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演进 ——> 累积文化演进
摘自：Archaeology of Climate Change（Burke等，2025. Nature Communications 16, Number: 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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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
文化本身并不像通过观察和推理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天生能力那样，是依赖于遗传的。但是，观察和推理却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提供了第二种遗传系统。这种遗传系统有三种传播模式:“垂直向”(从父母到后代，反之亦然)、“倾斜向”(从非父母长辈)和“水平向”(从同伴)。这产生了新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仅是对以前的文化特征的增量进步，而且是通过网状过程导致了多种先前分离的“文化谱系”(即传统)的融合。文化变异的产生和随后的选择可以以类似于生物系统的方式出现。例如，文化变异被用来解释与适应性无关的“风格型”文化变化和小群体中文化变异的丧失。
然而，也存在一些差异:虽然遗传系统依赖于突变和重组等随机过程来产生可变性的，但文化变异是可以被“引导”的。此外，与自然选择不同，文化选择可以被有意地（即人为地）进行，而被选择进行复制的祖先不必是任何传统的达尔文意义上的“最适者”。例如，文化传播也可能受到社会学习策略的影响，如“回报偏见”和墨守成规的社会学习。回报偏差传递是唯一可以被认为是真正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习策略。尽管自然和文化选择的相互作用可以强化具有真正适应价值的规范，但文化规范的出现可能是任意的，无论适应潜力如何，“从众文化”都会导致创新的丧失。
虽然“从众偏见”的经验证据很弱，但“从众文化”是人类社会学习中的一种强大力量。由于从众偏见在代际和代内起作用，因此它算是文化选择在宏观进化和微观进化层面上起作用的一个例子。最后，相对于遗传传播，文化特征的传播速度很快，这使得古人类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同时还能保留“较慢”生活史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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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累积文化演进（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累积文化演进”是一个源自文化进化理论的概念(见上述)，其强调随时间变化的积累，通常用物质文化复杂性的增加来描述。例如，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对原始石块的剥劈，经过很多代人的积累变化，最终导致了结合多种材料的、生产序列冗长的复合抛射武器的发展。累积文化可以更广泛地解释为人口中文化特征的日益丰富，即更多类型的或/和更多的风格的工具。简而言之，累积文化演进等同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科学进步的比喻:何给定的科学家所取得的渐进式的进步，只有在前人积累的学术财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同样，只有当文化遗传的特征在传递给未来的用户之前经历了渐进式的改进，文化进化才会发生，而未来的用户自己才新。虽然累积文化不是人类独有的，但它是人类传承的关键适应过程。
涉及“累积文化演进”的文献非常广泛，但它们却忽略了反映人工制品形式或组合可变性的可操作措施。对我们的目的更有希望的是累积文化对人口密度、流动性和连通性的关注，因为这些空间变量可以直接受到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的人口基数会在单位时间内产生更多的创新(因为人均创新率被视为常数)。已有的模型模拟结果表明，更大的人口密度和更大的流动性会增加文化传播率，因为两者都会导致个体或群体之间更高的相遇率。连通性也调节文化进化的速度，因为大型“文化泛型”人口可能在单位时间内产生更多的变异。但是，大型“文化泛型”人口也可能抑制新的创新。
相比之下，结构化或“部分连接”的人口既保持了文化多样性，又保持了足够大的总人口，因而可以维持较高的创新率。由于气候和环境变化导致适宜栖息地区域破碎而部分隔离的亚种群的文化轨迹可能会出现分歧，它们之间的周期性接触促进了个体种群中出现的任何有益变异的传播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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