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长期主义的一条特殊理由

武夷山

Futures（未来学）杂志2024年9月号发表比利时根特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副教授Bouke de Vries的文章The dysgenics objection to longtermism（拒斥长期主义的劣生学理由）。此文可免费下载。

劣生学是优生学的反面，它研究导致一个种族质量下降的诸般因素。

文章的“摘要”说：

强长期主义坚持说，我们应该如何有道德地行动，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对几千年之后（若不说是几百万年之后）的未来后代之福利会产生什么样的期望影响。这里所说的“后代”也许包括其他人类，包括人类最终创造出来的、道德水平与人类齐平甚至比人类更高的人工智能。强长期主义奠基于三条关键假定：1.我们的后代的道德水平至少与我们的道德水平一样高，因此，他们的福利水平不该由于我们的行动而打折扣；2.未来后代的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当今人口之可能性很大；3.我们在此时此地所做的事有可能对人类演化的长期轨迹发生正面影响。本文的目的是想说明，Will MacAskill（博主：他在2023年9月出版了一部著作，What We Owe the Future，我们对未来的亏欠））和 Hilary Greaves在2021年合著的一篇论文（“支持强长期主义的理由”）中表现出对于以上假定是过于乐观了，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以下证据：后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正变得不如以前聪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后工业化社会中人口的智力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二是智力水平较高的人群倾向于晚婚晚育。

本文的“结语”说：

如果我关于认知劣生学对长期主义的所有基本假定提出了重要挑战的看法是对的，那么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认知劣生学及其潜在道德后果迄今很少受到有效利他主义运动（Effective Altruism）的成员的关注呢？例如，Will MacAskills (2022)的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没有谈这个问题，Toby Ord (2020)关于生存性风险和长期主义的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博主注：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也没谈这个问题，甚至Thorstad发表于2023年的文章（博主注：这是全球优先领域研究所的一篇工作论文，题为Three Mistakes in the Moral Mathematics of Existential Risk，生存性风险道德数学的三个错误 ）深入分析了人口问题对于长期主义的意义，但也只说当前的生育状况也许影响到未来的人口数量，而没有谈到对未来人口“质量”的影响，尽管人口质量这个说法不太好听。（考虑到下一点，这一忽视就更形严重：宏观层次智力水平——即人口质量——的下降，不仅降低了未来世代的道德水平，而且损害了人们在地球上维持大量人口——即人口数量——的能力，因为未来不怎么聪明的人们在创造和维护先进技术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会很吃力。）

目前我只能是猜测，但我感觉到，未能注意认知劣生学及其可能的道德后果之原因，至少部分在于，许多人对于以下的说法很不舒服：一是部分人口变得不如以前聪明，二是这将导致智力不高人群的道德水平的下降。由于这一敏感性，人们就避开此话题，以防对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产生名誉伤害。于是，就可能出现对智力研究成果的普遍陌生。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智力研究已成为最受压制的学术探索领域之一。我希望，本文能促动长期主义者和更广义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去关注智力研究这一重要主题，并讨论其可能的规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