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志勇，1920年生，我国著名烧伤外科专家，祖籍浙江省德清县。1936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1942年医学本科毕业，旋即留在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工作。1947年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进修做访问学者。1948年回国，先后在上海沪东医院、上海中山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1952年调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任副研究员。1961年调任301医院创伤外科、烧伤外科主任。1981年调任解放军304医院副院长兼军医进修学院创伤外科中心主任，一直工作至今。

 

他先后发表论文数百篇，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三等奖。1986年被邀请为美国创伤学会荣誉会员，Fitts讲座发言人，1996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0年获第八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1920年7月1日，盛志勇出生于上海市杨树浦。5岁即进入小学学习，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上就读于沪东公社，初二下转入沪江大学附属中学直到高中毕业。1936年，年仅16岁的盛志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盛志勇入学时，正值上海医学院的新校舍全部落成，成为第一批入住新校舍的学生。不过好景不长，次年“八一三事变”，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受战事影响，刚迁入新校舍不久的医学院也被迫再次迁入海格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左侧的临时院舍内。学生们也开始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医学专业的学习。

 

1939年，上海医学院开始内迁，即将进入大学四年级的盛志勇于当年9月与其他同学跟随吴绍青教授一起从黄浦江乘轮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后改乘滇越铁路进入昆明。抵达昆明之后，盛志勇开始了临床课程的学习，除学习书本知识外，还需要到门诊跟随教员分科临诊，并在病房见习。在昆明的那一年，他们主要是在惠滇医院上临床课程，上临床课程的同学经常往返于医院与学校之间。此时的昆明也常受到日军空袭的侵扰，若遇日军机来袭，同学们不得不赶紧跑出城，因为学校离市北门很近，北门外就是一片农田，同学们经常躺在农田里躲避空袭。

 

1940年暑假，盛志勇和其他几名同学从昆明回上海，后因战事未能返回昆明。他们向医学院提出申请在上海继续第五、六年的学业。由于当时上海医学院还有部分教师留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就请留守上海的教师去给他们带课。于是，盛志勇等就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完成了后两年的医学课程，并在其附属医院红十字会第一医院见习与实习。1942年盛志勇医学本科毕业，旋即留在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担任住院医生。、、

 

 

在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做完实习医生后，盛志勇原本打算从事内科工作，当时内科只能在数名实习医生中录取5名住院医生，盛志勇顺利地被内科录取。不过当时负责的外科主治医师邵幼善看中了盛志勇，邵幼善建议盛志勇从事外科并积极向医院申请进行人事调整。盛志勇就在机缘巧合下做了外科医师。可以说当年不是盛志勇选择了外科，而是外科“选择”了他。

 

1947年，盛志勇在我国外科学先驱沈克非的推荐下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医学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进修实验外科学。在美国进修期间，盛志勇主要通过计苏华（1935~1941年就读于上海医学院，1938年9月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医学院党支部书记）了解国内形势。当时计苏华在芝加哥大学毕林氏医院进修，曾发动留学生向美国总统写信反对美国借钱给国民党打内战，盛志勇也在信中签了名。受计苏华等人的影响，盛志勇在美国买了一本英文的《共产党宣言》看。在国内一心只当医生的盛志勇在美国开始了对共产党的了解。

 

由于盛志勇的出色表现，在美国指导他的普斯（Edgar J.Poth, 1899~1989 ）教授对他的才华极为赏识，在盛志勇要回国之前，普斯教授对他热情挽留，希望他能够留在美国工作。盛志勇考虑再三之后婉拒了普斯教授的友好邀请，于1948年12月31日回到了上海。从美国回来的盛志勇因为上海局势混乱，一直在其父亲的沪东医院上班，直到上海解放后，才于1950年回到中山医院。

 

 

战争永远离不开医疗，战争在需要医疗的同时也不断地促进着医学的发展。在战场医疗领域盛志勇有着十分特殊的经历，他不仅亲眼目睹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而且亲身参加过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医疗队。他虽然没有像前线的卫生员一样跟着部队行动，但他作为后方医生见证了共和国成立以来几次重大的局部战争，并亲自处理过诸多类型的伤员，对战伤治疗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为我国战伤外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盛志勇回中山医院工作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上海医务界成立了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发表《致全市医务工作者书》，号召医务工作者支援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1月，盛志勇作为第二医疗手术大队的队员参加了首批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前往齐齐哈尔第二陆军医院参加救治志愿军伤员的工作。

 

1962年，中印边境燃起战火。为了保障前线部队伤员得到好的医疗救治，总后卫生部派出一个专家组医疗队前往边境进行医疗支援。当时医疗队由301医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组织的各科医生组成，医疗队由盛志勇负责带领，队员有吴之康等十余人。盛志勇一行翻过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到了达旺。在这里，盛志勇给前线的军医们培训了如何正确处理臀部、肛门伤者以避免伤者由直肠瘘形成的脓毒症而引发生命危险。

 

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后，盛志勇接受总后勤部的任务前往广西，巡视、检查军队医院的战伤治疗工作，并根据各医院的具体情况为他们作不同主题的指导性演讲，例如介绍腹部伤、胸部伤应如何处理等。

 

除参加战争医疗队之外，盛志勇还曾多次参加赴农村医疗队。1969年秋天，盛志勇接到上级“革命委员会”的指令，参加赴陕西安康的巡回医疗队，负责安康及周边几个县的医疗巡诊，培训农村赤脚医生等。当时他们去的地方不仅生活条件差，医疗条件更是非常落后。巡回医疗队常常在没有消毒室的地方用蒸笼消毒来代替，有时候夜里遇到急诊手术，不得不用手电筒照明做手术，没有手术台就只好将门板卸下来放在桌子上，甚至就在地上做手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盛志勇为山区百姓成功完成了200多例手术。

 

1971年，301医院的第二批农村医疗队要赴山西平川、长治一带。盛志勇再次前往，而这次去的地方比之前去的陕西安康还要贫穷。有一次盛志勇白天给体检的人生炉子取暖，因为火盆中的炭不完全燃烧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忙完一天，到晚上发生煤气中毒差点送命。每次说到这件事情他总开玩笑说自己的命是捡回来的。在参加这次巡回医疗队期间，盛志勇前往当时十分有名的山西大寨参观，在这里盛志勇还为“铁姑娘”郭凤莲的儿子看过病。

 

如果说前往各种战争医疗队、农村医疗队的经历让一名医生的医务生涯更加多彩、缤纷的话，那么多次的灾难医疗救治经验则让盛志勇的外科救治经验更加丰富、宝贵。他曾参加过邢台大地震、唐山大地震以及成昆铁路医疗队的抢救工作。盛志勇在第46届美国创伤学会（FITTS）的演讲《唐山地震中大批伤员的医疗救护——某些创伤治疗的回顾》，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他也因此被接纳为该学会的荣誉会员，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1952年4月，盛志勇从抗美援朝医疗队回上海不久，即被调往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当时华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宫乃泉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沈克非任副院长。在沈克非的指导下，盛志勇结合在美国进修的实验外科专业，军事医学科学院组建了实验外科系。沈克非推荐盛志勇出任实验外科系副研究员，他们共同开设了实验外科学课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实验外科基地和野战外科实验基地。在实验外科系工作近十年，由于很多都是保密的工作，比如防治原子武器损伤、防治化学武器损伤以及防治生物武器损伤这三个方面，因此公开的成果较少。

 

1961年4月，盛志勇从军事医学科学院调往301医院担任创伤外科系（烧伤科当时并未独立）主任，开始对烧伤深入研究。盛志勇带领郭振荣做烧伤植皮实验，包括各种动物的皮肤，最终发现效果最好的还是人体皮肤。但是人体皮肤不仅获取不易，而且保存也十分困难。临床上常常遇到有皮的时候没有伤员，有了烧伤病人亟须植皮的时候却又找不到皮源的情况。

 

于是，盛志勇提出建立皮库的设想——把平时搜集到的异体皮肤保存起来，需要时再拿出来使用。从1972年开始，他和朱兆明冒着严寒酷暑到北京北郊农场学习人工储存精液的经验，到中国科学院低温研究所请教怎样在低温环境下保持皮肤组织的活力，尽可能减轻对组织细胞的损伤，到首钢联系液氮的供应。对于皮肤的采取、消毒、加工、降温、复温，抗冻液的筛选配制，不同温度下冷冻对组织和细胞的直接影响和损伤等皮肤储存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进行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实验。他们先后攻克了储皮装置研究、皮肤活力测定、抗冻液配制、皮肤消毒方法以及在不同温度下降温、复温控制等技术难关。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研究出了用液氮储存皮肤的玻璃化储存方法，建成了当时全国第一家、亚洲最大的低温异体皮库。

 

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时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汝光认为军事医学里面创伤外科十分重要，无论是打仗或是重大灾害等一定会有创伤，所以要建立一个创伤外科中心。聂荣臻、徐向前元帅指示，要用战争的目光来关注烧伤外科的发展，要创造条件成立全军烧伤研究中心。1981年末，中央军委决定创建创伤外科中心。当初这个任务是交给301医院的，但是由于301医院的床位有限，难以满足创建中心的需要。张汝光部长已下定决心要做好这项工作，于是决定将这个创伤外科中心建在304医院，当时304医院的条件不如301，但是床位很多。因此，1981年盛志勇被调到304医院任副院长兼任创伤外科中心主任。在304医院，盛志勇带领学生就烧伤脓毒症的发病机制、诊断标准及防治措施，进行了大样本临床回顾和前瞻性研究，并提出细菌内毒素是引起烧伤、战后脓毒症的主要原因这一重要的外科学理论。

 

 

大面积深度烧伤的病人，虽然经治疗保住了性命，但无一例外的在身上留下了终生无法抹掉的疤痕，成为今后人生路上永远的伤痛。盛志勇认为，现代烧伤治疗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保住生命，而应该包括患者身心、外貌及功能的康复，使他们达到生活自理，有较高的生活质量，还要走向社会，为社会所接受，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20世纪80年代初，盛志勇和他的同事在烧伤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国内最早研制出适用于烧伤患者涂用的化妆油彩，解决了浅度烧伤愈合后皮肤色素沉着或脱色素的问题。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们根据烧伤的不同情况，总结出一套不同手法的体疗按摩规律和系列功能康复疗法，达到了无疤预防，有疤早治，促进功能康复的效果。一个个四肢疤痕挛缩畸形、长年卧床的患者，在他们的治疗下重新站起来，有的重返工作岗位。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替代皮肤的研究不断获得新的进展，但如何解决大面积烧伤后皮肤出汗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烧伤界的重大难题。

 

21世纪初，在国家“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下,盛志勇和付小兵带领课题组开始进行骨髓干细胞体外诱导培养再生汗腺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于2009年6月在国际学术期刊《创面修复与再生》杂志发表。该杂志主编专门为此撰写述评，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盛志勇说，这一研究只是找到了一种方法，真正用到病人身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要建立汗腺细胞库，缩短转化的时间，用动物胶原替代现在用于覆盖创面的异体皮。

 

谈到在烧伤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盛志勇有两点感触最深，一是一个好的医生必须善于临床观察，从大量成功失败的病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用心总结；二是临床必须和科研相结合，没有科学研究，临床效果就不可能有突破。医院的科学研究应该着眼临床，把临床救治中的难点作为科研的重点，用科研取得的成果指导临床救治。正是盛志勇及其同行在烧伤领域里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使得我国大面积烧伤救治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同为中国烧伤学、创伤学领域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黎鳌与盛志勇既是同行更是好友，不仅在临床与科研工作中有大量的合作与交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有大量的通信往来，谈论工作、家庭与生活。下文节选自黎鳌写给盛志勇的一封信件。

 

老盛：

 

您好！

 

此次在京见到你，十分高兴。看来你身体还是好的，只是时间仓促，未及多谈。更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去看韵秀。

 

你最近身体如何？十分想念。还是要注意保重，毕竟我们都是老人了，不能那样拼命，适可而止。血压是否还是那样波动？北京那么多的血管专家、神经内科专家是不是多请一二次会诊。

 

你撰写的烧伤学第二十二章“烧伤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我已细细拜读。这是十分难写的一章，经你们这样整理阐述，可以说是上乘之作。我学习了不少。现有两个问题，与你商榷。

 

第一，本书内容都是有数十年临床和科研经验的烧伤专家撰写的。因此，采用了每章撰写人独立成章负责的方法。这是由于烧伤有许多问题，各家领域不同、理解不一，因此在内容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求统一。只是在某些常用的术语上和章节编排的格调上达到统一。你们这章，不是采用的章节分层次的格调，只有章没有节，按内容自叙。当然眉目也清楚，但与全书格调不一。因此，我在你们原有标题、分题之下，按节的方式列了一下目录，现附上，请你校正。如认可请寄回，或另有编排（按章节），请另纸写好寄我。

 

第二，文章的第一页第一段最后两行，有一句“在80年代初，我们注意到严重烧伤也能并发MSOF（多系统器官功能衰竭），并作了病例分析（《中华医学杂志》，1983年）”。此事应该说是1979年。因为我在1979年分析了一组烧伤病例的MOF（多脏器衰竭）发病率和病情分析，该文在1980年全军第八届烧伤整形会议上交流。刘世恒教授1983年分析的病例文章中，也引证了我的分析。俟后“烧伤治疗学”再版时，杨宗城也将其引入（见《烧伤治疗学》，第二版，1995年，P275），现复印寄上。我意不是争priority（编者注：优先权），只是想说明，我国早在1979年即发现烧伤并发MOF。请勿误会。是否这一句，改为“早在1979年，我国也注意到严重烧伤也并发MSOF，并作了病例分析”如何？请示知。

 

再次希望你保重身体。并向韵秀问好，也希望她多保重。

 

黎鳌1998.11.2

▲1951年1月25日，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大队在人民公园出发时的情景。图中手持相机者为盛志勇。

 

▲1971年盛志勇在山西大寨为“铁姑娘”郭凤莲的儿子看病 。

 

《中国科学报》 (2014-01-10 第6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