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欧莱雅中国、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主办，以“一代耀一代·去突破”为主题的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科学教育论坛暨第二届科技女生赋能论坛10月24日在上海临港中心隆重召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蒋昌建深度掌握了从1903年Marie Curie首次获奖至2025年Mary E. Brunkow获奖的122年时间里，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28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访谈和很多关于她们个人成长的资料，通过系统分析她们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个性特征，揭示从外部环境到内在品质的完整成长路径，研究以微环境和中间环境为主的个人成长生态系统理论，并在论坛上以“从家庭教育到个性：卓越的完整路径”为主题分享了自己梳理一些数据后的洞察：“从2010年到2025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获奖者中，女性获奖者的人数正不断增加。在这背后，家庭背景、教育学历、个性特质未必是决定性因素，对科学的热爱、坚定与持之以恒的付出才至关重要。”由此他鼓励女生们：“曾经的她们也可以是未来的你们！”
据蒋昌建介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年龄最小的是36岁的居里夫人，年龄最大的屠呦呦获奖时已80多岁，平均获奖年龄在59.7岁。从2010年到2025年的15年里，女性获奖人数增长显著，达到了10位。获奖领域比较集中在生理学和医学方向，占48.3%，其次是化学，再其次是物理学、经济学。家庭和学术传承，以及独立的个性，对于诺奖得主的成长至关重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从事科学事业普遍面临巨大的压力，许多大学不招收女性学生，科研机构不聘用女性研究员，但家庭的支持成为了女性突破限制的关键力量。获奖者的成功极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父母的开放观念和坚定支持。近半数获奖者成长于学术家庭，尤其是她们父亲的职业分布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倾向，46.4%的获奖者父亲从事大学教授或学术研究工作；她们的母亲虽然职业分布更加多元化，但有57.2%的母亲从事专业知识工作。如Maria Goeppert Mayer的父亲是格丁根大学儿科教授，家族有6代人为大学教授的传统；Carol Geider的父母均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父亲是物理学教授；Irène Joliot-Curie的父母均为诺贝尔奖得主，成长于科学研究的核心环境；Dorothy Crowfoot Hodgkin的父亲是考古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兼艺术家。学术家庭不仅提供了知识传承，更营造了崇尚探索、鼓励质疑的智识氛围，使科学思维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跨学科的家庭环境就为Dorothy Crowfoot Hodgkin等人日后融合科学与艺术的思维奠定了基础。
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这些家庭的共同特点。89%的女性诺奖得主来自中产及以上家庭，其中，富裕的上层占50%（14位），中产阶级占39.3%（11位）。但贫困并非绝对障碍，来自贫困/工薪阶层的诺奖得主也占到了总数的10.7%(3位），他们的成功表明，当家庭对教育的重视达到极致时，经济困难可以被其他因素克服。75%的女性诺奖得主拥有1到2个兄弟姐妹，这种家庭规模既能确保父母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每个孩子的教育，又能在兄弟姐妹间形成良性竞争与相互支持。相比之下，独生子女获奖者的比例相对较低，表明适度的兄弟姐妹关系可能有助于培养社交能力和竞争意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教育，也即全面的文化熏陶而非单一的科学训练，成为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文化氛围的具体体现包括：父母亲自进行科学启蒙（如Marie Curie的父亲在家中进行科学实验演示）、鼓励好奇心和提问（如Linda Buck的父母教导她“做有价值的事情，不要满足于平庸”）、支持女儿接受高等教育（如Barbara McClintock的父亲在母亲反对的情况下坚持支持她上大学）、营造学术氛围（如Andrea Ghez的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艺术中心主任）。
美国以12人次成为这些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最主要的教育目的地，远超法国（5人次）和英国（4人次），反映了20世纪以来全球科学研究中心从欧洲传统学术重镇向美国的转移。这种地理集中既反映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也说明顶尖大学在培养诺贝尔奖得主方面的独特优势。54%的女性诺奖获得者就读于顶尖大学，这些大学提供的不仅是知识，更有前沿的研究环境、优秀的导师和广阔的学术网络。18%的女性诺奖获得者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如Marie Curie的导师Gabriel Lippmann是19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Irene Joliot-Curie的导师Marie Curie是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Maria Goeppert Mayer的导师Max Born是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Donna Strickland的导师Gérard Mourou是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Claudia Goldin的导师Robert Fogel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传承不仅传递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传递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对卓越的追求。此外，跨国教育的经历、持续学习与实践也很重要。几乎所有的获奖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优秀的学业表现，同时具有强烈的独立性、独立思考能力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如Ada Yonath在童年时就不断追问“为什么是红色的？”“为什么有冬天？”；Dorothy Hodgkin10岁时就对晶体着迷，母亲送她化学书籍；Linda B. Buck被称为“问不完问题的人”，父母教导她独立思考；Marie Curle童年时就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学业表现优异。Dorothy Crowfoot Hodgkin16岁时被一本关于X射线的书籍改变人生轨迹、从此确定终身研究方向的故事告诉人们：青少年时期的每一次接触和探索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起点。
总体而言，通向卓越的路径是多元的。虽然有86%的获奖者具有博士学位，但学位并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路径。1930年生于宁波、本科毕业的屠呦呦也得到了诺奖。有意思的是，她的名字“呦呦”源于《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其实就关联了她日后的获奖项目。屠呦呦的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虽然家庭条件普通，但父母重视教育，屠呦呦从小接受中西结合的文化熏陶。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成长环境，为她日后融合中西医学研究奠定了文化基础。居里夫人热爱波兰文学和历史，但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通过科学研究改变世界，热衷化学实验和科学阅读。她展现出非凡的毅力和自律，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和她的姐姐靠先后去打工才得以资助彼此完成学业，整个成长之路堪称“逆境中的绽放”。她曾说：“我从未想过成名，我只想工作”，这句话体现了她纯粹的科学追求。被爱因斯坦誉为“德国的居里夫人”的奥地利裔瑞典原子物理学家、放射性同位素镤元素的发现者和核裂变理论的奠基人莉泽·迈特纳虽然因为性别和种族歧视原因没有得到诺奖，但依然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她与诺奖的错失，是诺奖历史上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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