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以文化天下”的文化概念。西汉刘向《说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是“以德化天下”的文化概念。然则，按中国固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产生至少有两个前提：一是有“治天下”者，即有国家治理者；一是国家治理者采用“以德治国”的治理方式。所谓文明，就是国家治理者通过以德治国使德显诸天下，人人守德以行。

按中国固有的文明概念，文明是以德治国的文化所达到的人人守德以行的善治境界。若某个人守德以行，这不是文明，而是属于文明范畴的文明行为。

若既舍弃西方的文明概念，又抛弃中国固有的文明概念，而自说自话地用一种不中不西的文明概念来论说所谓中国文明，这不是无稽之谈嘛？

冯时《文明论》提出中华文明八千年信史的观点，肯定是抛开了文明产生的必要前提之一国家的存在来讲所谓文明的。

如果可以撇开国家来说文明，将“治天下”概念的外延扩展到氏族首领的治人行为，则须有证据表明中国在八千年前的氏族首领就已经在以德治人。如果不用证据，那就可以推测中国在元谋猿人时代就可能已经在推行以德治人的文化而进入文明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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