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看到两篇有关教育的博文，很受启发。我从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的工作就跟教育事业有关，虽然主要偏重于基础教育，也不是在教育第一线，但对于我国教育的现状、特别是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有些了解。正如武夷山老师所说：“说到教材，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有同感。虽然在科学网写过两篇相关的博客（《从医改看教育》、《教育堪忧乎？》），但若要深入探讨却有些畏惧，一是怕非狭义教育界的学者不感兴趣，二是怕说得太直白会引起误会。

 

也许，这样的畏惧完全没有必要。武夷山老师在博客中说：“美国无论大中小学的教科书都比中国的教科书编得强得多，这方面的差距也许比两国在科技发展方面的差距还要大，深刻影响着下一代的思维方式与学术素养。”孟津老师也在博客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小学、中学和高中的教育都受到高考这个阀门的控制……什么思想、方法、素质、责任…，都是次要的东西，因为它们和分数无关。”真是一针见血。顺着他们的话题，我想补充几点看法。

 

首先、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教育理念须达成共识。表面上看，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教育改革实践，谁都意识到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不在涉及教育理念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并身体力行，就很难有大的起色。素质教育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是由许多具体的思想、观点和措施组成，比如教育目标、教育本质、教育手段方法以及教材的编写配套等。就拿教育本质来说，涉及到人的发展与教育的功能，学和教的有效互动，教师的角色定位，知识、能力、情感的内在联系。在这些涉及教育理念的看法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不足为怪，关键是如何创造条件充分地讨论，求同存异，大体达成共识并采纳，包括借鉴国外的好经验，为我所用。中国的教育存在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熟视无睹、得过且过，教育发展的希望就较渺茫。

 

其次、推进教育改革需要把握一个度。现在大家都把教育上的问题归咎于“高考”，只要高考制度不改变，我们只能消极地等待，或者采取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态度。绝大多数的人对我们的下一代依然采取加码加压的老办法，目的就是要获得高分考入名牌大学，至于考入大学的那一刻他们是怎么想的，压根儿不去考虑。这是不对的。应该看到，近几年来各地高校招生改革实施的力度越来越大，这表明政府正在从落实“教育公平”逐渐向“教育科学”倾斜。有眼光的教师和家长，应当从中看到素质教育的脚步已经在悄悄地迈开，死盯着分数的陈旧教育方法，长远地讲，不仅害人也害己，是没有出路的。在这方面，我赞成社会上流行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一切有识之士都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为落实科学的教育理念贡献一份力量。

 

再次、高质量的教科书及其合理使用，是促进教育的可靠保障。特别是基础教育，有了一整套好的教材（包括与之匹配的教辅书和推荐好的课外读物），才能有效促使学生从小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学会独立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始终保持好奇心和浓厚的学习兴趣等。我国解放以来，教科书一起推行统编统销的政策，千人一面，理念陈旧，虽然近二轮教材编写做法上有点松动，但实践下来还有“新瓶装老酒”的味道，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究其症结，关键是没有真正地放开，大浪淘汰，通过竞争、试用和鉴别，让教材的实际使用者---校长和第一线老师有权决定使用哪套教材而不是由行政领导决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最佳配置。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教育当作一门科学、一项事业，就像其他行政部门一样，下决心从教材编写等技术性强、又涉及利益分配的领域彻底退出，做好该管理的事。只有这样，可以相信，我国一定有自己的好教材问世。

 

    第四、教育人才的培养。教育关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它涉及较为复杂的因素。因此从事培养人的工作、制定科学的教育体制以及编写好的教材，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如果说编写大学某个学科的教材，要有扎实的知识、文字功底，要了解本学科最新发展动态才能够胜任的话，那么编写基础性的教科书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它是在教育的起初阶段使用，牵涉的因素更多更明显，比如知识、能力、情感、审美、道德……还必须讲究教学法，循序渐进，以符合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所以国外编写教科书都由复合型的学者参加，或者组成集各路知识专长的教授参与。比较而言，我国这方面人才的培养相当薄弱，往往是要上项目了，再想到去找现成的人才，应急性地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显然，这与中国教育需要腾飞的大背景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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