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紧，可再紧的日子，母亲总能从指缝间省出一点甜来。往往是某个寻常的傍晚，灶膛总会响起比平日更利落的切菜声，接着，油锅“刺啦”一响，一股混着葱香与肉香的、实实在在的丰腴气息，便像一只温暖的手，一把攫住了在院子里玩泥巴的我。

我的心立刻像只被惊起的雀儿，扑棱棱地飞了起来。那种快乐是顶纯粹的，从胃里升起，直冲到脑门，让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的，兴奋异常。我丢下手中的泥巴，蹭到厨房门边，看着母亲在昏黄灯光与蒸汽里忙碌的背影。炉火映着她的侧脸，额角有细细的汗。我想说点什么，做点什么，来表达心里那股饱胀的、快要溢出来的欢喜。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的世界就那么点大，口袋里能揣着的“宝贝”实在有限。

我掏啊掏，掏出来的，是几根粉笔头。短的、被手心焐得有些发潮的粉笔头，有白的，还有一小截仿佛染着晚霞的红的，这已是我能拿出的最重的东西了。我伸出沾着灰的小手，递到母亲眼前，声音因为郑重而有点发颤：“妈，给你。”

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转过身。她没有笑我，甚至连一丝觉得好玩的神情都没有。她只是很认真地看着我手里的东西，然后，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那一刻，我心里那块悬着的、名为“如何报答”的石头，咚地一声落了地，化开一片圆满的甜。

然而孩子的记性，是被狗撵着的。第二天上学，翻开破旧的书包，才猛然想起写字课要用粉笔。便蹭到母亲身旁，问：妈，我粉笔呢？她似乎早就料到，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灶台那个角落——那几根粉笔头，原样地躺在那里，我一把抓起来，攥在手心，飞奔跑开。

这样的戏码，后来还演过许多回。我好像总也学不乖，总在奉献与索回之间笨拙地打转。母亲呢，也好像总也不厌倦，每次都郑重地收下，又总让它们恰好在需要时，回到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她从不问我“怎么又要回去了”，我也从未想过，她为何从不真的将它们收走。

直到很多年过去，当我也开始被人馈赠，也开始学习如何妥帖地接受与拒绝时，那个黄昏灶台边的画面，才忽然清晰地浮现出它全部的意义。

原来，母亲当年接过去的，从来不是那几根灰扑扑的粉笔头。她接住的，是一个孩子在最贫瘠的岁月里，所能捧出的最富足的爱意——那爱意笨拙、赤诚，毫无用处，却重若千斤。而她每一次看似随意的“归还”，都是一次沉默的守护。她守护着那爱意的完整，不让它因现实的一点窘迫而蒙尘；她更守护着一个孩子最初学习“爱”时，那份珍贵而不必承担负担的自由。

母亲肯定早忘记了，即便我，也是十分钟才一瞬间忽然想起，很多值得留恋与回味的瞬间，是被不经意触碰勾起的回忆。

爱原来可以是这样一种圆融的循环。它不要求占有，不计算得失。它只是看见，然后包容；只是接纳，然后成全。那几根粉笔头，在母亲手里走了一个温柔的圆圈，从我的手心出发，又在她的手心过渡，最后安然地回到我的原点。但这个圆圈画下的，却是一个孩子最初关于“给予”与“被爱”的安全感。

如今，我早已能买得起整盒的粉笔、彩笔，买得起许多更像样的礼物。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再精致的礼物也无法替代的。就像那灶台上曾有过的一小片干燥的角落，它盛放过的，是我整个童年的回忆——美好，遥远，温情，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