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今天，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家父活着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次合作。那是2002初，我将弗洛里迪的“什么是信息哲学”翻译成中文时，专门和他讨论若干汉语的措辞。为了把那篇文章的译文表达更通顺，家父费了很大心血，一句一句地校对了那篇译文。现在看到那篇文章的第三稿时，又见到家父的修改手迹，难免让我回忆起我们的唯一一次在翻译上的合作。

那篇文章的专业性很强，家父虽然英文很好，但对哲学专业不如我熟悉。所以在我们一同修改那篇文章时，难免有些不同的见解。父子二人的合作很有意思。一般人都会想到严父的概念，可家父却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严父”。他对我的英文要求的确很严，可是对探讨学术问题上，却展示出他谦虚的态度，完全让我充分表达意见。那篇文章家父承认也不是那么懂，毕竟是个很新的学科。不过，我并不要求家父对专业上有什么帮助，关键就是在英语上把把关。家父也为他在英语上能帮上我一次而感到骄傲。

家父教导我，要博采众家之长，才能对一个知识点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又想到当年我在他手下学习英语的时候，有语法问题我也搞不懂，我便将不同版本的语法书的同一内容进行比较。看各家都是如何谈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个习惯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现在有了互联网，不懂的东西太多。有很多问题可以上网查。因此，每每到了我有不懂的地方，必要到网上查，而且不止查一个解释。这就是从小家父对我教导的结果。

无论如何，父亲不在了。我总会想，要是他还在，我能问他吗？他能给我什么样的回答呢？父亲如山，如今山“倒”了，我的靠山不在了，完全要靠自己。我也六十岁，早就自立了。可是老是想问父亲，还是有点儿改不过来，那是孩提时的习惯。家父与我共同生活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长，但正是他为我在学习上打下了基础，让我能在离开他的日子里独挡一面。

我与父亲合作虽然只有这么一次。可就是这次合作，为我国的信息哲学的研究引入一个新的范式。因此，信息哲学被引入中国，也有家父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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