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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朋友圈得知顾玉东院士因病于年5月24日下午6时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逝世，享年87岁，想起这个在2018年为《科技精英》杂志做的采访。
在华山医院手外科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张各种手势的招贴画格外引人注意。这是顾玉东在瑞士洛桑访问一个手博物馆时，馆方送给他的。顾玉东的一生，几乎都在和形形色色的手打交道。他是世界上用膈神经移位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的第一人；他首创的“第二套供血系统”，使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成功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他突破医学禁区，用伤者健侧的颈7神经修复瘫痪的手臂获得成功……行医50余年，顾玉东在手外科领域创下了数项世界第一，为无数患者找回了生活的希望，也让我国的手外科领跑全世界。
用医学界时下流行的话可以说，顾玉东是一位在“转化医学”（即：从实验室到临床，从临床回到实验，from bench to bed, from bed to bench.）领域的出色实践者，然而比起记者向他提及的这个概念，81岁的老先生更愿意强调白求恩精神对自己从医生涯的长远影响。他认为医生分4个层次：普通医生、优秀的好医生、出色的医生、白求恩式的医生，而自己至今最多还只能算是个出色的医生。“做一个白求恩式的、为病人献出生命的医生虽然很难，但我们心里还是要有这个目标，每天一点一点地去奋斗，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不然人就空虚了。”在华山一院一幢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简陋办公楼走廊尽头堆满了书和杂志的办公室里，正准备参加一场会诊的顾玉东院士对记者说。现在的他虽然不经常上手术台了，但每天的工作依然忙碌，每周二、周四，甚至周六，都会参加查房、会诊。
某种意义上，这位满头银发却矍铄儒雅、说话和风细雨、平实朴素的老人身上，有一种传承自他更早年代同行前辈的医者古风——那种在今天尤显珍贵的人文底色，而他屡屡在传统医学认知和医者仁心的绝境处创造的奇迹，则不禁让人联想起现代外科之父裘法祖先生的一句话：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两套供血系统应对足趾移植手术中的血管变异
人类基因组检测结果显示，大鼠和人在基因结构上仅有3%的差异，但在手拥有神经纤维的数量上却差异极大。大鼠前爪上有3万根神经纤维，而人手上有100万根，这是任何其他动物都无法比拟的。人也因此具备了最复杂、最特殊的功能——手和脑的联系与互动。“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大脑会思维，双手去创造。人的大脑之所以有创造性的思维，全赖于双手的实践。人类的手为什么能这么灵巧？其特殊性就在于拇指的对掌对指，如果拇指被夹掉，手的功能就丧失50%。”顾玉东常常向人提起这点，对每一位病人所遭遇的痛苦，他强烈的感同身受，仿佛也是医者天赋的一部分。当记者请他回忆最难忘的一台手术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最难忘的手术不是一个成功的手术，而是一台失败的手术。”
那是1981年，有一位19岁的东北姑娘因工伤被机器轧掉了大拇指，母亲陪同她一起到华山医院。华山医院手外科第一任科主任杨东岳教授在1966年创造了用人的第二脚趾代替拇指的方法，是那对母女的希望。接到病人的时候，杨教授自己的肩膀已感到有点疼，但为了给手术作准备，他来不及去看自己的病。一般这类手术，医生会从病人的足背动脉进入第二脚趾的小血管，普通人的足背动脉直径大约2毫米，但这个病人的足背动脉特别细，大约只有半毫米，第二脚趾的血管也非常细。这样的情况，杨东岳教授的团队之前遇到过4例，其中只有1例手术成功。因此，他让当时担任助手的顾玉东去和病人的母亲商量是不是要继续将手术做下去，或者先停止，等以后再想办法。顾玉东找到病人的母亲时，那位母亲坚定地表示希望继续手术，不要说1/4，就算只有1/100的希望，也要试一试，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怪医生。于是医生把姑娘的脚趾断下来接到了手上。这时，姑娘足背动脉的血管发生了痉挛，血液到不了脚趾，脚趾一片苍白。第二天早上顾玉东去查房时，发现姑娘的脚趾还是发白，血液还是没能流进去。但这时医生已没有办法，只能眼看着病人的脚趾由白到紫，由紫变黑，最后干瘪，完全坏死。一个多星期后，医生不得不把姑娘坏死的第二脚趾切掉，她的拇指自然也没能接上。
“那个女孩出院那天，她的母亲在她右侧搀着她，我在她左边，我们一起陪她一步步走出医院的大门，叫了辆三轮车去十六铺。看到这种病人，我自己也流泪……”说到这里，顾玉东院士忽然哽咽了：“病人是蛮轻松地进来的，但最后是我们扶着她回去。我们不能失败啊！失败就会增加病人的痛苦。我们不能让病人带着希望来，带着痛苦走的事情再发生。”
为了找到让这类手术不再失败的办法，顾玉东工作之余钻进上海医学院的解剖室做了5年的解剖学研究。”通过假设和实验研究，他发现，一般人如果足背动脉比较细，足底动脉就会相对粗一些；第一足背动脉如果细，第二足背动脉就会粗一些。有粗就有细，有细就与粗，呈现一种辨证关系。由此，他为每台手术准备了两套供血系统。自那以后，华山医院做的第二足趾移植手术，再也没有因为碰到血管直径小于1毫米的病例而失败过。
顾玉东团队的“足趾移植术中血管变异及处理”项目在1987年过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他的老师杨东岳教授，在手术结束后才顾得上去查看自己肩膀的问题，发现原发在肝脏的肿瘤已经转移，3个月后就过世了。这是顾玉东亲眼见到的身边的白求恩式人物——不仅医术高超，而且精神高贵，为人类的健康事业献出了才华、精力乃至宝贵的生命。白求恩是采访过程中他屡屡挂在嘴边的一个关键词。从1990年白求恩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起，顾玉东每年都倡导华山医院手外科的医生们在白求恩的生日和逝世纪念日里，重温《学习白求恩》一文，每年年底由全科室无记名投票评选出白求恩医疗奖、白求恩教学奖、白求恩科研奖、白求恩护理奖和白求恩老黄牛奖（奖给后勤人员）。“我们科室最大的一个优点是：绝对不会拿病人红包。”自信地说出这一点的时候，他又补充：“因为病人是我们的父母，是病人养活了医生。我怎么会有一个个技术发明，到后来成为了院士？是病人让我积累了知识、经验，写成文章，申请了课题，拿到国家大奖。没有病人，怎么会有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经验怎么会成熟？现在的情况有些颠倒了，好像病人都要来求医生。我们要把这个本质搞清楚，这也是信仰，是真实的信仰。”
听顾玉东院士诚挚地说出这段心声的时候，记者眼前浮现出一张老照片：广济医院（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创办者、院长——英国医学博士梅藤更有一次查房，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地向梅医师鞠躬，梅医师也深深地鞠躬回礼。
千例临床实践成就“健侧颈7移位修复臂丛神经”
1986年，佳木斯的一位年轻人骑摩托车遭遇车祸，肋骨撞断，臂丛神经、膈神经全部撞断，肋间神经也不好用了。按照以往的经验，所有可用的神经都已损坏，病人是无法救治的。但顾玉东根据临床经验发现，臂丛神经的5个根分管5个功能：颈5神经坏掉了，肩关节不能动；颈6神经坏掉了，肘关节不能动；颈8神经坏掉了，手不能屈；胸1神经坏掉，手不能伸；唯独颈7神经断掉，人的腕关节照动，没有功能障碍。这个事实与教科书上所写的截然不同，却使不愿放弃的顾玉东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从病人的健侧手臂中，取出一根颈7神经借给患侧，使瘫痪的手臂重新恢复功能。
这又是一次向医学禁区发起的挑战，一旦失败，意味着患者的两条手臂都将丧失功能。手术结束后，顾玉东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到医院去看病人，发现病人的手真能动，就是有点麻，后来慢慢地，麻的感觉也消退了。坏的神经以一天一毫米的速度恢复，9个月后，病人有了点二头肌。看到病人的手部渐渐恢复功能，而且好的手也没有受影响，顾玉东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完全落地。
针对患者术后恢复呈现出的明显动态过程，顾玉东与徐文东教授率领课题组进行了十余年深入研究，研究方向从一双手转向了人体的整个上肢、周围神经这些更加宽阔的领域中。他们发现，大脑功能的重塑参与了健侧颈7移位后的修复过程，进而提出了脑科学领域的全新观点：一侧大脑具有同时控制双侧上肢的潜能，并且会适应健侧神经向患侧移位，也即外周通路的改变。由此。他们提出了治疗中枢损伤后期瘫痪上肢功能恢复的新方法：通过手术将健侧上肢颈神经移位至瘫痪侧的颈神经，避开损伤侧大脑半球，让偏瘫上肢与同侧健康大脑半球相连接，激发健康大脑半球的潜能，促使瘫痪上肢恢复功能。
这个构想当然非常棒，手术如果成功，当然也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毕竟是在那么高危的区域做手术，如果不成功呢？不能接受手术失败增加病人痛苦的顾医生当时心里是怎么准备的？他又是如何让患者安心接受这样的治疗的？听到记者的这些疑问时，顾玉东院士笑了：“1989年4月，第八届国际臂丛学术大会在瑞士洛桑举行，我在会上做‘关于颈7神经根移位’的报告后，我的国际同行当时也是这样问我的。他们不关心我做了多少台手术，他们关心的是，我是怎么想到用健侧神经的，又是怎么做到的，我怎么敢做这样的手术。”顾玉东像当年告诉感到惊奇的国际同行一样告诉记者：“不是我有胆量，这是我经过了1000例临床实践的总结。”
接着，他的讲述中出现了第二个关键词：哲学。“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病人也有每个病人的特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臂丛病例，关键是如何去发现不同。医学工作者首先要学习哲学，懂得一分为二、辩证地看问题，有时候优点就是缺点，有时候缺点也是优点。要仔细、耐心、有非常认真的态度和很敏锐的眼光。”顾玉东说，他给每个病人看病时都会做一张卡片，在上面记录这个病人的特点。这样一千个病例下来，他发现了健侧颈7神经断掉的病人没有什么症状，而其他4根臂丛神经（颈5、6、8，胸1）断掉，病人的活动都会受影响。所以他想到了用5根臂丛神经中最粗且神经纤维最多的健侧颈7神经来修复瘫痪神经。手术前，他专门就这个大胆的构想用大白鼠做了试验——因为大白鼠的臂丛神经和人的臂丛神经形态一样。动物试验的成功使他有信心为患者做相同的手术。现在，全世界都在用这项技术解决臂丛神经的修复问题。同样的方法也被用于修复心脑血管病人肢体功能的残留障碍。
耄耋之年探索手外科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顾玉东在手外科领域创下了数项世界第一、7项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但他注意到，手外科发展到今天，还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世界性难题：由于神经生长速度非常缓慢（成人一天长1毫米，儿童一天长2毫米），移植手术后，一条瘫痪的手臂要完全恢复知觉，大约需要两年时间，而到那时，手部的19块肌肉早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萎缩，即便肩膀、手肘能够恢复屈伸的功能，病人的手也将很难再做出精细灵巧的动作。因此，如何恢复和重建手内部肌的功能，让患者重新拥有灵巧的双手，被称为手外科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医生至今也无法让病人的手恢复到像受伤前一样。在过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年代，人们认为这种病不必要治，治了反而会使病人更痛苦，不如索性截肢。但81岁高龄的顾玉东至今仍不愿放弃进一步减轻病人痛苦的希望，继续向这个世界性难题发起着挑战。
根据猜想，可能通过两大途径解决目前的难题。一种是加速神经再生的速度，使神经生长速度快5到10倍，赶上手内部肌肉萎缩的速度；另一种途径是延缓手内部肌肉的萎缩。近百年来，全世界相关的医生和科研人员都在围绕这个问题不断开展探索研究，顾玉东的设想是：可以利用中医中药来加速神经生长。当然，这个课题不是那么简单，顾医生在耄耋之年而依然愿意做这样的尝试，无疑是白求恩精神的召唤。他还经过55年的临床研究和理论工作，研发出一套针对老年痴呆症这种退行性病变的“手指操”。他提出，手是人类神经感觉最敏感的部位，神经纤维也最集中，动手后，手的动作形成大脑新的兴奋点，脑循环就会发生改变，有利于理解、记忆和思考。大脑不断形成新的兴奋点，就不会退化。
据说顾玉东1961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对内科，特别是心血管内科感兴趣，当时写的一篇论文《心肌梗死的血相及血液生化的改变及其临床意义》投到《中华内科》杂志，很受好评。毕业后到华山医院报到，当时医院的党委书记告诉他，他被分配去的是医院1960年新建立的骨科手外科，因为一个新兴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而内科是整个医学的基础。他学内科出生，去新兴学科好。当时的顾玉东虽然心里不太愿意，但没有二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华山的手外科从只有两个人，形成了领跑世界的团队。如今回望，顾玉东笑侃：“人的兴趣是可以改变的。”
然而，与其说兴趣是可以轻易改变的，不如说，是在人民需要的地方脚踏实地地工作，在对真实需求的满足中，兴趣会渐渐被滋养起来。在顾玉东办公室的一个小隔间里，记者看到一格格抽屉里存放着1963年以来顾玉东治疗过的每一位患者的病历档案卡。正是这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使他一次次突破医学的禁区。每当人们颂扬他的贡献，这位谦和的老人总喜欢做一个经典的“0”手势来概括自己。他说：“‘0’代表两个含义：一是对掌和对指，这是我们人类的手最重要的功能；我虽然拿了7个奖，写了一百多篇文章，最后相对于手的这个最重要的功能，我所有工作的贡献只等于0。这是第二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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