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两岸

巧了，连续每周开展杨钟健先生足迹的调研。说巧了，因为并不是专程而来。本来是前往江西执行野外工作，顺道受湖南省地质博物馆邀请，明天上午在长沙做一场报告。长沙是1937年杨钟健逃出北平后的第一个落脚点，那时中央地质调查所也从南京迁到此处避难。我要讲的报告题目是“衡阳马去无留意——始于湖南的马科5600万年演化史”，因为在衡阳发现了始祖马类的丁氏曙马，而衡阳这个地点正是杨钟健抗战时期以长沙为依托，在湖南开展野外调查发现的。

1937年杨钟健在协和医院娄公楼（Lockhart Hall）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

今天，8月20日，我从北京乘坐高铁，5个小时就到达长沙。而杨钟健于1937年11月3日离开北平，乘坐火车到天津，换乘轮船到香港，再转飞机到长沙，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我中午到达长沙，比我早一点到达的古脊椎所同事吴飞翔研究员和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的童光辉主任已在等候，会合我们直接去湘江东岸城区当时湖南地质调查所的旧址。

民国时期的‌湖南地质调查所‌是湖南省第一家官办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机构，成立于‌1927 年 3 月‌，直隶于湖南省建设厅，所址位于长沙‌上黎家坡巷 33 号‌。该机构在民国时期对湖南的地质勘探、矿产调查及地质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湖南地质事业的先驱。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借湖南地质调查所一部分地址开始办公，杨钟健等地质界的同仁在长沙集中，按照地质调查所总部的指示尽快开展工作。

湖南地质调查所旧貌

我们顺利找到了上黎家坡，这条街巷还在，但湖南地质调查所1955年已搬走。我们只发现一所民国风格的老房子，进口处是那个年代的拱门式样，进去后看见木楼梯显然是百年前的旧物，已经破败得不能走人了。

上黎家坡街巷

残留的带拱门的老建筑

一天杨钟健随田奇㻪、黄汲清、曾世英等去岳麓山勘寻地质调查所可能的临时所址，归途中见有多架飞机低空袭来。田奇㻪还以为是我方的飞机，但不一会就见在城东落弹，浓烟突起。据说这一次敌机轰炸长沙根本未接到情报，直到炸弹已落才补放警报，损失当然惨重，实在使人黯然。后来，地质调查所临时所址终于定在城北十里左右的余家冲，在那里修筑了简陋的办公室。不过杨钟健却留在上黎家坡，住于留芳里田奇㻪家，备承招待。留芳里一至四号全为湖南地质调查所同仁所建，此时由南京来的同仁多住于此，杨钟健虽然觉得不太寂寞，但无时无刻不牵挂还留在北平的家人。他在诗中写道：“岁残倍思家，逆寓悲鬓华。烽烟音信阻，肠断在天涯。”‌‌我们今天前去寻访，“留芳里”的院落还在，已经全变成楼房住宅。

留芳里居民小区的门牌

湖南地质调查所历经多位著名地质学家领导。‌1927年的初创时期由‌李毓尧‌任所长，刘基磐、田奇㻪任调查主任。‌自1928年起的发展时期，李毓尧任职不到一年后，由‌刘基磐‌接任所长。刘基磐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使调查所获得中央机关的资助，设备日臻完善，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地质陈列室，即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的前身。1938年的‌抗战时期由‌田奇㻪‌接任所长，该所曾迁往黔阳保存仪器图书。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田奇㻪通电参加起义，随后该所被人民政府接管。‌‌

1937年2月5日湖南地质调查所全体同仁合影

前排右2田奇㻪，右3刘基磐 

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民国学界领袖之一的丁文江1936年1月5日在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逝世，安葬于岳麓山西麓。1938年1月，湘江之上寒雾弥漫，岳麓山的松林在冷风中低吟，仿佛在为破碎的山河默哀。杨钟健和同仁们踏着山间湿冷的青石小径，一步步走向丁文江先生的墓地。他心中的悲慨如湘水般翻涌不息，难以平息。两年前，这位中国地质事业的先驱、他毕生敬仰的师长丁文江先生溘然长逝，如今墓前草木已生，石碑寂然。日军的炮火从东北烧到华北，又蔓延至江南，锦绣河山四分五裂，千万同胞流离失所，曾经规划好的地质宏图和强国梦想在战火中变得遥不可及。杨钟健立于墓前，眼中蓄满了悲凉与愤懑。丁先生一生雄才大略，志在以地质探华夏之宝藏，以科学兴积弱之中华，却未能亲眼见家国安宁，更未能亲赴疆场尽报国之心，如今空留一抔黄土，长眠于岳麓山间。

杨钟健（站立者右7）等地质界同仁祭扫丁文江墓 

我们过湘江到岳麓山寻访丁文江先生墓，从岳麓山后山密林中一条裸露地层的坡道爬到半山腰。是泥盆纪地层，随处可见腕足类化石。现在的丁文江墓与杨钟健他们来祭扫时的形制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原墓已毁，现在的墓园是1985年重建的，只有墓周的弧形护坡还是原样。

现在的丁文江墓

杨钟健1937年到达长沙后，顾不上一路的疲惫，立即投身于学术复兴的工作之中。他深深理解，越是国难当头越不能放弃学术研究，科学的薪火绝不能在战火中熄灭。于是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寻找场地，全力恢复《地质论评》刊物。《地质论评》是中国地质学界的核心期刊，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战火中停刊无异于切断了地质学界的血脉。在杨钟健的努力下，《地质论评》终于在长沙顺利复刊，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地质学界的一盏明灯。以后刊物得到王钰协助校对，诸事进行更加顺畅。

此时的长沙已成为抗战后方的重要城市，众多机关、学校、科研机构从沦陷区迁来，这里承载着无数流亡者的希望，也成了日军空袭的重点目标。空气中早已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衣衫褴褛的难民，随时可闻前线的消息，或悲或喜，联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杨钟健暂居长沙，心中牵挂着前线的战事，牵挂着离散的同仁，更牵挂着中国地质事业在战火中的存续。他时刻对自己的警醒：国难如此，学人当以血肉之躯守卫科学之根，延续文明之火。

料峭春寒笼罩长沙城，193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第14届年会在战火的阴影中如期召开。这是一次特殊的年会，没有和平时期的从容与闲适，与会者都是从各地辗转而来的地质学者，他们带着一路的风尘，带着家国的忧患，相聚于湘水之畔，共赴这场关乎学术、更关乎民族的集会。

杨钟健已连续两年担任地质学会理事长，这一届他正式卸任。在年会的讲台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畅谈古生物化石的新发现，没有论述地质地层的新研究，而是抛开了所有专业学术的辞藻，以一颗赤子之心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演讲——《我们应有的忏悔和努力》。他的声音沉稳而铿锵，穿透了会场的寂静，直击每一位听者的心底。他说，国难当头，山河沦陷，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置身事外的权利，地质学人亦不例外。我们不必忏悔学术的深浅，不必愧疚研究的成败，而该忏悔在民族危亡之际是否尽了国民的本分，是否抛却了小我之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大业。他高声呼吁全体同仁同心戮力，以地质之学报效国家，以科学之力支援抗战，在战火中站稳岗位，在苦难中奋发图强，绝不因时局艰难而放弃学术，绝不因山河破碎而丧失斗志。

杨钟健的演讲稿

年会落幕，战火未歇。按照既定计划，杨钟健与卞美年、李悦言两位同事前往湘乡一带开展野外地质调查。旅途之中警报声突然刺破乡村的宁静，尖锐的声响让人心头一紧。他们迅速躲避，待警报解除后才得知长沙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这座已然成为后方重镇的古城因汇聚了大量重要设备与机构，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轰炸的惨烈让远在湘乡的他们心中满是悲愤。他曾作诗一首：“山河半沦亡，同道集三湘。杀敌无寸铁，救国空热肠。”但他们终究还是沉下心来，将这份愧疚化作工作的动力。国难当头，科学研究亦是抗战，唯有守住学术的火种才能在战后重建家园，才能让中国的地质事业不至于中断。

湘乡的野外条件艰苦异常，此时已近春暮，湖南的春寒却依旧刺骨，在壶天一带他们竟遭遇了漫天风雪。杨钟健三人身着单薄的衣衫，顶着寒风与飞雪依旧坚持勘查、采样，没有一人退缩，没有一人叫苦。在下弯铺，他们对含植物和鱼化石的地层进行小规模采集，又细致勘查周边的红色地层。此次调查收获颇丰，他们探明了多处地层的分布，采集了大量植物和鱼类化石。他们依旧圆满完成了工作，带着满身的风雪与尘土踏上了返回长沙的路途。

回到长沙不久，这座千年古城便经历了大悲与大喜的交织，让杨钟健与所有市民的心情在云端与谷底反复跌宕。4月10日天气晴和，谁也不曾料到，一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会在这样一个晴好的日子里降临岳麓山下。日军的轰炸机呼啸而至，将轰炸目标锁定为湖南大学，炸弹如雨点般落下，爆炸声震耳欲聋，浓烟瞬间笼罩了岳麓山，师生伤亡惨重。杨钟健目睹昔日书声琅琅的校园变成一片废墟，看着无辜的同胞倒在血泊之中，心中怒火中烧，悲愤难平，只觉目眦欲裂，恨不能亲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就在此时，台儿庄大捷的捷报如一道惊雷划破了压抑的天空。前线将士同仇敌忾，重创日军，消息传来，整个长沙城沸腾了！街头巷尾人人奔走相告，杨钟健与同仁们亦喜极而泣，这份胜利是对前线将士的告慰，是对民族尊严的捍卫，让所有身处后方的中国人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然而，短暂的振奋过后现实依旧残酷，台儿庄的胜利终究未能阻挡日军前进的铁蹄，战火依旧在蔓延，局势非常危急。不到两个月，武汉便陷入日军的威胁之中，中央各机关奉命迁往重庆，长沙的危机感也一日甚过一日。即便如此，杨钟健与卞美年、李悦言依旧没有放弃地质考察的计划。为完成红色地层的调查任务，他们毅然离开危机四伏的长沙，前往衡阳、耒阳一带继续工作。这一次调查是他们在湖南境内历时最久、足迹最广、成果最佳的一次，他们终于在数地发现了脊椎动物化石。这些珍贵的化石如同一把钥匙，精准确证了红层的年代，为开展进一步的地质研究奠定了基础。

杨钟健发现研究命名的衡阳原古马化石

此时的长沙作为后方重镇已有数月，从沦陷区辗转而来的学者、友人在此相聚。杨钟健走在长沙的街头，时常能遇到熟悉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北平，带着一路的颠沛，在这座临时的家园里相互慰藉，相互扶持。战乱之中书信成了连接远方的唯一纽带，北平与后方的信件尚能绕道香港传递，只是路途遥远，速度缓慢，一封书信往来往往要耗费数月之久。杨钟健与留在北平的裴文中时常通信，新生代研究室的魏敦瑞秘书也会来信，告知北平研究室的近况。在德日进等友人的掩护下，研究室的工作尚能勉强维持，这让远在后方的杨钟健稍稍放下心来。

但长沙的局势已经危如累卵，余家冲的地质调查所刚刚建成便接到了迁移的命令。大部分机构奉命迁往重庆，一部分则前去昆明，从南京辗转运来的图书、标本还来不及全部开箱整理，便又要打包西运，一路颠沛，不知何时才能安定。杨钟健他们从衡阳调查归来，撤离长沙已成定局。他奉命前往昆明主持即将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办事处，其他人员则自行选择前往之地。1938年7月，杨钟健与卞美年、许德佑结伴同行，经广西南宁、越南谅山，乘火车入滇。此后，杨钟健虽然走遍了世界各地，却直到40年后的1978年才得以重访湖南，并从这里继续前往江西考察。

这又巧了！我是第二次来长沙，上一次还是在遥远的43年前的1983年8月，而这次我们也将继续前往江西考察。那年我们先在浙江的江山实习，而下一个实习地点是在广西的柳州，所以要在长沙转车。我们专业一共15人，现在居住在世界各地，好像没听说谁又再访过长沙，至少不多吧。我找到了当时的日记，那两天的画面历历在目。

1983年8月26日，晴，星期五

凌晨我自己醒了，在朦胧的月光中看清是4点钟。我赶紧起来，叫醒他们后，洗完脸就出发了。安泰庠老师不走，我们自己坐这趟到长沙的火车。5点钟才买到票，等办完托运后，火车已经要进站了。

不可想象的拥挤，根本找不到地方坐。我从来都没有站过这么久，还好，最后总算是找到了座位。这天在车上都是吃的盒饭，完全一个味。上车不久就进入江西境内，景色和江浙一带差不多。只是农民住房的样式变了，没有楼房，全是瓦房，两头的墙高高升起，叠有几层上翘的装饰。沿途经过上饶、南昌、萍乡、株洲，晚上11点钟，火车到达终点站长沙。

我们是在火车上订好的旅馆，火车站铁路招待所，就在站旁边。长沙火车站是全国最现代化的车站，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先进的地方，当然，确实是新建的。里面有园林建筑，但整个长沙站的气势远不如北京站。我们四人一个房间，洗完澡后，出来吃一点东西。这里的食品有一种叫米粉，味道不错。等我们吃完饭，已经12点钟了。

长沙火车站还是当年的样子

1983年8月27日，晴，星期六

我、王琨和徐少春，我们三人去游长沙。首先到岳麓山去，乘汽车穿过湘江大桥，在桥上看见了久已闻名的橘子洲头，不禁想起毛主席的诗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然；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我们首先看到爱晚亭，这是长沙的代表，但样式是极普通的。岳麓寺现在只剩下一个大殿，里面有一个佛像，这次旅行已经见过很多了。倒是殿外的盆景园很好，各种树、花、草、石，艺术性比较高。岳麓山上有许多墓，我们看了几个，其中有蔡锷和黄兴的墓。

在山上遇见了王律江他们，他们刚上山，后来又遇见了鲁刚毅一伙。坐下来喝了冷饮，我们就到橘子洲头去。公园里面种满了橘子树，有几个新建的亭子，一块大石碑正面刻有“橘子洲头”，背面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我们在橘子洲头望得见“第一师范”，就准备去那里，坐车过去的中途又在长沙最繁华的大庆路转了一下。可惜我们的车坐得不太对，结果是绕着第一师范的围墙走了很久，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最后终于进去了，这里虽是中专，建筑都很漂亮。

我们坐5点钟的车离开长沙，车上仍然很拥挤，直到过了株洲才找到座位，赶紧把今天的印象写下来：“长岛久思游，今临橘子洲。凌波横画壁，傍岸起雕楼。园内多丛树，江心几点舟。伟人虽远去，湘水不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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