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科普童书映照时代：风格演变折射社会变迁
武夷山
JSTOR Daily电子杂志2025年6月25日发表Jessica George（她拥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语专业博士学位）的文章，Science Lit for Kids Holds a Mirror Aloft（https://daily.jstor.org/science-lit-for-kids-holds-mirror-aloft/）。请DS翻译了全文，我略作修改。译文如下。
科普童书映照时代：风格演变折射社会变迁
几十年来，旨在激发儿童对自然界兴趣的书籍在风格和手法上经历了巨大转变——这种演变映射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作者：杰西卡·乔治（Jessica George）
“发生了什么？”一位“侦探”在《如何成为一名自然侦探》（1958年）的开篇向他的小读者发问。全书贯穿始终，读者们通过探查动物的足迹和线索，帮助他们解开诸如“谁吃掉了兔子？”、“谁来过河边饮水？”、“海鸥飞向了何方？”等谜题。这本由多产儿童作家米莉森特·E. 塞尔萨姆（Millicent E. Selsam）所著的图书，详细记录了动物识别的过程，向孩子们展示平凡之地亦能成为科学观察的场所。
“孩子天生好奇、爱提问，这也是大多数科学家工作时的特征，”塞尔萨姆后来这样解释她的教育理念。一本“好”的儿童科普书不应是“事实的堆砌”，而应“激发年轻人去听、去看、去闻、去品尝——调动所有感官去观察”。
根据一份会后报告，在1955年美国自然研究学会（American Nature Study Society）会议上，塞尔萨姆倡导儿童参与“早期研究”，包括“[进行]独立的发现，无论这些发现在研究生科学家眼中是多么‘微不足道’”。塞尔萨姆相信，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将“帮助年轻人认识到，我们人类的目标必须由科学来塑造，而科学也必须因人类的希望和理想而丰富。”如同她许多身处二十世纪中叶的同辈人一样，塞尔萨姆认为科学方法能够培养“摆脱迷信与偏见的理性态度”——这种观点正是冷战时期科学教育的特征。当世界面临“人类借助‘原子能’和‘人造卫星’等形式对自然力实施的新控制”时，现代儿童科普读物也在回应科学技术在解决人类重大挑战中所扮演的新角色。
二战前的儿童科普读物
在考察美国早期科学史时，莎莉·格雷戈里·科尔施泰特（Sally Gregory Kohlstedt）注意到科学在美国革命后国家认同形成中的重要性。
“在博物学会和学术机构的创立章程中，”科尔施泰特写道，“关于爱国主义以及科学与技术中所谓共和价值观的论调比比皆是。”
随着美国印刷文化的扩展，中产阶级家庭得以接触到杂志、报纸、年鉴、期刊等读物，其中包含了面向大众的科学知识：为成年读者准备的农牧园艺建议，以及为儿童准备的博物知识和“简单的化学实验”。很快，《戈迪女士杂志》（Godey’s Ladies Book）和《青年之友》（Youth’s Companion）等杂志也开始刊载博物学和地理方面的文章。儿童成为讲述自然界运作奥秘故事的目标受众。
内战（指美国南北战争）后，儿童读物日益普及。随着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儿童的图书获取渠道得以拓宽，同时通过“自然学习运动”（nature-study movement），他们与科学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自然学习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利伯蒂·海德·贝利（Liberty Hyde Bailey）写道，通过亲身观察自然界，儿童将培养“独立思考并保持与所处世界的独特联系”的能力。
托马斯·R. 邓拉普（Thomas R. Dunlap）写道，与“自然学习”一同兴起的是一种“自然文学”。它运用描述性博物学的元素，讲述熟悉动物的故事，且常常从动物的视角出发，例如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的《我所了解的野生动物》（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 1898）。一个相关的子流派——科学童话书，则通过魔法生物的视角向儿童介绍植物学和进化生物学。随着自然文学的涌现，“自然造假者之争”（nature fakers debate）——围绕着小说和自然写作中的拟人化手法展开——探讨了自然界在文学中应如何描绘：作家是否应将人类的特质和美德强加于动物？尽管“自然学习运动”的领导者们警告反对情感主义和虚构想象，但年轻的读者们却对此类故事欣喜不已。
这并非童书在科学理念和自然界表现方式上最后一次引发争议。例如，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Scopes Trial，又称“猴子审判”）就对图书馆收藏与进化论相关的书籍产生了寒蝉效应。但美国科学的专业化进程持续塑造着儿童文学中对自然世界的描绘。邓拉普写道，这使许多作家摒弃了浪漫主义的自然观，转而“从系统和相互作用的角度看待自然”。
冷战与现代科学教育的兴起
二战临近结束时，围绕美国科学教育方向的争论因全球核威胁而获得新的重要性。1944年，美国国家科学教师协会（NSTA）成立，旨在制定国家科学教育标准；195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则将“保障国防安全”纳入使命。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美国国会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NDEA），该法案彻底改变了公立科学教育及美国大学生态，使1958至1970年间大学生数量增长逾一倍。
除太空竞赛外，科学如何改善普通民众生活也引发新关注。美国公共卫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如1950年代乔纳斯·索克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公众对科学教育的重视推动公立学校课程改革。冷战政策实施前，中小学科学教育依赖教科书和“科学标准化”，侧重事实灌输；冷战初期，政府公报开始强调参与式学习与批判性思维，在NSF资助下，美国最终以实验和科学知识实践应用为核心重塑了科学课堂。
出版业的同步变革
1945年，非营利组织儿童图书理事会（CBC）由《出版商周刊》发起成立，致力于倡导儿童读写能力与优质童书。二战结束催生新的文化交流——包括童书翻译合作计划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的建立。
在美国，儿童科幻及科技类非虚构作品日益流行，部分归功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公共图书馆的“共生关系”：二者联合推广科学馆藏、太空主题展览，以及围绕NASA太空任务设计的暑期阅读计划。1949年，著名数学家、《1946年原子能法案》合著者詹姆斯· R·纽曼开始为《科学美国人》撰写年度儿童科普书单；该传统在其1966年逝世后延续，推荐书目包括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出版的火星照片集和“水手四号”探测器图册。教育类书单高频收录的《奇妙科普系列》（How and Why Wonder Books）由美国教育署科学家保罗·E·布莱克伍德主编，其本人亦参与政府关于科学教育研究的公报的撰写和问卷的编制。
科学准确性与专业审查
随着儿童科普书热度上升，教育工作者开始强调事实准确性。塞尔萨姆提醒作者避免使用目的论表述（如“大自然希望…”）和拟人化手法，并对将进化论与性教育逐出教材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基于相同关切，有关专业机构启动了内容审查机制：自1973年起，美国国家科学教学协会（NSTA）与儿童图书理事会（CBC）联合发布年度“优秀儿童科学图书”名单。
教学方法与视觉设计的革新
当学界探讨最佳科学教学法时，“发现-探究法”（DI）将学生置于科学家角色。部分童书插画家在艺术创作中亦采纳此理念——如《如何成为自然侦探》中埃兹拉·杰克·济慈（《下雪天》作者）的插图：仅提供单列足迹、毛绒尾巴局部等线索，引导读者提问，却不直接向读者揭示谜底。同时，出版新时代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插图偏好（写实或抽象、彩色或黑白）及教科书艺术设计如何促进学习。
战后教育政策与童书出版的多元发展
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的颁布及"启智计划"（Head Start）儿童发展项目的设立，标志着战后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投入的新阶段。随着早期教育研究证实幼年对终身读写能力的关键影响，面向婴幼儿的图书市场迅速扩张。与此同时，受1960年代社会变革催生的"新现实主义"运动主张"如实讲述"，促使青少年读物题材多元化——从离婚、青春期等个人困境，到贫困、种族主义等社会、文化挑战，均成为书写对象。
图书馆员布雷特·斯宾塞（Brett Spencer）指出，此时期美国民防体系中的图书馆角色发生本质转变：从储备核爆生存手册转为"通过书籍传播和平理念，从根本上阻止战争爆发"。这种思潮也延伸至科普领域，1971年杜威·W·钱伯斯（Dewey W. Chambers）与弗朗西斯·范阿森（Frances VanAssen）在《小学英语》期刊预言："生态关切必将成为1970年代课程核心"。童书被视作"概念发展的基石"，既要培养儿童的环境认知，更要响应"守护美丽美国"的国家诉求。尽管苏斯博士的《绒毛树》（1971）是最著名的生态寓言，但1970年代非虚构作品更集中探讨污染、核废料及物种灭绝等议题。这种生态书写传统延续至世纪末，催生出"教育性生态悬疑"文类，代表作如珍·克雷赫德·乔治（Jean Craighead George）的《谁真正杀死了知更鸟？》（1971），该书此后数十年被数百万小学生阅读。
1990年代至今的科学童书演进
1970年代联邦政府对学校图书馆资助缩减后，零售渠道成为出版新引擎。学乐集团（Scholastic）通过图书馆销售与书展活动，将《神奇校车》等科普系列推向全球——这套由乔安娜·科尔（Joanna Cole）与布鲁斯·迪根（Bruce Degen）创作的图书，通过虚拟实地考察（如银河系、深海、人体器官）激发想象力。DK出版社的《目击者》系列则以媲美CD-ROM的视觉呈现使儿童百科旧貌变新颜，其主编坦言。该系列旨在"预见数字阅读趋势"。1990年代环保热潮中，《孩子拯救地球的50种简单方法》（1990）成为校园回收运动的标配读物。
史蒂文·特纳（Steven Turner）与卡伦·苏伦格（Karen Sullenger）的研究表明，1990年代科学教育开始融合科学史与哲学视角。当代科学童书主要分为两类：讲述科学家生平的叙事型，与阐释科学知识的认知型。梅苏特·萨克斯（Mesut Saçkes）等学者强调，这类图书至今仍是培养"观察、提问、数据分析和结论推导"等探究能力的重要工具。在公立科学教育经费萎缩的当下，关于公民科学、气候变化等议题的童书，正延续百年前"自然学习运动"的精神，帮助儿童培养好奇心，构建与自然界的共情关系。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武夷山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1557-1491608.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