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农作制度研发方法的认识，是一个由拒绝到接受、由片面到全面、由误解到入门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经历了十年的时间，但与农业科学家从困惑中逐步总结出这个方法所经历的时间和曲折相比，还算是顺利和短暂的。

 

1999年初秋，当时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该大学一位做农作制度工作的教授即将访问中国，问我是否有兴趣把他邀请到学校，我回信说非常愿意，于是那位同事把David Norman教授的Email地址和业务简历发给了我。我给Norman教授发了一个Email，告诉了他我的研究、教学领域和邀请他的愿望，老先生非常热情地回了一个Email，但因为时间安排非常紧张，不能来学校，建议设法在北京见面，并周到地进行了一些协调、做好了见面的相应安排。数周后，在北京友谊宾馆，我和教授进行了将近1个小时的谈话（原来说给我30分钟），知道这次他是来对大陆几个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进行评估的。谈话中老先生提到来年（2000年）将要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办第16届国际农作制度学术会议，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他可以推荐我获得资助，只要我写一篇文章即可。我当然求之不得。

 

经Norman教授推荐，由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国际合作中心全额资助（包括国际机票、当地交通、食宿、购买书籍、注册、参加田间考察等全部费用），2000年11月我参加了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16届国际农作制度协会 (IFSA)学术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Toward ‘harder’ farming system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我用这个题目的原因，一是以我的耕作学（国内把耕作制度翻译成faming systems）背景理解农作制度(faming systems)研究，二是把国内一些属于农作制度描述诊断阶段的工作误解为农作制度研发工作的全部，因此觉得农作制度研究方法太“软”，需要“硬”起来，于是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会议的组织者特意安排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后主持人祝贺、听众鼓掌，当时自我感觉很不错，但随着以后自己对农作制度方法了解的逐渐全面和深入，意识到此“农作制度”非彼农作制度，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会议期间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事后问Norman教授才知道那是ICR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oriented Research in Agriculture，国际发展导向农业研究中心）alumni（学友）座谈会。会上还认识了来自法国的Michel Fok博士，2003起开始了与他多年的合作，此是后话。从会议上带回来的半行李箱的书籍资料中，包括Norman教授、F.D.Worman、T.D. Siebert 和E.Modiakgotla编著的《The farming system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appropriate technology generation》等粮农组织农作制度丛书系列以及M. Collinson 主编的集农作制度方法发展之精要的《A history of farming systems research》。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翌年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农作制度”课程，教学相长，自己对农作制度方法的认识逐渐得到提高。

 

2002年1月14日至7月25日，再次经Norman教授推荐，由“德国国际发展合作基金”（DSE）全额资助，我到国际发展导向农业研究中心（ICRA，荷兰瓦赫宁根）进行了为期6个半月的学习研究，期间赴埃塞俄比亚进行3个月的食物保障(food security，亦译粮食安全)问题的调研。在ICRA期间，系统地学习了系统分析方法、参与式发展（开发）、团队工作、跨学科方法、问题与机遇分析、研发策略的筛选等，但并没有意识到ARD方法与FSD方法的关系/渊源，只是从Richard Hawkins 博士那里隐约了解到是几个从事农作制度工作的同行发起创立了ARD方法并设计了ICRA的学习内容。回国后，以ICRA的材料为基础，为研究生（主要针对博士生）开设了“农业研发原理与方法”课程。

 

2002年底，经当时在以色列农业部工作的Cohen先生（可能还有耶路撒冷大学教授Tsur博士）提名，由以色列外交部国际合作中心（CINADCO）全额资助，赴以色列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Agribusiness for rural and peri-urban development”培训班，并对以色列农业的各个产业链环节进行了典型考察，遍访以色列全境。这一学习考察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对系统方法、“软”-“硬”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克服思维定势、保持开放头脑的重要性。

 

中国耕作制度研究会邀请David Norman教授于2007年8月在呼和浩特举办了为期4天的农作制度方法培训和交流活动，我负责主要的联络、翻译工作。这次活动虽然因为时间很短，不可能使大家对农作制度方法有一个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但把基本内容介绍给了大家，起到了预期的介绍、推动作用。就我个人而言，除了通过完成具体的工作对这一方法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以外，还深切地体会到了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对这一方法的陌生和误解、为什么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实际应用存在巨大的差距。

 

以上经历加上自己教学、科研和接触生产实际过程中的思考，对于我逐步加深对农作制度研发方法的理解非常重要，比如，为什么要跨学科，为什么要参与。以后我会逐步介绍农作制度研发方法的具体内容，这里不再赘述，只想说明三点：第一，FSD方法不仅仅是扶贫的方法，虽然它可以通过研发适用的技术帮助农民战胜饥饿和摆脱贫困或者象有关部门提出政策性的建议。第二，FSD方法不仅是适用于非洲等特贫地区的方法，世界上很多地方、包括发达国家也在运用这一方法。第三，FSD方法在绝大部分意义上不是技术推广的方法，虽然它的工作成果要进行推广并且是是为了更好地推广适用技术。当然，这一方法还有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的余地，特备是在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必要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调整方面，需要做一些切实的工作。

 

籍此机会向Norman教授— 一个不计名利、为消除人类的饥饿和极端贫困现象辛劳了大半生的学者—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遥祝他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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