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炎武所结交的清朝官员朋友中，其实有不少人是很有学问的，诸如汪琬、陈锡嘏之类。顾炎武和这些具有官员与学者双重身份的人开展交往，无疑有助于解决他在为学上“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1]的问题。顾炎武的这类官员朋友中，更有一些不只是有学问，还家藏丰富的图书资料，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孙承泽。

 

孙承泽非但“赏鉴书画尤精。著有《庚子销夏记》八卷”[2]，且“读书日有程课，著述满家”，在经学上颇有造诣，有《诗经集解》三十卷。孙氏力主“读书当通经”，尝谓“元儒经学，非后人所及。盖元时天下有书院百二十，各以山长主之，教子弟以通经学。经学既明，然后得入国学。即如吴渊颖、程普德辈，其集人多不知。明初，人犹多经学，皆元时遗逸，非后辈所及”；并自称“生平学问，以朱子为宗，独于《毛诗》不然”。[3]他更“筑万卷楼，藏书甚富”。[4]显然，顾炎武同孙承泽这样的官员打交道，在学问上是会得到多方面的帮助的。他在康熙六年，就曾从孙家借了不少书，钞之以归。而且，他对孙氏的学问也颇为推崇，譬如他在《与友人辞祝书》中，就提到孙承泽著书论次废生日之礼的事：“窃惟生日之礼，古人所无……故唐文皇以劬劳之训，垂泣以对群臣；而近时孙退谷、张篑山著论次废此礼”。[5]显而易见，在经学方面，顾炎武不仅推服孙氏的学问，至少在礼学方面还深受其思想影响。而孙氏“以朱子为宗”的学术思想，也必定对顾炎武产生过某种程度的影响，尽管绝非仅仅由于受了孙氏思想的影响才导致其推崇朱学。

 

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顾炎武借助于清朝官员朋友的关系来助成其学问事业的根本目的何在？抽象说来，当然无非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自我发展，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已。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顾炎武为自己的自我实现所确立的具体奋斗目标到底是什么？

 

顾炎武自认为，“今日”“吾辈之任”是在于“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6]，简言之，即在于“救世”。他同时又认为，“救世”的行为方式则因人而异，就其基本方式而言，“救民以事”乃是“达而在上位者之责”；“救民以言”则是“穷而在下位者之责” [7]。当然，对顾炎武这样的“穷而在下位者”来说，其责显然是在于“救民以言”了。从儒家所提倡的“三不朽”角度来看，无论是“救民以事”还是“救民以言”，本质上都在于“立德”，是“立德”精神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体现；就其表现方式而言，“救民以事”是在于“立功”，“救民以言”乃在于“立言”。为后世“立言”，这就是顾炎武作为一位儒学大师所孜孜以求的超现世的“不朽”理想在其身处“穷而在下位”之条件下的现实诉求。

 

 然而，顾炎武又不是一般的“穷而在下位者”，他更是一位具体而现实地生活在清初的明朝遗民。作为一位明朝遗民，他究竟要为后世之谁而“立言”呢？

 

在现存可见的顾炎武的一般论著中，他都说是为“后王”、为“来学”而“立言”，如说：“如得殚数年之精力，以三《礼》为经，而取古今之变附于其下，为之论断，以待后王，以惠来学，岂非今日之大幸乎？”[8]又如说：“然一生所著之书，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来学者。”[9]他对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尤其看重，曾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10]。而对《日知录》之言为谁而立，他曾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11]

 

顾炎武立言的根本宗旨是欲为“后王”之行“救世”之事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为何非得寄“跻斯世于治古之隆”的希望于“后王”，并且对于这一点他讳莫如深，竟然一直“未敢为今人道也”？

 

先来探究其何以“未敢为今人道也”的缘故。他是这样说的：“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矣。”[12]为什么“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他虽未明说其原因，但很明显是与“今日”“在位之人”密切相关。观其下面这段话，可知，在他看来，“吾儒经世之用”既为“今日”“在位之人”所不识，自然无法为其所用，纵使其用之，在“吾儒”可收“兴利”之效者，在他们却只会招致“添害”的恶果；正是鉴于其不可为当世所用，他才寄希望于“后王”，而“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以此“未敢为今人道也”，免得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招来灾祸。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若滕，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呜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13]

 

顾炎武自信其对天下之事还是有识的，只是生不逢时——“今日”“在位之人”不识“吾儒经世之用”——罢了。然而，正像当年孟子坚信“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一样，顾炎武也相信一定会“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这种信念，正是其欲“立言”以求“不朽”而殚精竭虑、孜孜不倦以学的精神支柱。

 

再来探究顾炎武为什么会认为“今日”“在位之人”不识“吾儒经世之用”的问题。对此，顾炎武本来也是说得很明白的，只是其弟子潘耒在刻印其遗著时出于时忌考虑而将其先生那些露骨地鄙夷清朝的话给删去了，直至近人黄侃校雠《日知录》的时候，那些被删去的原话才部分地得以按原样补入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14]

 

原来，在顾炎武看来，“今日”“在位之人”不识“吾儒经世之用”，是因为他们这些“在位之人”中夹杂着“戎狄”，从而导致“今日”之“中国”陷入“乱辱天人之世”，因此，他们之中有些“论者”非但不识“吾儒经世之用”，甚至更“欲将毁吾道以殉之”。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识“吾儒经世之用”的顾炎武，当然会感到其实际无用也不可用了。

 

然而，既然“今日”之“中国”陷于“乱辱天人之世”，又焉知“明日”之“中国”将不复如此呢？若“明日”之“中国”依然如故，仍是“乱辱天人之世”，那末，“吾儒经世之用”又要等到何时才能真正派上用场呢？进而言之，顾炎武究竟凭什么相信，将来一定会“有王者起”呢？这里涉及到顾炎武的历史观，对此，笔者曾在《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指出：自少爱好兵法、喜谈“形势”的顾炎武，非常重视社会历史变化之“势”，认为历史上社会制度的变迁，王朝的兴亡代谢，都是“势”所必然的；而且这种必然之“势”，是连“圣人”都不能扭转的。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并依据其对“势”的认识与把握，采取与“势”相合的行动方案，顺“势”而行；否则背“势”以行，则必败其事。顾炎武更认为，在注重把握“变势”的同时，还要重视把握“变时”，即掌握“变”的时机，做到适“时”而变。顾炎武并且依据对天象变化规律的把握，认为应变的最佳时机是事物发展到“过中”之时：“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以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15]他所谓“中”，实即“极”的代用词；所谓“过中则变”，犹言“物极必反”，以他本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穷则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16]他根据“穷则变”这一“天下之理”来看待“夷之日盛，华之日微”[17]的现象，认为“夷”之日盛至一定程度，便会像“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一样，必由盛转衰；而“夷”之转衰没落之时，即“华”之转盛再兴之日。故“天下之事，盛衰之形，众寡之数，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则有以待之”[18]；“盈而罚之，动而蹶之……汤降文生自不迟，吾将翘足而待之。”[19]

 

顾炎武正是依据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把握，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充满了乐观精神，他坚信华夏必有转盛再兴之日，因此力学以立其言，以备“后王”顾问。

 

既然其内心充满了对“夷狄”的鄙视和仇视，他为何还要广泛结交清朝官员作朋友呢？其曰：

 

君子将立言以垂于后，则其与平时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于阳货，盖以大夫之礼待之，而其作《春秋》则书曰盗。又尝过楚，见昭王，当其问答，自必称之为王，而作《春秋》则书：“楚子轸卒。”黜其王，削其葬。其从众而称之也，不以为阿；其特书而黜之也，不以为亢，此孔子所以为圣之时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诸久远之文字，无乃不知《春秋》之义乎？[20]

 

原来，顾炎武是根据了“《春秋》之义”来同清朝官员打交道的。他这种做法就像孔子以大夫之礼待阳货、当楚昭王之面而称其为王一样，在他看来是完全符合“圣之时”的。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他结交了那么多清朝官员朋友，对他们讲了那么多好听的话，其实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顾炎武的这种处世之法，简直同曹雪芹“甄士隐”（真事隐）而“贾雨村”（假语存）的创作手法如出一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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