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我研一刚刚步入科技史领域，尚未入门之时，就已经听说了曾雄生老师（以下简称曾师）的大名，曾师是农史元老游修龄先生的传人，著作等身，是农史界为数不多的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高论并上过“百家讲坛”的先生，曾师在科技史圣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农史领域可谓独当一面。因此当时虽然素未谋面，却心向往之。

伴随崇拜的加深，开始阅读曾师各类专著、论文，在感叹先生构思之精妙、文献之扎实、见识之独特、实践之丰富的同时，自己也潜移默化的深受影响，所以我一直引先生为师，并不是空穴来风，尤其先生涉猎十分广泛，可以说，自己的农史基础、研究方法、文笔风格等都是先生在无形间帮我打下的基础。

第一次见到先生已是在2013年10月27日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郑州），当时我是博士二年级，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不多，虽然一眼就认出了曾师，却怯于攀谈，更多是由于自己学问浅薄，止步远观，痛失大好机会。仍然记得坐在曾师的后面，盯着曾师与同门郑云飞老师聊天，自己欲言又止的尴尬状貌。在会后考察的过程中，汽车中间休息，曾师却不见踪影，原来曾师在休息区看到附近有稻田，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前去考察，此事记忆犹新，对曾师无时无刻都在体悟学术、随时做好准备的状态实在是非常佩服。

2014年开春，我去北京出差，因得到导师王思明老师的许可可在北京多逗留两天，王老师建议我可去科学史所学习一下，终于壮着胆子第一次来到了科学史所。在曾师高足杜新豪博士的引领下，叩开了先生的大门。曾师仿佛看出了我比较尴尬，一直在引领话题，于是我也渐渐放松下来，壮者胆子就自己的学术盲区开始发问，曾师从毕业论文的选题谈到日常生活，如慈父般谆谆教诲，在学术关键问题毫不含糊的切中要害，使我茅塞顿开。不知不觉将近一个小时，我离开办公室时依然回味无穷。这次的会面，给予了我主动联系曾师的勇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自从迈开这一步，我频繁叨扰曾师，微博、微信、QQ、短信互动颇多，先生每次对我的教导都十分中肯，后面也多有机会与先生会面，每次与先生促膝长谈都有如沐春风之感。因此，我常对人说先生是我的第二导师，不管是无形还是有形的教导，都使我获益良多。学术之外，先生渊博的学识、淡泊的精神、乐观的态度、宽广的胸怀，是我一生学习的典范，先生是真正的达者、智者，我博士毕业之后，作为南京农业大学的代表参加2015年科学史所主办的夏季青年学者论坛，茶余饭后与先生聊天时，我问到先生最近的工作重心，先生认为最近课题结题用力颇多，学术长进不大，我听了之后心情复杂，且不说先生从没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完成课题本身也是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先生早已是学界大家，在史学界如雷贯耳，有着如此成就依然想着提高自己的水平。我们年轻人呢？现在有的研究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得过且过，以为自己毕业就万事大吉，还经常为查重这种小事紧张兮兮，真是可悲可叹。

曾师时常关心我的情况，除了直接联系之外，也通过杜新豪博士了解我的最新动态，通过杜博士的转述，我能够感到曾老师的爱护后辈之心。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南瓜史》（原名：《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将于2016年底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曾师欣然为我作序，字里行间透着先生的关切之情，序言中先生的大加褒扬，我实在受之有愧，但也我更有信心向更高的目标前进。藉于先生的原因，我与曾师门的诸位都成为至交，互相勉励学术。

本人不才，尚是农史新人，学术不精又不博通，刚刚入门，远未登堂入室，不要说曾师这样的学术大咖，就是青年才俊我也难以望其项背，但正是因为曾师这样导师的存在，我才能坚定决心，立志毕生治史，以曾师为榜样，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李昕升2016年6月1日于台湾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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