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Information探究在西方的历程

 对于中国而言information毕竟属于舶来品，现在我们理解的information基本都是根据香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演变而来。其实，在这之前，也有西方学者对information做了探讨。

 2.1 Information的探究在西方的历程

德国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家卡普罗（Rafael Capuro）曾对Information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并且出版过专著，《“信息”概念的词源学和思想史基础》【Rafael Capuro (1978) Information. Ein Beitrag zur etymologischen und ideengeschichlichen Begrundung des informationgsbegegriffs, Saur Verlag，Munchen】。然而，卡普罗是当年是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但在1978年“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仅仅问世才30年，完全是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其原理还没搞清楚呢。所以卡普罗的这部书未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到了21世纪，他才发现自己的研究太超过前，但并非没有价值，毕竟他对information的词源探索做出过相当深刻的发掘。因此，信息概念的词源及思想史探究非他莫属。

根据卡普罗的词源学的考据，information一词转写为拉丁语为informatio，但该词的词干form却起源于希腊语的的τύπος（tupos），英语称typos（复数）。意为“印记”或“模型”。在现代英语中，它被用来指代文本中的拼写错误或打字错误。ἰδέα（idéa），柏拉图的“理念”用的就是ἰδέα。在哲学上，该词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若是没有理念，整个西方哲学家为柏拉图做注脚的资格都没有了。以及μορφή，意为形态、外形、形状。把希腊语的morphē 反过来写，就成为拉丁语系的forma了，这似乎是讲法语的人干的，因为法语是典型的拉丁语系的语言。forma的意思与希腊语morphē一样，也是形态、外形、形状。至此终于见到Information的词干form了，此概念的认识一直贯了穿整个到中世纪。

《信息哲学手册》在讨论“信息简史”曾有言，“信息”一词源自拉丁语、西塞罗(Cicero)以及奥古斯丁(Augustine)等人在著作中均曾使用过该词，用来表述柏拉图(Plato)及其后继者关于理念（idea）成型相(forms)的理论。特别是西塞罗，他使用了“in-formare”来翻译伊壁鸠说中的“预见(prolepsis)”概念，即心中已有的表征【Capurro and Hjorland(卡普罗和约兰德)，2003】。到了中世纪，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15世纪时，“information”一词出现在法语俗语中，其词义众多，包括：“调查”“教育”“提供或传递知识的行为”以及“情报”等。“information”这一专业术语则由此从哲学语篇中消失，似乎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完全成为一个过于通俗的语词了。反而，当英国经验主义者们又回到最初的柏拉图灵感论时，他们创造了“idea”一词(来自柏拉图的“理念eidos”).意为：“思考时的一切皆为理解之对象……一切意为幻想、概念、种属(species).或思考时心中所想之物”【Locke(洛克),1961,Essay I,i,8】。在哲学界中，从休谟(Hume)、康德(Kant)以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到胡塞尔(Husserl)及其后的哲学家，人们开始大胆使用“理念(idea)”一词。

香农和韦弗于1949年联名出版的《通信的数学理论》的基础是认识论，他们明确地忽略了语义和语用的内涵。信息似乎失去了与人类世界的联系，或多或少得作为隐喻，适用于使某物存在（with something being）或被赋予形式（in-formed）的过程。通过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的中介作用，这一术语迅速渗透到许多科学领域中，如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结果就是在拟人化和还原论之间引发进一步的混乱。在柏拉图哲学中，认识论属于“分有”（μεθέξις，methexis），即现实事物通过参与或分有某种形式或理念而获得其属性。但是作为认识论的“信息论”却失去“理念”的地位而进人“分有”的范畴。人的认识，千奇百怪，所以出现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2.2 Information导致的混乱

信息科学兴起了，这导致了爆炸般的混乱。施拉德(A. M. Schrader)【A. M. Schrader (1986) The domai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problems in conceptualization and in consensus-build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Use , 6(5-6), 169-205.】统计出134种有关信息的观念。在这种混乱的当口，所谓“信息经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托夫勒将其称为“信息炼金术”。

尤其是80年代以来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二本颇有影响的书问世以来，信息的作用被抬高到了很高的地位。美国学者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其《信息崇拜》（The Cult of Information）一书中，对于这种夸大信息作用观点提出过比较严厉的批评，我们这里引用他的一段话：

奈斯比特在描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时，描述了新的经济秩序，在那里，‘我们不久就会以大量生产汽车的方式大量生产信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将知识生产系统化，并扩大了我们的脑力。借用一个工业上的比喻，我们不久就会大量生产知识，并且这些知识是我们经济的驱动力。’在三个句子的段落中，我们注意到‘信息’已成为‘知识’的同义词，似乎二者之间不存在重要的区别；而且我们最终得到‘知识’正在被‘大量生产’的印象。但是，因为知识是个人意识的创造并与思维的质量密切相关，它与在装配线上用标准件装配汽车有什么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是比喻性的。深度、创见、卓越，这些一直作为评价知识的标准已经不知不觉地消失在眼花缭乱的未来学的把戏中。因为我们会看到，竭尽全力抬高信息文化价值成为一种倾向。【罗斯扎克，苗华健，陈体仁译：《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第18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

罗氏的书的英文本是80年代中期出版的，也正是针对未来学的这两本著作提出的批评。这是我国少有的一部不是从“后现代”角度对未来学的技术观提出批评的一部著作。但中译本却是90年代出版的。不管其观点如何，在一派欢呼声中能听到另外的声音，尽管不大，也算是一种情调。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力量的转移》一书中，对知识与信息的关系也有所论述，他认为：“知识是被进一步加工成更带概括性的表述的信息。”【托夫勒夫妇著，陈峰译：《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第2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

不难看出，这里边涉及几方面的问题。首先，知识是被加工的材料，是社会财富的原材料，也就是说知识成了资源。其次，要想获得这种资源，就要付出成本，成本的付出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know what的成本，易言之，上学受教育、接受培训或学习其他技能等，另一方面是know where, know how, know who及know which的成本。光有这两项还不够，还要把“知识”做进一步加工，使其成为“信息”，这就不仅仅是“知道”的问题了。在他看来“信息”是“做”出来的，即经过加工的。这样的信息还要“更带有概括性的表述”，简单地说，就是“去粗取精”，然后才能向外“出售”。“信息”经过加工成为“产品”。“信息”只有成为“产品”才具有价值，根据这个道理，“知识的价值”体现在“信息”上，也就是说，“信息”变成了“知识”的价值载体。这大概就是他所谓的“信息炼金术”（information alchemy）。

托夫勒把这种变换称之为“信息炼金术”关于这种“知识”，他说的很明白：

如果没有语言、文化、数据、信息和知识，没有一桩生意可以开始。但除了这个事实外，更深层的事实是，在所有创造财富所必须的资源中，没有一样比知识更加用途广泛。【托夫勒：《力量的转移》中译本，第20页。 】

托夫勒所谓的“信息炼金术”就是把“隐含的知识”变成“显明的知识”的知识。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aurifiction到aurifaction的转换。而“信息”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只是一种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说在信息上的投入是必要条件，也就意味着信息永远是不完备的或不对称的。因而，不确定性永远存在。转换成功就是满足了充分必要条件，然而，这是从已经成功了的结果上说的，绝对不是从过程方面来理解。这是事后诸葛亮，总结经验时的概括。因此，在必要条件上的投入永远有可能是泥牛入海。那么，从结果上看的这个充分条件是什么呢？是直觉（intuition），这种直觉的判断有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依靠直觉风险更大。

在康德那里，这种直觉被认为是人所没有的，只有神那里才有，属于noumena而不是phenomena，康德的观点很明确，前者是不可知的（agnostic），他认为西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只能把握现象，但他们的理性认识的辩证本性总想超越自己认识的经验世界去把握“自在之物”（Das Ding an sich）。他的哲学就是要确立“理性”的“合法权利”，或者说，确定“理性”的“范围和界限”。哲学史上把康德称为二元论者，实际上要从划界的角度来看，他也只是在noumena和phenomena之间划了一条界线，这种界线是一种任意的规定性。大科学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对这个一点大概也有深刻领悟，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的永恒之谜便是其不可言说性。【爱因斯坦：“物理学和实在”，载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7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承认世界的神秘性，也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道可道，非常道。”不就是这种神秘性吗？

不可言说，但可意会，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去“悟”。所以研究“悟”的知识也就成为大课题。中国人在这方面据说是非常有本事的，西方人不行，所以中西方哲学的交汇是可能的，即我们学习西方人那种概念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则应学习中国人这种“悟”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牟宗三的哲学更是这样认为。【牟宗三著：《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第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可问题是，西方人如果不想成圣成佛，而是想成为合理的人，中国的哲学又该去与谁“会通”呢？

科学哲学界最早有系统研究意会知识的是当代著名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5），他因创立“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理论而享誉国际学术界。波兰尼以研究科学直觉为先导，逐步形成了对知识生成和传播中那种不可言传明示的隐性缄默整合功能的系统看法，最终创立了意会认知论。波兰尼于195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个人知识》，书中阐述了他的意会认知论。波兰尼认为，相对于传统认识论所依托的显性的可明确表达的逻辑理性，人的认知运转中还活跃着另一种与认知个体活动无法分离、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隐性认知功能，而这种意会认识却正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波兰尼宣称，意会认知论的提出将导致全部传统认识论的重大格式塔转换，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构架。【张一兵：《波兰尼与他的〈个人知识〉》，《哲学动态》，1990年第4期。】

这种意会的知识的开发在如果成功，会在许多领域内取得重大的突破，自90年代以来率领“量子基金”在金融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索罗斯（George Soros）不就被认为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和认识感悟吗？可是他的这种直觉并不是一个清楚的头脑所有的，人们认为索罗斯是一个变化无常，思维跳跃性很强的人。而他自己则总是想拯救世界，有时把自己视为神。【李罗力主编：《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第238—239页。】他的《金融炼金术》比托夫勒的“信息炼金术”要“可怕”多了。从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到1998年5月的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政治动荡，就是他“炼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