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是2002年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吴贺新研究员翻译、本人译校的一个长篇报告。该报告是科技外交概念史上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国务卿马德琳·K·奥尔布赖特致国务院全体员工

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备忘录

2000年5月12日签署

2000年5月15日由发言人办公室发布

美国国务院

致国务院全体职员备忘录

科学和技术对我们工作每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与日俱增。国家安全如同军备控制一样，日益以技术为基础。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化学武器条约的辩论和目前关于基因修饰物在农业上的应用的国际讨论，都表明技术能力对于当今的外交人员是多么重要。我们必须认识科学和技术在塑造我们与各国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具有更多科学素养的人，以适应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必须与政府部门、工业部门和大学的科学界密切联系，以便为我们的外交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美国必须保持能够对广泛的、与科学相关的全球事务进行有效领导的能力。为此，我将国务院“关于在国务活动中加强科学活动高级特别小组”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提供出来，该特别小组是由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弗兰克·洛伊和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高级顾问约翰·霍鲁共同担任主席的。这些措施旨在加强我们的能力，以便将科学考虑更充分地整合到外交政策过程中去。

在附属的政策声明“科学和外交：加强21世纪国务活动”和国务院报告“科学和外交政策——国务院的作用”中概括了新步骤的主要内容，这些文件已公布在我们的网页WWW.state.gov上面。这些措施涉及重大的机构变革，包括任命一位科学技术顾问；在人员招聘、培训和委派方面的创新；以及与科学界建立活跃的伙伴关系。我提请你们对这些文件予以足够重视。

                                    马德琳·阿尔布莱特（签字）

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关于科学技术和外交的政策声明

2000年5月12日签署的备忘录附件

2000年5月15日由发言人办公室发布

美国国务院

科学和外交

加强21世纪国务活动

在一个正在被技术改造着的世界，有效的科学对有效的外交来说至关紧要。

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即使是现在，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感到舒适。因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要想使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派接受不同的东西，总得花不少时间。以往，为使他们将经济和人权问题纳入外交框架就用了很长时间。

但今天，关于科学技术（S&T）必须在我们的外交中发挥必要作用这一点不再是问题了。无论是对付大规模杀伤武器，处置传染疾病，还是在保护全球环境的同时扩展全球经济，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国际战略不出错，就必须将我们的科学搞好。

国务院的科学技术能力并不是像应该做到的那样牢固。由于最近几年在资源方面的限制，我们具有科学责任的工作人员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很多工作，值得我们感谢和支持。

根据我的要求，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理事会完成了一项有关国务院能够借以更好履行其科学技术职责的途径和方法的研究。我正在利用这份去年秋天收到的报告，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

我所预见的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多年、多届政府和两党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为了成功，我们必须进行影响我们的组织结构、我们的人员和我们与科学界相互关系的一系列变革。

结构：首先，我们将加强我们的科学领导地位和管理结构。简单地说，我将任命一位科学和技术顾问，他将直接与我和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们进行联系，他将在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办公室内开展工作。这位科学技术顾问将领导整个国务院的有关活动，以确保把科学、技术和保健问题妥善地纳入我们的外交政策之中。这位顾问还将作为国务院的主要联络官员，负责与全国的和国际科学界联系。

国务院的其他结构变革也将反映和支持科学技术的增强了的作用。到四月底，我将在海洋和国际环境科学事务局（OES）内重新设立一个科学指导处。这个科学指导处将在助理国务卿主帮办的领导下，将OES现有的三个分别关注科学、技术和保健问题的办公室合并在一起。

再有，国务院所有的地区局和政策局将指定一位助理国务卿帮办级别的官员负责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事务。这些官员将与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军备控制局科学顾问、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扩散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科学技术顾问一起组成一个常设科学政策小组。

人员：国务院处理任何问题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其人员和这些人员所能得到的信息的质量。我希望保证，我们能将合适的人员放到合适的地点去，这些人员具有适当的培训、技能和信息，以便能对与科学相关的事务提供有力的领导作用。人事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现在正在审议国务院的招聘、培训、委派和提升政策，以便扩展和深化我们内部的科学和技术技能。科学技术顾问将在这方面与人事局长紧密合作。

国务院应该把保证其所有在国内和国外工作的外交人员和公务员都至少要对与科学相关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理解作为一个优先事项。他们也应该知道，科学是否和何时能够为外交政策提供信息支持，怎样保证科学被纳入我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之中。

国务院已开始一项调查，以确定科学、技术和保健问题对我们的双边或地区性议程至关紧要的那些驻外馆点，例如新德里。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我们将考察现有的科学岗位，决定是否需要增设新岗位，对现有岗位的升级进行评估，确定在哪些馆点通过委派科学家到关键岗位上去会有很高的效益。我期望这项工作将在今年九月份完成。

伙伴关系：我们要比有效地安排我们的资源做得更多，我们必须引领来自其他地点的帮助。国务院将建立一种与大学、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科学、工程和技术界的积极而又长期的伙伴关系。这意味着就有关政策问题进行更多的和更好的对话；在人员培训方面进行合作；将科技人员临时委任到国务院和海外的岗位上去。

为了帮助我们处理好科学事务，我们将继续就一些关键问题开展政策圆桌会议计划，例如我们已经举办过关于生物技术农业和碳的消散去处（carbon sinks）的圆桌会议。为了帮助我们工作得更迅速和更明智，我们也正在努力提高对信息技术最新进展的利用能力。

加强国务院科学技术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新的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这将要求国会和科学界的支持，我并没有幻想，认为这将是轻而易举的，变化要比惯性（保持原状）更困难，即使不是物理学家也知道这一点。

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竭尽全力去完成的使命。提高科学在国务院的地位不是关于外交工作与国内公务孰轻孰重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端（译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端是白宫，另一端是国会）或走廊一侧（译注：走廊两侧指参众两院）才感兴趣的问题。相反，它是一个能使我们团结一致的目标。

如果美国要继续成为新世纪的领导，那么我们必须率先使科学与我们的外交整合起来。这样，我们将会一往直前。就像我在二月份对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讲的那样，虽然实现这个远景需要时间和金钱，但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行动。

   科学和外交政策：

   国务院的作用

   国务院关于加强在国务活动中的科学活动高级特别小组报告

   2000年3月28日

    美国国务院2000年5月15日发布

基于科学的事务在外事议程中日益显著，从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到诸如臭氧层耗竭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威胁，到艾滋病（HIV/VIDS），到国际科学和技术合作协议。国务院负责保证把科学技术考虑包括并整合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去，并保证识别和开拓涉及美国科学界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机会。附件A包括一篇有关国务院如何组织自身以执行其职责的历史综述。

国务院和军备控制和裁军局（ACDA）关于把科学纳入国家安全政策的机制和程序多年来工作得很好，这些安全政策包括军备控制、出口控制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等。（ACDA在1999年并入国务院）经济和企业事务局也具有为时很久的、发挥着良好作用的机制，通过它来利用与其责任领域有关的科学技术顾问意见（附件A对这些机制和程序做了叙述）。

海洋和国际环境科学事务局（OES）管理着跨部门过程并领导着对有关问题的国际磋商，这些问题有如：建立和运行一个国际空间站，控制能消耗同温层臭氧层和改变全球气候的物质等等。OES也在美国政府的下述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通过缔结协定，通过建立广泛的顾问网络和法规机制来保护海洋和渔业，此外还负责就科学技术合作伞式协议进行谈判和协调协议的实施。

最近几年，由于资源削减，由于基于科学的问题数量增加，重要性加大，人们对国务院处理这些日益重要问题的准备程度和能力以及国务院如何把科学技术专业能力纳入其政策制定过程的做法产生了疑问。例如，1997年，OES中负责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的职位连同专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的职能一起撤消。在过去10年，缩减的资源迫使国务院对半数以上海外科学参赞岗位降格或撤除。

国务院认识到了基于科学技术的问题在外交政策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而且意识到这种趋势将会继续和加速。国务院决定采取必要措施迎接这一挑战，承担起这一领域应该履行的职责，包括寻求额外资源。

为了帮助这项工作，国务卿要求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理事会考虑科学、技术和保健能够对外交政策做出的贡献以及国务院应该怎样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附件B包括了国家研究理事会在1999年10月发表的研究报告《科学、技术和保健在外交政策中的普遍作用——国务院必须履行的职责》的建议以及国务院对此的反应。

本文阐述国务院正在和拟采取的步骤以加强其在处理外交政策中的、基于科学的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它反映了在我们迈向21世纪时国务院对有效处理这些事务的决心。采用的方法是，认真考虑国家研究理事会报告中的中肯分析，并对该报告提出的一些主要建议和来自科学界的其他意见作出响应。

建立在处理基于科学技术的事务方面的长期领导地位

加强科学技术事务与国务院工作的整合措施的关键要素如下：

·政策架构

国务卿提出的政策架构强调科学技术事务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重新确认国务院在美国政府中拥有对该领域的领导地位，把有效处理这些事务作为国务院的一项高度优先的工作。

·领导地位和管理结构

领导地位和管理结构将促进对科学事务和相关机遇的高度重视，提高国务院将这些考虑纳入外交政策、检查和协调美国政府机构进行的国际科学技术活动的能力。培养能够更好处理这些事务的训练有素人员将要求定向招聘、扩大培训和提高科技工作的薪酬。

·与科学界的伙伴关系

与大学、私人部门和美国政府内处理科学技术事务的其他机构中的科学界建立伙伴关系，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促进与国务院外部的科学界就有关政策问题进行更充分的对话，改进与科学界的相互联系。

确认领导地位

国务卿在发布本报告的同时还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该声明强调科学事务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并重申国务院在该领域的领导作用。该声明描述了政策架构的轮廓，保证把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适当地整合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去。它明确指出，履行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职责是国务院一项长期高度优先的工作。

达到成功所需要的结构

领导地位和管理结构将落实到位，旨在保证把科学考虑和利用适用专业技能的机会适当地整合到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去。该结构将包括以下内容：(1)任命一位科学技术顾问，他将向负责全球事务的国务卿报告并可以直接与国务卿和其他高级官员联系；(2)在OES中重新建立科学指导处；(3)在国务院各司局内指定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级别的官员，作为各司局有关科技事务的联系人。

这些组织措施将相互补充，以保证：

1.科学在整个国务院内得到高度重视；

2.确保对科学界的技能和资源的利用；

3.国务院在协调跨机构过程和监督美国政府国际科学技术活动这两方面的领导地位得到维持。

OES内有关科学技术的三个实体，即：空间和先进技术（SAT）、科学技术合作（STC）和新出现传染病（EID）将作为科学指导处内的办公室，并处于OES的助理国务卿主帮办（POAS）的领导之下。这种安排将使OES的科学活动增加份量和一致性，从而为国务院的其他部门提供关键的支持功能，成为国务院在保证把科学考虑纳入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发挥跨机构领导作用的环节。

科学技术顾问    科学技术顾问将由在科学界享有很高威望的人担任，他将在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办公室内工作，并且可以直接与国务卿和整个国务院的其他高级官员联系。科学顾问将与美国政府内部和外部的科学界建立有力联系并促进国务院与他们之间的合作。

科学顾问的一项重要作用将是提高整个国务院高级官员对科学技术事务重要性的认识。例如科学顾问将保持与地区局和政策司局助理国务卿帮办级官员所构成的网络的联系，这些官员已被指定作为各司局有关科技事务的政策级联系人。

科学技术顾问将参与影响着或将要影响国际社会和美国利益的全球科学技术事务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提供顾问意见。作为国务院与全国和国际科学界的主要对话者，他或她将寻求科学界的帮助，并向科学界通报由国务院支持的基于科学技术的外交政策倡议。

科学顾问将与处理科学技术事务的美国政府其他机构保持紧密的工作关系，尤其是白宫的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他或她在与这些机构打交道时一般将代表国务院发言。

科学顾问将与国务院内部科学事务方面的现有顾问和咨询机制保持密切合作。特别是，科学顾问将作为与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扩散委员会（ACNAB）打交道的联络员。他或她将与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办公室进行协调，以探讨将该顾问委员会涉及的科学技术问题范围加以扩展的可行性。

科学顾问的一个主要职责将是与国务院高级官员和外部专家协商，每年组织几次关于对美国及其外交政策优先领域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问题的圆桌会议。重要的是，他或她将负责保证就这些圆桌会议的结果开展有效的后续工作。科学顾问还将探讨获得外部咨询的其他资源和机制。

国务院目前正在开展一项有关驻外岗位的调查工作，主要是关于科学技术外交官的数量，特别是科学参赞岗位的数量是否足够。科学顾问将参考调查的结果，帮助审查科学参赞计划的目前状况。科学顾问将就他或她认为有必要的科学参赞计划的任何改动提出建议。该项审查的目的是，帮助决定科学参赞岗位的合适数目和地点，并帮助国务院保证充任这些岗位的人选具有必要的威望和资格。（已经决定在新德里重新设置科学参赞岗位，并聘用来自美国技术机构的一名科学家任职。）

将寻求相应资源以便对科学顾问提供人员支持。他或她将得到来自OES科学指导处的政策支持。而且，科学顾问将请求G局（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秘书局）和T局（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秘书局）提供有关特殊问题的专业技能和支持。

助理国务卿主帮办（PDAS）    在OES工作的助理国务卿主帮办（PDAS）将领导重建的科学指导处，该处将把三个实体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即：科学技术合作（STC），空间和先进技术（SAT）和新出现的传染疾病（EID）。

PDAS将与科学顾问、国务院其他司局和美国科学技术机构密切合作。他将在政策制定方面，在就有关科学技术事务与私人部门、国会、美国政府其他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方面，与科学顾问协调。他将使OES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与国务院其他司局富有成效地合作。

PDAS将是跨机构科学技术界在与国务院打交道时的一个关键的政策岗位。例如，他以及他所领导的科学指导处将在加快其他机构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机构间协议及随后的科技活动的批准过程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建立伙伴关系

国务院将建立与美国政府内部、大学和私人部门的科学界的联系，并创建强大的伙伴关系，使美国在解决外交政策中的科学事务的过程中推进美国利益。这些伙伴关系在使国务院了解科学技术的相关发展和动员科学界资源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国务院将寻求其合作伙伴的建议和帮助，例如，对国务院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和管理在外交政策背景中的科学问题，又如，帮助确定科学技术岗位的合格人选。

这些伙伴关系对国务院就国务院高级官员关心的科学技术问题召开一系列圆桌会议之事也将提供有价值的支持。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将是在科学顾问和OES助理国务卿主帮办领导下的国务院新的科学结构的头等优先工作。

国务院信息技术的继续改进将是达到该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务院的五年信息技术计划将继续得到支持。加强国务院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通讯和获取相关技术数据的能力，将有助于改进与国务院外部科学技术界的相互联系，促进在美国政府内部的机构间合作。一项试验计划正在开发之中，以探讨如何改进科学卓越中心、国务院以及现场的环境、科学和技术（EST）官员之间的数据联系。

增强现有的科学和技术专业技能

为了增强现有的科技专业技能，需要在一些领域采取措施，包括：

·加强培训，以便外交人员获得更广泛的科学素养；

·改进对科学技术岗位上的成功服务的职业激励；

·加强对熟悉科学技术事务并在科学技术主题领域拥有学术背景人员的招

  聘工作；

·更多地使用来自其他机构、大学、私人部门以及国务院内非外交系列的

  技术合格人员，安置在海外和国务院内部的科学技术岗位上。

培训：  正如国家研究理事会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外交学院（FSI）为具有科学技术职责的外交官提供着高质量培训。在寻求加强科学技术事务培训的过程中，科学界的代表们建议，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务院官员们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理解和敏感度，既包括外交官，也包括非外交系列的公务员，既包括专门负责科学技术事务的官员，也包括负责外交政策其他方面的官员。这一目标，即加强国务院的“科学见识”，强调需要使官员们知道，他们何时需要科学顾问意见，怎样得到它们，并且知道一旦得到科学咨询意见后，应该去做什么。

国务院认为，尽管它已经主办了一些培训，但还可以再采取一些行动，来追求这个目标。例如，外交学院目前为外交官和非外交系列官员们开设了特别针对环境、科学与技术（EST）问题的六门课程，包括特别为EST官员们开设的一门贸易技巧课程。此外，1999年，外交学院（FSI）在海外驻地为使领馆雇佣的负责环境、科学和技术事务的本国侨民（FSNs）开始了一项培训计划。外交学院（FSI）计划在2000年9月为FSNs开设另外一期课程。除了这些特别针对科学事务的课程之外，大约有20门其他课程含有环境、科学和技术（EST）内容模块。这些课程包括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和商业课程，许多政治学和谈判课程，以及地区研究计划的大部分内容。

外交学院（FSI）最近进行的其他计划包括：

1.国家研究理事会关于“国务活动中的科学”报告已经加到各种商业技巧课程和高级研讨班的内容之中。

    2.课程教师们被鼓励更多地利用国务院内部的科学专业技能，可采取专家论坛和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美国科学促进会特别研究员，福斯特特别研究员以及在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办公室工作的其他科学家）。

    3.OES助理国务卿主帮办（PDAS）最近担任了FSO初级外交官班的辅导教师，我们正在设计一些系统化的方法，使FSI学员们都能直接接触国务院在科学技术和其他全球事务领域的关键决策者们。

    4.另一位OES高级官员，现在是高级研讨班成员，正在与FSI处长们和教师们一起工作，以发现另外一些途径，将科学技术模块加入到现有课程中去，或者，如果资源允许，将新的“独立”的科学技术课程加入到现有教学计划中去。

国务院和外交学院（FSI）计划采取几项新措施，以便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事务的培训。这些措施试图通过讲课教师、编写课程资料和召开针对性圆桌讨论会等方式，把科学和基于科学的事务编进教学大纲。所以，我们有效推进的能力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获得额外资源，发展与科学界的伙伴关系以借助他们的专门知识。这种伙伴关系对于上述措施，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采取措施的能力，将是很关键的。现在正在审议的倡议措施包括：

    1.邀请世界级科学家如科学政策思想家参加高级圆桌会议，旨在使我们关注那些将影响国际关系和今后外交政策的正在出现和未来将出现的问题。

2.与国立卫生研究院合作试办关于全球卫生问题的为时一天的论坛。

3.在外交学院课程中使用新案例、角色扮演和有关科学技术问题的其他教学工具。我们希望与科学界合作，以便得到科学和外交政策领域专家的服务，这种专家也许能够进一步与OES、国务院其他司局以及FSI进行有关培训的合作（例如，国家科学促进会派出的已经在国务院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特别研究员也许就是这种专家）。

    职业激励    国务院正在积极探讨在诸如科学技术工作等对国务院使命至关重要的全球领域发展和积累经验的途径。例如，负责传统外交官（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管理的和领事事务的）提升的晋升委员会将得到指示，更多地考虑待提升人员的科技背景。

G局和T局可以提名人选担任与本局工作特别相关的海外岗位。他们将负责与资助这些岗位的地区局协商，并努力在人选任命方面达到共识。

将建立一项试验计划，实行有限数目的“链接”委派，即，先委派某人在G局或T局的一个国内岗位上工作两年，紧接着将其委派到海外去。要使人们知道两次委派是链接起来的，并一次性委派完成。

地区司局将在撤除或重建任何岗位之前与政策司局协商，这类决定主要着眼于有关司局的功能。

旨在增加工作于科技和其他全球领域的官员的职业机会的其他措施包括如下内容：

    1.将编制指南，以保证对G局和T局的工作描述要强调指出有助于候选人提升的那些技巧、能力和经验。

    2.G局和T局的高级官员将被任命为晋升委员会的成员。

    3.将要求G局和T局建设其内部网网址，为外交官提供有关司局活动、职位空缺和职业发展机会的信息。

招聘    国务院将努力吸引了解科学技术事务并具有科学学历证书的更多人选。在招聘资料中将包括有关外交政策中的科学相关问题的更多信息，将把更多的招聘活动针对大学中的科学和技术系。

非职业任命    国务院将寻求其他专业化机构对国务院人员进行非职业任命，以满足对科技合格人员的需求。我们将寻求这些机构的资助，以便增加这类委派的数目。这种委派也为国务院的雇员开辟机会，使他们能够得到在专业化机构服务的经验，同时，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加强机构间的联系。

国务院还将努力去物色在大学和私人部门工作的个人，对他们可以按照非职业的方式来安排工作，以满足对科技合格人员的特别需求。在这一方面，国务院将继续全力支持吸收美国科学促进会特别研究员参加国务院工作的计划，并探讨扩大该计划的可能性。

利用其他机构的资助，聘用这些机构的人选，可能有助于国务院更快地在确有需要的馆点重新设置科学参赞岗位，并使合格的任职者马上到位。美国驻印度使馆是一个典型例子，那里的科学参赞岗位将予以重新设置。国务院打算从美国政府技术机构寻找一位科学家去填充该职。

资源限制

已经提出的措施要求设置某些新岗位和额外资金。由于现有预算的短缺，即使很小的经费增加也难以实现，并将需要与其他优先事项进行权衡。虽然上述措施有利于国务院大大提高其绩效，但如果没有可观的资源承诺，这些措施不会完全成功。

例如，从1995年开始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岗位遭到很大削减，外交官数目被削减18%，非外交系列公务员人数被削减近10%，尽管OES必须满足的需求迅速扩大。外交学院（FSI）注意到，其扩大科技培训的能力受到人员和经费短缺的限制。由于预算压力，情报研究局（INR）近年削减了用于进行科技相关领域情报分析的资源。

国务院恢复科学领导地位和管理结构的关键任务是，明确需求，进行获取额外资源的论证。没有足够资源，国务院最终将不可能履行其在该领域的职责。

脚注：

“S&T”在本文中指的是处理科学、技术、保健和环境问题的岗位。这些岗位也用各种首字母缩略词“EST”、“ESTH”和“STH”来描述。

附件A

国务活动中的科学

机构历史综述

背景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务院像其他国家安全机构一样，对如何组织以应付科学技术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例如雷达、核裂变和聚变、喷气机和火箭推进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很清楚，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在加快，这些发展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日益强大的冲击。

最初的步骤  

在国务院结构内首次正式建立科学功能发生在1950年，建立了科学顾问和国务卿特别助理办公室。该办公室不大景气，受到五十年代初期整个政府范围预算紧缩的严重影响。到1956年，工作人员由3人缩减为1人。但是在1957年，由于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科学和技术再一次成为与国家安全直接密切联系的事项。

作为对苏联发射卫星之响应的一部分，科学顾问办公室获得了额外资金和又一次的重要地位。该办公室新的工作重点，是为决策者提供技术解释，保证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利用渠道的畅通，加强国务院对国际科学发展，特别是战略性的、与空间和国防技术相关的发展进行跟踪的能力。

1965年科学办公室被提升为“局”，反映了对科学技术在通信、空间、国防和计算等战略领域扩大了的作用的重视。科学顾问办公室被扩大成为国际科学和技术事务办公室，其主任被正式规定为“相当于助理国务卿”级别。

创建OES和确认国务院领导地位

1973年国会按照其对国际科学、技术、环境和海洋事务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理解采取了行动。要求建立海洋和国际环境科学事务局（OES）的法案被通过。OES在1974年创立。

1978年国会进一步通过立法，确认国务院负有把科学纳入外交政策过程中的责任。它给予国务卿“首要职责”，负责对该领域与任何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缔结的所有重要协定和活动进行协调和监督。OES成为履行该职责的领导司局，主持了许多国际谈判，管理支持着谈判的跨机构过程。

在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基础结构一直保持稳定。但在1993年，负责核事务的指导处由OES转移到政治和军事事务局（PM）。另外，在1997年，负责科学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职位被撤消，科学指导处的主要业务，即空间和先进技术、科学和技术合作、新出现的传染疾病，在OES内部被重新分配。

T局（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政治军事事务；核查和履约）

1961年，国会建立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ACDA），其人员包括职业科学家、外交政策专家和职业外交官。ACDA的宗旨是在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核查和履约情况以及情报等领域，将科技考虑整合到外交政策中去。ACDA模式成功地运行了35年以上。

ACDA采用的机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其创新之处在于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紧密工作关系。这种合作导致了许多技术性很强的军备控制协定的谈判，诸如反弹道导弹（ABM）条约，该条约在历史上可能是首次直接将一个物理公式引入了条约；又如，禁止临界试验条约（TTBT）的核查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进行复杂实验的方法；再如，化学武器公约，该公约需要来自国防部、工业界和ACDA的科学家的密切合作。所有这些运作都在职业谈判家和外交家的指挥下进行。

ACDA发现，就一个条约进行谈判的能力并不是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的专业人员所独有：参与禁止临界试验条约（TTBT）议定书的C·鲍尔·罗宾逊大使是一位物理学家，在七十年代末期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赫伯特·F·约克大使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们的谈判工作得到由外交家和科学家构成的团队的支持。相反，技术性同样很强的ABM、SALT和START条约是由外交家们进行谈判的，他们得到职业科学家们的支持。

1999年，ACDA被并入国务院，形成新的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和核查与履约司局的核心。ACDA原来的人员也扩大PM的能力。新的“T家族”局继续将技术专长纳入外交政策之中，他们创造性地利用《政府间人员法》将杰出科学家引进国务院，例如威廉·C·福斯特特别研究员计划；他们延长了对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人员的利用时间。具有特别科学专长的咨询人员经常被征用，充实谈判的人力，例如在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生物武器议定书时就是这样。T局人员经常参与机构间工作小组和高级委员会的工作（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其他分委员会；担任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技术工作组（NPAC-TWG））的共同主席之一的高级官员负责协调政府范围内的优先事项，他是核查与履约局的成员，还负责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开发；AC科学顾问代表国务院参加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好几个分委员会。

使T局的科学、政策和谈判技能得以融合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来自每一个专业的官员们在团队中共同工作。科学家们向政策专业人员学习政策技能，而外交官员们和非外交系列的专业人员们与科学家并肩工作，处理同样的问题，向他们学习相关的科学概念，吸收化学、物理学或其他有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E局和经济企业事务局

经济和企业事务局（EB）创建于1944年，接着在1946年，国务院设置了负责经济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职位，后改名为负责经济、企业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随着国务院面临的经济、企业和农业问题的技术性越来越强，经济和企业事务局通过将技术和科学专家纳入其经济专家核心圈子而做出了反应。为了进一步支持其在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环境中的政策制定作用，建立了一些私人部门的顾问委员会。

两个独立的国务院顾问机构，美国国际电信顾问委员会（ITAC）和国际通信和信息政策顾问委员会（ACICIP），为经济和企业事务局的通信和信息政策办公室（CIP）提供咨询。这两个顾问委员会由技术家、科学和工业组织的成员以及来自各种公司和机构的高级官员所组成。他们对于美国政策的制定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我们增加消费者利用新技术的机会、在双边和多边论坛上处理专门技术问题方面更是必不可少的。

1994年，目前这种形式的ACICIP正式成立了，它是从一个具有类似使命的顾问委员会演化出来的。它就国际通信和信息政策中的重大经济、社会和法律事务和问题向国务院提供咨询。委员会成员除提供政策建议外，还对广泛的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电子商务、互操作性、竞争政策、出口控制和因特网等。

美国国际电信顾问委员会（ITAC）在1994年被特许采取现在的形式，它覆盖三个部门领域（电信标准、电信开发和无线电通信）的重大问题。该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帮助准备在国际条约组织和其他地区性政策论坛上美国政府应持的立场，这些机构和论坛包括：

国际电信联盟（ITU）、美洲国家间电信委员会组织（OAS/CITEL）、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OECD）和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私人部门专家、公共机构代表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紧密合作为外交政策制定和保护美国利益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和经济洞见。

此外，经济和企业事务局有一个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其独特的咨询身份就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重大事务和问题向美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其成员来自对国际经济政策感兴趣的方方面面：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

附件B

科学、技术和保健在国务院履行外交政策职责中的普遍作用

国家研究理事会在1999年10月提交国务卿的研究报告

国家研究理事会报告的建议和国务院的反应

(1)  国务卿应该明确宣布和实施一项政策，号召整个国务院对外交政策中的科学、技术和保健维度予以更多重视，并就华盛顿和国外的国务院官员可以利用的科学、技术和保健专门知识（STH）资源提供指南。

反应：国务卿已经在2000年2月21日对科学界的一次公开演讲和与本报告同时发出的对国务院的一份指令中确立了一个政策框架，强调科学事务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并重新确认国务院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个政策框架把有效处理这些事务和把科技知识和专长有效纳入国务院的工作确定为优先事项。

(2)国务卿应该继续提供领导作用，保证在国务院内部对有关问题的STH侧面给以考虑。为此，国务卿应该授权一位副国务卿负责，保证在政策制定中考虑STH因素，特别是在国务卿和/或国务卿高级顾问参加的会议和商议过程中，在国务院所有层次的日常活动中，要考虑STH因素。被选定的副国务卿的头衔应该修改，加上“负责科学事务”字样，以反映其对外交政策中广泛STH问题的新权威和新职责。

反应：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高级顾问和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已经行使着对科学政策制定的重要的监督职责，虽然其他副国务卿和司局也制定具有科技内容的政策。现有结构将通过任命一位科学技术顾问（参见下文第(3)项）予以加强，该顾问将向几位副国务卿和高级官员提供建议，促进整个国务院与科学界的合作，保证在政策过程中对科学、技术和保健事务予以适当考虑。

虽然一般认为，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的科学职责在国务院内如果不说是占支配地位，也是很重要的，但国务院不接受关于修正头衔的建议。其原因有两重：将制订科学政策的权力集于一位副国务卿之身会妨碍而不是促进提高STH能力并最终将其纳入所有司局的政策过程的目标。同时，虽然职衔改变具有装饰性感染力和某些象征性价值，但它本身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而且，STH事务确实是全球性的，与诸如人权、国际法实施、人口和移民流动等其他全球事务有类似特性。将一项全球性事务置于其他全球性事务之上，既没有必要，也不明智。

(3)国务卿应该选择一位非常称职的STH高级顾问对国务卿和选定的副国务卿负责，以就当前和新出现的问题提供专家建议，如有必要还应吸收美国STH界的资源。

响应：国务院科学技术顾问之职，连同其支持人员，将予以建立。已经开始对充任该职位的高水平人选进行物色。该顾问将在国务院系统内具有广泛职责，并将与国务院所有高级官员合作。他或她将向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报告并可直接与国务卿联系。该顾问将参与与科学技术问题有关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就科技事务提供适当建议。

科学技术顾问将是与科学界打交道的国务院主要联系人。他或她将维持与处理科学技术事务的美国政府其他机构的密切工作关系，这些机构包括白宫的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和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该顾问还将促进整个国务院系统中科学技术事务的合作，因为这些事务影响着政策制定过程。

 (4)国务院应该使相关司局和办公室采取最适当的组织结构，以完成其STH职责。如果为此需要立法的话，国务院应该寻求国会的授权。

响应：为了帮助把科学事务充分纳入政策过程和加强对该过程的管理，国务院打算在最近几周内采取两项措施。作为第一步，国务卿将要求执行秘书（Executive Secretary）指示所有司局，要求每个司局都委派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或相当级别的官员作为在各司局负责科技事务的领导。这些高级官员将与科学和技术顾问、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军备控制局科学顾问、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扩散顾问委员会一起组成一个常设科学政策小组。其次，国务院将在海洋和国际环境科学事务局（OES）内设立一个科学指导处。OES的助理国务卿主帮办（PDAS）将作为这个重新组建的科学指导处的领导，该处将包括三个实体，即：科学和技术合作（STC），空间和先进技术（SAT）和新出现的传染疾病（EID）。国务院认识到，也许还需要进行其他结构变革，希望科技顾问领导的政策小组参与对国务院为保持与科学技术发展同步所需的组织能力进行的定期评价。

(5)国务院应该建立一个对国务卿负责的STH顾问委员会并采取其他步骤以进一步扩大外部专家名单，这些专家就国务院在新出现的STH相关问题上的领导作用积极提供建议。

反应：关于加强在国务院中科学地位的高级特别小组仔细权衡了关于建立一个STH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虽然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可取选择，但特别小组的一致意见是，利用其他现有机制为国务院提供频繁的专家建议的做法同样有效，而且更具有灵活性，花费较少。其中主要的机制是就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现存和新出现的特别问题召集圆桌会议。这种方法已经在实施。在3月28日召开了关于碳俘获/消散的圆桌会议，今年晚些时候计划召开关于侵入性物种和新出现传染疾病的另一个圆桌会议。此外，科学和技术顾问将与已有的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扩散顾问委员会（ACNAB）以及其他有关的个人和过程密切合作，以使国务院内部的各种实体能够得到关于科学事务的建议。而且，他或她还将探讨拓宽ACNAB所处理的科学问题之范围的可能性，并与科学界合作，扩充能够对国务院提供建议的外部专家的名单。

(6)国务院应该增加可利用的资源，以满足NRC报告所建议的与STH有关的基本条件。

反应：采取某些初始步骤，使国务院处理科学问题的能力在国务院目前有限的资源基础内得到改进，这还是可能的，但肯定要通过一个与其他优先事项的痛苦的权衡取舍过程。但我们需要比“零—和”博奕更多的东西。对科学技术做出真正令人鼓舞的承诺将需要新的资源。

国务院已经要求各使馆细心评价与STH相关的需求，并将这些需求纳入2002财政年度的使团项目计划，该计划始于2000年3月。国务院将利用该数据，还有1999年7月的调查和今年华盛顿层次的司局项目计划审查资料，探讨人员和资源的长期需求及前景，以便：(1)增加国务院运作预算；(2)争取来自“外交运作”拨款的资金；(3)建立与包括美国政府技术机构在内的科学界的伙伴关系，以开发额外资源。帮助确定需求，参与论证增加额外资源的必要性，将是新的科技顾问、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高级顾问和海洋国际环境科学事务局助理国务卿主帮办的一个优先任务。

(7)考虑到国务院的领导地位，国务院所有的外交官和其他官员均应达到与外交政策相关的最低限度的STH素养和认识，同时，通过对STH相关岗位上的成功表现者的晋升机制和职业激励，促进整个国务院对STH的重视。

反应：虽然没有一个定义使所有人都满意，但国务院的许多人会同意，“科学素养”对国务院官员来说，至少应该包括：(a)对国务院涉及的科学问题诸参数的实用知识，包括应熟悉涉及到的科学领域的大致轮廓，熟悉问题所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立场；(b)关于美国科学系统和科学界基础设施的基本要素的知识；(c)对科学信息资源的掌握，这样就能找到更详尽的科学建议的适当来源。国务院同意，需要做更多工作以提高其所有官员对与科学相关问题的理解深度和广度，不管这些官员走的是外交系列、非外交系列还是在驻外使团中工作的侨民（FSNs）。已经朝着这个目标采取了某些步骤。例如，环境、科学和技术（EST）模块现在实际上已包括在由外交学院开设的每一门经济和商业课程中，也包括在许多政治学和谈判技巧课程中。还给在海外和在华盛顿的FSNs开设了课程。这些模块也包括在高级研讨班和许多地区研究的课程中。更重要的是，面向国务院和其他机构中具有运作职责的官员的特别计划举办了许多博弈模拟和圆桌会议，这些模拟和会议都讨论了EST和保健问题。最近几年，外交学院培训计划中对有关科学问题的案例的利用率显著增加。国务院还将与科学界就培训问题进行合作，例如，共同开设一个多年度培训计划，它包括为外交学院设计和实施一个综合性科技教学大纲。

国务院正在鼓励全球事务局（G）和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局（T）安排其高级官员为低级官员的A-100课程讲课，安排副国务卿为使团副首长和大使课程演讲。OES的助理国务卿主帮办（PDAS）担任了最近一个低级官员课程的辅导教师。

正在考虑进行远程教学计划，与当地大学建立促进科技培训的战略伙伴关系，只要落实了支持上述计划的资源即可付诸实施。

国务院正在积极探讨一些方式来开发和培养外交官在全球性领域（例如科技工作）的经验，这种经验对其使命是至关重要的。PER也在指导传统外交人员（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和领事的）的普升委员会，强调科技背景和科技工作经历所应占的份量。国务院人事司长曾指示，G局和T局可以提出与其工作特点相关的驻外岗位的人选（例如，科学参赞和科技外交官）。将设立一个试验计划，搞一定数量的链接委派，即先安排某人在G局或T局工作两年，紧接着委派驻外。

属于G和T领域的司局也必须开发他们的内部网站，向外交官员和非外交系列公务员提供有关司局活动、职位空缺和职业机会的信息。

(8)国务卿、行政当局和国会应该保证使国务院的五年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稳步进行，并为其成功实施、必要的系统维护和升级提供足够资金。

反应：国务院认识到，它必须拥有最好的可利用技术手段，以改进和提高国务院和技术机构的交流和信息利用能力。从这个考虑出发，国务院将努力使其五年信息技术计划照常进行，增加可以连网的非保密工作站，建立方便其官员使用的电子邮政系统。

国务院正在开发一个试验计划，以改进其国内和驻外人员同科学卓越中心之间的数据联系，促进机构间交流、协作和专业技能共享。这将导致一种更广泛的联系渠道，包括了政府外部的科学界。

(9)国务院应该至少委派25名经过细心挑选的科学参赞到那些STH活动对于美国政府具有重大利益的使馆去工作。

反应；国务院已经开始一项包括有科学技术顾问参加的一项审议工作，以确定需要多少科学参赞岗位和如何资助这些岗位。这项工作将与国务院的地区局、驻外使团和技术机构合作完成，并要与科学界商议。一项对驻外岗位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以便为上述审议过程提供数据。作为该过程的初步结果，已决定在新德里重新设立科学参赞岗位，聘用来自美国政府技术机构的一位科学家来充任。

(10)如果没有在国务院内保留对STH活动的负责权的过硬理由，国务院应通过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协商，将STH活动的负责权转移给其他愿意承担此工作的适当部门和机构。

反应：国务院不能将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法定职责转移出去。同样，国务院不能放弃其协调和监督美国政府国际科技活动以保证这些活动与美国外交政策总体目标相一致的核心作用。但是，国务院能够而且应该有效地执行该职责并为技术机构的国际活动提供方便。国务院认为，为达到此目标的最好途径是，在有关部门和机构的帮助下，通过共同努力，确保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以尽可能把工作做到家，而不是将职责转移给其他机构。国务院邀请和欢迎其他机构在这方面的投入和援助。国务院的一贯做法是，保证美国出席国际的、地区性的和双边会议的代表团包括来自相关技术机构的代表，以充分参与谈判。但同时，国务院认识到，与有关机构分担某些行政管理职责也许是可行的，并准备从立法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一下，有哪些做法也许是可取的。

(11)国务院应通过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其他部门与机构的协商，使“C－175过程”更加高效，该过程要求，对拟议的国际议定书和双边谅解备忘录都要进行跨机构审议。

反应：国务院在可能的情况下已经采取“C-175过程”的“简化形式”，也就是不要求法定备忘录。现在对于由美国技术机构提出的国际科技议定书，90%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处理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该过程还可以改进。国务院将更大胆地工作，将美国有关技术机构作为合作伙伴，从而使所需要的批准手续减为最少且办得很快，并请技术机构帮助我们进一步简化该过程。这是行政管理职责可以分担的一个典型领域。

(12)更多地使用其他部门和机构的专家，以轮换方式将他们委派至华盛顿和国外的岗位上去，让他们参与国际谈判，担任他们所专长的领域的顾问。

反应：国务院现在以向国务院机构和国外馆点短期委派的方式，利用着各种学科专家的技能，通常邀请来自美国政府技术机构的代表，偶而也有非政府的代表，一起参加海外谈判。国务院认识到，加强对这些专家的使用是很有价值的，应在有关领域更多地利用外部专家。国务院将寻求来自其他机构的非职业委派以满足对合格科技人员的需求。某些科学参赞和环境、科学和技术（EST）岗位将对具有国际经验的机构间科学专家敞开，他们可通过竞争争取到“有限外交任命”（海外）或“有限非职业任命（国内）”。国务院还将试图把国务院内部外交官和非外交系列公务员轮岗的做法推广到美国政府内部的技术机构。

国务院预期将在有关使馆增设科学参赞岗位，但此项政策将取决于需求的评估和与有关大使的会商结果，国务院将探讨这样一些机会，即聘用来自技术机构的，具有适当背景、经验和培训的人充任这些岗位。对于新设立的岗位，至少在初期，技术机构也许应该提供经费以支付其人选赴任的开销，因为国务院的资源有限。国务院已决定在新德里重新设置科学参赞岗位，并将考虑聘用来自其他机构的合适人选。

国务院将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做法，从其他部门和机构吸收大量专家，参与国际谈判和担任其专长领域的顾问专家。

除了政府机构间的科技人员之外，如果能达成费用偿付方面的适当安排，国务院很愿意加强美国科学促进会（AAAA）特别研究员计划，以便委派特别研究员到OES和民主、人权和劳工司以外的司局任职。国务院将愿意考虑由其他科学组织主持的类似研究员基金计划。

国务卿马德琳·K·奥尔布赖特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演讲

2000年2月21日，首都华盛顿

由发言人办公室发布

美国国务院

谢谢，古尔德博士，感谢你和整个科学促进会，科尔威尔博士，古尔德博士，拉姆费勒博士，来自美国国会的客人和朋友们及科学界、大学和新闻界的朋友们。我可以将我的全部讲话都用来感谢今天下午在这里的所有名流，不过那样做可能令人厌倦，特别是在下半个小时。

能够对世界上最卓越、代表面最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集会进行演讲，非常荣幸。同时我也感到战战兢兢。30年前，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今天在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科学天才如果仅有一小部分出席了我的答辩会，我当时可能会吓得落荒而逃，根本不敢答辩了。

当然，那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我的博士学位在国际关系领域，你们许多人的学位是在物理学、生理学、计算机科学和化学、经济学和工程学领域。读过C·P·斯诺所著《两种文化》的人可能会得出结论，即使你们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也不会说相同的语言。

我必须承认，科学问题我说不好。我不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成员，但我是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AAASS）成员。这一点并不能帮助我理解物理学，但欣慰地发现，至少这两个协会的首字母缩略词是有些关系的。

而且，作为国务卿，我对科学家所知所行和外交家所知所行之间的联系也了解了不少。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时代。国家边界的意义在减小。从微生物到导弹，我们面临的威胁几乎来自地球的任何地方。国际合作是迎接这种挑战的基本要素。

因为需要合作，所以也需要外交——但这并不够。因为如果打算实际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形成文件，就必须经常得到第一流科学咨询意见的信息支持。即使是今天，在所谓外交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感到舒服。有时，要想让我们外交政策的主流圈子接受一点不同的东西，真的需要好一阵子，经济学曾被认为是与外交不搭界的。人权在外交政策中得以地位突显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妇女被认为是健全的人，也能制订政策，也能带来对美国目标和海外盟友意义重大的进步，则用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

但是今天，关于科学技术在我们的外交当中，更一般地说，在世界事务中必须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这一点，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我希望在一开头就感谢你们全体科学界帮助国务院满足其其科学技术需求。今年在我们国务院工作的10位美国科学促进会特别研究员，像他们的许多前任一样，是一种杰出的资源。国家研究理事会在10月份则刚完成的研究报告，对国务院对国家都是一项重要贡献，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我们将杰克·吉本斯请回来，安排在理事会作为高级科学顾问，在理事会里，我这位原先的白宫同事正在做着出色的工作。

更广泛地说，科学技术界已经贡献出了大量时间和资源，既有物质的也有智力的，我特别要感谢威廉·戈尔登，感谢他难得的慷慨。不论是作为一名银行家还是作为公务员，比尔（译注：指戈尔登）总是知道明智投资的价值，他说服了哈里·杜鲁门在白宫设立科学顾问之职，就说明了这一点。

说到这一点，克林顿总统似乎一直能得到很好的咨询意见。在他的新预算中，总统建议连续第八年增加对民用研究和开发的投资。（鼓掌）

他还正在寻求为国家卫生研究院增加10亿美元，拟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增加的经费是历史上最大一笔增额，还建议拿出5000万美元创立信息基础设施研究所。很清楚，总统相信，我也相信，通过科学可以改进生活。这一点在国内是真理，对世界来说也是真理。

今天下午，我想谈一下科学与外交之间的相互关系，谈谈它们如何在关系美国重大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改变了事态。然后，我将描述一下我们将采取的某些特别步骤，以保证我们的外交政策能够充分利用可得到的科技专业优势。

我们已经懂得，当我们具有一套由我们支配的完整工具时，我们的外交是最有效的，在正由科学改变着的世界上，健全的科学是健全的外交的最得力工具之一。这不是一个理论，这是被证明的事实。

例如，正是一流科学警示我们，同温层臭氧层正在耗竭，并将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

证据是如此明显，它导致了一个称作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国际协议，根据该协议，耗尽臭氧层的化学品正在全世界被逐步淘汰。蒙特利尔议定书帮助我们在与一项全球环境问题的斗争中转危为安，而作为依据的那项科学研究赢得了诺贝尔奖。

自从进入核时代以来，科学就一直为我们控制军备的努力提供信息支持。今天，人们很容易把技术进步看作核扩散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正如阿德莱·史蒂文森有一次所说：“原子里没有魔鬼，魔鬼只是在人的灵魂中。”

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是利用我们增长的知识使军备控制更有效并扩展控制范围。这通常依靠遥感和其他核查技术的改进。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艰苦进程中，“零产物”决定就依赖的是首先由政府科学家、然后由独立的JASON集团进行的严格的科学技术分析。如果没有这项决策，今天将不会有具有生命力的条约。

因为条约背后的科学是扎实的，我相信美国最终将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这将有助于保证使核军备竞赛成为20世纪的遗物而不是在21世纪中重现的一个恶梦。（鼓掌）

简单地说，军备控制经常是火箭科学，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搞好这项工作，就必须拥有优秀的火箭科学家。

说到火箭，另一个使外交家和科学家双方都感兴趣的主题是空间，两年以前，我去卡纳维拉尔角观看国际空间站第一个美国机组的发射。首次发射被取消了，使我受煎熬两次，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但我还是决定去那里，因为我知道，我将亲身见证一个历史事件，无论从你们科学界还是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它都将是历史性的事件，

在空间领域，基于美国技术的全球定位系统正在为空中交通安全带来重大进展，也正在为全世界数百万徒步旅行者、船员和汽车司机导航。美国在保证使全球定位系统（GPS）成为世界标准方面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的外交家正在进行工作以保证，其他任何系统，包括欧洲提议的伽里略系统，至少应与GPS兼容。

海洋是另一个需要明智管理和国际合作的领域。鱼类不会尊重海域界限，海洋的经济意义很大，只有科学能为达成不仅签字而且能够实施的协议提供坚实的基础，实施这样的有关协议能够导致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我们在去年夏天与加拿大签署了有关管理北美太平洋鲑鱼业的协议，从而跨出了重大一步。健全的科学帮助我们改变了辩论重点，原来辩论的是无法解决的产权问题，后来辩论的是关于硅鱼储量和生长环境的保护原则的制订问题。该条约将有利于资源，也有利于在边界两侧依靠资源而生存的人们。

当然，外交和科学不是在真空中谈判。政府对许多势力作出反应，包括经济和贸易利益，也包括其人民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恐惧感。关于生物技术的风险和效益，最近在国际上出现了不同观点，便属于这种情况。

生物技术作物具有巨大潜力，因为它使用较少的土地、水和农药，能生产更多和更好的食物。例如，富含维生素A的稻米能够使全世界1亿多缺少维生素的儿童减少失明症和其他疾病。同时，科学告诉我们，生物技术像所有其他技术一样，可能存在风险。如果管理不当，某些生物技术产品可能会伤害非目标物种或增加杂草的抗药性。

但科学不支持某些人，特别是美国以外的人所患的“弗兰肯食品”（Frankenfood）恐惧症，即认为生物技术食品或其他产品会损害人类健康。不幸的是，对生物产品的无根据的恐惧对最近缔结的生物安全议定书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据理力争并成功地将该协议建立在健全科学的基础上。这个小胜利可能对美国人和全世界消费者产生巨大效益，但是我们知道，关于生物技术的论争并没有完全解决。

生物安全谈判说明，单单拥有健全科学并不总是足够的。科学必须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应教育公众并与政府部门合作来解除忧虑，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实际方案。事实上，对于许多我的领域与你们的领域相交叉的问题，这也许是最接近可行的成功公式的东西。

这个公式自然就解释了我们何以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获得了进展。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京都议定书仍有待进展，很多国会议员仍对它持怀疑态度。但如果更广泛地看待这一问题，美国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明显处于前沿，在科普和采取协调一致的有力行动方面也处于前沿，于是，不管出现什么关于如何应付挑战方面的国际争执，差不多所有这些争执都是关于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问题是否存在。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通过诸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等实体进行工作的科技界。该小组是有关政府和科学家如何共同工作以发展国际共识的一个典型。当然，科学家需要政治领导的支持以促进科普和改变公共政策，我为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付出的努力感到自豪，我相信这一努力最终将使情况变得全然不同。

我不想说我刚才进行的有选择性的讨论是详尽无遗的。还有其他许多商业的、地区的和与安全相关的主题，我们将科学和外交整合起来的能力是成功处理这些问题的关键。例如，在中东，我们的外交家与科学家紧密合作，致力于解决对寻求全面和平至关重要的水的问题。在电信领域，由于在频谱分配和无线服务标准制定方面获得了专业技能，使我们能更好地为美国商业利益辩护。在反对贩运毒品的全球斗争中，我们得到了有关古柯碱、大麻和罂粟代替作物的科学知识的帮助。在我们的科学技术中心，我们聘用前苏联武器科学家参加民用活动，这样他们就不会向无赖国家出售其技能。

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也包括过去一度简单地被看作保健事务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早就知道爱滋病是一场人类大悲剧。最近几年，正如副总统戈尔最近在联合国指出的，我们也把它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我们发起了一个外交倡议，呼吁外国领导将更多经费和精力投入反对艾滋病的斗争。这也是为什么克林顿总统在其国情咨文演说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号召世界各国采取对付传染疾病杀手的一致行动。

我刚才说过，国家研究理事会应我的请求，研究了国务院可借以更好履行自己科技职责的方法和手段，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工作。这里不是对国家研究理事会报告或在座其他人提出的类似建议做出详尽反应的适当地点，时候也不合适。在今后几周内，我将收到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务院科学活动特别小组的最终报告，但我确实想评论一下这个主题，因为我想这是个对双方有利的主题。

首先，让我承认某些缺点。国务院的科学能力并不总是像应有的那样实在，这也是我要求审议的原因。但应该记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近年来国务院系统资源严重短缺的结果。我们的工作负荷和安全费用都加大了，但我们的经费和人员没有同步增长。我们具有科学职责的人员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做了许多工作，值得我们感谢和支持。

其次，一点防止误解的说明：我不打算把自己限制在仅提出一个在克林顿任满之前就可完成的关于提升科学在国务院中地位的计划，我想进一步勾划出我的长期构想，因为这将是一项多年度、多届政府和需要两党共同努力的使命。（掌声）

作为开始，我在下个月将发表一个政策声明，宣布我的关于提高国务院处理科技问题能力和改进我们对能够帮助我们的专家的利用状况的决心。

作为第二项措施，我想开始建立负责处理整个国务院面临的这些问题的强化了的领导班子和管理结构。我将尽快任命一位科学顾问，该顾问将在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办公室内工作。我们正在从一个很棒的候选人名单中物色一位最佳人选。我们正在考虑的人是我充分信任的人，也应该是可以直接与我联系的人。这不仅仅是国会的要求，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掌声）

我还打算在海洋和国际环境科学事务局内建立一个科学指导处。我不想把国务院对有关科学的考虑仅局限于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办公室或OES局。只要有难题需要处理，我们就应该争取建立一个贯穿国务院系统的、由科学能力很强的小型群体构成的网络。

在这类群体已经存在的地方，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并很好利用他们。例如，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国务卿办公室就有自己的科学顾问。该办公室从每月召开一次的顾问委员会吸收不带偏向性的专业知识。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核查与履约局，负责该领域所需要的研究开发和科学研究。

我打算对国务院的招聘、培训和晋升政策进行审议，以更新和拓展我们内部的科学专长。我将着手一项对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科学参赞岗位的审议，并决定哪些岗位需要升级。新德里，我已经向你们许诺，是一个将要提升科学参赞级别的地点。（掌声）

我想与科技界锻造一个真正活跃的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与外界科学家更多和更好地交流。这意味着就一些关键问题联合举办经常性的圆桌会议，诸如我们去年夏天举办的关于生物技术农业或今年春天我们正在计划举办的关于碳消散去处的圆桌会议。这也意味着更好地利用因特网技术去跟踪技术发展。

我并没有幻想，会以为这些变革将是迅速或轻而易举的。毕竟，即使不是一位物理学家也知道，变化比惯性（保持现状）更困难。当我是乔治敦大学的一名教授时，即使将一门地理学课程加到外交学院的教学大纲中去也是很困难的。理由是，虽然地理学也许是注定需要的，但它与外交不相干。我们与这种思维方式作了斗争，并赢得了胜利。

我为国务院所构想的变革也同样是必要的，值得为之奋斗。通过你们的帮助，这个过程就能顺利地立即进行。说到帮助，我如果在离开之前不对一个主题说几句话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主题是我们双方都很需要的——那就是资源。

许多年来，外交政策所能够利用的经费一直没有与我们的责任同步增长，我们增长的责任领域要比你们今天听到的多得多。当我告诉人们联邦政府花费的每一美元中只有一美分用于国际事务时，他们通常不肯相信。让我重复一遍：每一美元中只有一分钱。

但联邦政府预算的这个百分之一影响着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民的生活以及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的生活。为了和平，为了进步，为了更健康的环境和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美国外交经常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和我们所能进行的最好投资。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寻求所需要的资源的过程中，我将得到你们当中的每一位和整个科技界的支持，因为尽管我希望国务院的科学事务大大加强，但我们现在的预算是一个非常小的饼，而我今天所谈的变革将必须在我们现有的有限资源内进行。所以我们共同将这张饼做得更大一些，我们用于履行与科学相关职责的那一片就会更大一些。

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又有了一个想法。美国外交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人利益。200年来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改变。但是因为世界已经变得小了很多，我们现在对“利益”定义得更为广泛。从不同的意义上说，全球每一部分的稳定对于我们都是利害悠关的。对我们来说，外交已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将全国紧密团结在民主、自由和法律这些基本原则周围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些原则也将提升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水准。

对我来说，这比任何单个倡议或项目更能够反映外交与科学的深刻联系，因为最好的科学得力于类似的冲动，即：不仅要改进美国人的生活条件也要改变全人类的生活条件；要使甚至最贫困国家的儿童都能够健康地充满希望的成长。这里，你们具有一些超出外交家的优势，因为我们，按照定义，是官方代表，今天，尽管我们的政府受到广泛的尊重，但美国也遭到那些将领导作用与霸权混为一谈的人们的不满，也不为那些如果处在我们的地位上就会利用其权力谋求更多私利的人们所信任。

我希望，科学家们能较少地受到这些负面压力，因为在对真理的不显眼的、持久的探索中不存在霸权；人们不会怨恨努力征服疟疾或艾滋病的人；也不会怀疑那些为使一个地区或整个星球遭生态灾难而工作的人的动机。

科学也许比外交更能担负起那些寻求更美好的未来的人们的希望。今天在我面对你们的时候，我越来越相信，当我们的努力真正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有力量实现那个朴实而又非常重要的期盼。

在我开头时引用的那本经典著作中，查尔斯·斯诺爵士写道，科学家“在他们的骨头里充满未来”。

在我们共同努力塑造未来时，美国外交家的行列里必须有科学家的身影，你们一定能够用你们所掌握的知识支持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理解。在我们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是存在的，但弥合这种分岐以造福于国家和全世界，则是一项崇高的使命。

没有比在一个新世纪开始之际设计一项伟大使命更好的时间了，没有比在此处发起一项行动更好的场所了。最后，我保证全力以赴并衷心恳求你们明智的建议和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大家（掌声）！

为我们的伙伴关系感谢你们（掌声）！

                    （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吴贺新译  武夷山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