每首歌的歌片有好几页，这样，复印总量是很大的。Fran看我将复印好的歌片发到每人手上时，就感叹说“You must have worked like a horse.”（你一定干得很卖力）韩文君曾在华盛顿开了一场个人演唱会，主要演唱中文歌曲，但也演唱了一首英文歌曲“圣婴耶稣”（歌名好像是Gesù Bambino），就是Fran教我们唱的。Fran本人不信教，不去教堂，她教我们唱一些圣诞歌曲，是因为圣诞期间到处能接触到圣诞歌曲，它们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就这样，Fran教出的一代又一代学生（都是外交官），包括英语班和音乐班的成员，都很感激她，都成了她的好朋友，成了Fran大家庭的成员。有些同事回国后，又选择去美国留学，最终全家居留美国，那么他们全家都是Fran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家人中的有些人可能将自己的在美中国朋友（不一定是外交官）也介绍进这个圈子，于是，大家庭日益人丁兴旺。
Fran后来多次来中国旅游或访问，我们在京的大家庭成员每一回都要在北京与她欢聚一次。与Fran关系较密切的中国人或华裔朋友有一个微信群（Fran Group），共16人，请注意这16的含义是16个家庭，每家有3-5人，你看看规模有多大。Fran是把我们这些人的后代都视为自己的孙辈的，如果这些孩子去美国留学了，她都热情接待、招待、关爱。对于本来就在美国长大的孙辈，她也非常关心。反过来，我们大家庭的成员也是真心热爱、关心Fran的。George晚年生活不能自理了，Fran一个人伺候不动（George是大高个），只好将丈夫送到养老院去了。大家庭的不同成员随Fran一起去看望George很多次，肯定比George的亲子女的看望次数还要多。
她对我们这群人的称呼就是kids（孩子们）。每年圣诞节，她要在家中办两次圣诞聚会，一次的参加者是她的美国朋友，另一次的参加者是我们这帮中国人。不是她要刻意将两群人分开，是因为她家只有这么多桌子椅子，若两组人聚到一起，椅子都不够分的。既然她把我们当成孩子，就给每人准备了圣诞礼物，放在袜子里，像给孩子的礼物一样。她精心地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准备礼物。比如，她知道我喜欢阅读，就每次都送我书。在我的“个人藏书清点”系列博文中，有好些图书的来源被标记为“朋友赠送”，这些图书一多半是Fran送的。
Fran虽然退休较早，但她没有脱离社会，而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她是AAUW（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美国大学妇女协会，该协会有17万成员和支持者）的活跃成员，也曾担任该协会马里兰分会的主席。该协会的成员都是上过大学的女性，她们都亲身体验到女性上大学不容易，面临更多困难，故她们愿意切实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女大学生，包括提供经济资助。有一阵子，她们资助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中国赴美留学的女生。
1995年9月，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召开。Fran作为AAUW的成员，当然不会放过这次参会机会。当时，我正在驻美使馆工作，我爱人随任，我岳母承担起为我们照顾孩子的重任。Fran在北京参会期间非常忙，但她仍挤出时间，在曾经在驻美使馆商务处工作过的我的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到我家去看望我的岳母和我们的孩子。我们闻讯后非常感动。
前面提到的Fran Group微信群的群主是孙向真。在George去世后，Fran的身体逐渐衰弱，又没有子女，说她晚景凄凉有点过，但确实度日艰难，孙向真作为我们大家庭的代表，为照料Fran的晚年生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她与Fran接触交往时间最长，与之感情也最深。她在群里就Fran说了两段话，反映了家人们的心声：
她是有福之人，过了丰富多彩的一辈子，对中国友好，她接触的中国人都给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她逢人就说我喜欢中国人，我的中国孩子们个个优秀！
她一直像太阳一样照亮并温暖着我们这些中国“孩子”的心，也从内心享受着这些孩子们给她带来的欢乐和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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