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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是中国科技界改革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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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界的种种怪象尽管频遭诟病，却也岿然不动。官本位根深蒂固、多数人习以为常、甚至有抗打击耐受力的归国者知情而同流等等致使维持现状的力量无比强大。历历在目的现实考验着（没有钦字号资源的）人们的判断、选择和个人行为设计：对于中国科技界，该投入还是逃离？该坚持还是合污？该如何自救以及何处得到他救？或者根本地说中国科技界的环境工程还有指望吗？
（一）中国科技环境的改善需要有效的动力来源
人们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因素：改革现状的动力来源来自何方？用更通俗的话表达就是：批评来自于科技界的部分民意,而各级行政资源的把握却不受民意影响.如此情况下，握有行政资源的人们凭什么要改革？
对于中国科技环境的改善，我一度也曾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学者回国服务，情况会得到明显的改观，但很快意识到现实远没有那么乐观。现行的人才政策下，海归学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对不合理的乱象坚持批评的立场，与国内学者中的改革派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舆论的是非。另有少数海归学者的少数建议得到了上钦有保留的采纳。这些有限的影响远远构不成能够推动改革的动力。中国科技界乃至全民族文化的提升指望不了这些人才计划。
（二）技术经济是中国科技界文化提升的动力来源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就会发现与亿万人们相关的经济活动中才拥有推动社会改革的澎湃动力：我几次三番提到的1940年代后期，农民们能够得到土地翻身作主的希望（且不论以后的变化）酝酿出比飞机大炮强大百倍的战争实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几十年没能激发出来的生产力（以至脚踏车都是一个家庭的“三大件”）被小岗村几个沾血的指印一触即发；30年前中美之间劳动力资源过剩和劳动力资源不足的经济互补一举突破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壁垒和国际政治对立，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科技领域能够冲破中国盘根错节的官本位桎梏的动力源泉仍然非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莫属。
也许（其实已经）有人认为：你说的都是物质生产和物质分配领域的事情，科学不是这个玩法，基础研究历来是少数人的游戏。事实上，虽然纯基础研究与在科技活动中占有更大权重的技术科学（Engineering Science）有所不同，在政府财政资助、成果与人才评价、从事者的职业化程度、对业界文化的影响和被影响等等社会性因素上是完全一体化的。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任何特异性可言。所不同的是，技术科学有更加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动员社会的关注。技术经济将同时为纯科研环境的改善背书。那么，世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经济变迁呢？
（三）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与低下的创新力是今天中国的基本矛盾之一
此次哥本哈根会议巨大的舆论成果是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再也不能靠无节制的物质产品大生产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了。在人类追求幸福（或曰享受）的过程中，技术的生产将在相当程度上取代物质的生产。这一全球化变迁中，中国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又一次大好机遇。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如果还算成功的话则离不开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一次巨大的经济互惠。当时的中国经济面对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下的生产力这样一对基本矛盾，而发达国家经济正苦于劳动力成本剧增的历史性难题。双方在经济上如此巨大的依赖迅速冲垮了几十年形成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壁垒。今天，极为相似的经济现象正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展开。
今日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和低下的创新能力已成为一对新的经济基本矛盾。历史的巧合在于工业发达国家又一次面临着非靠中国（也许部分地靠印度）而不能缓解其高昂的研发人员劳力成本与技术经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困境。二十多年前，信息产业异军突起，缓解了上一个经济博弈回合中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性价比过低的困难。但是信息产业是一个靠少数领袖人物突破后迅速形成全面垄断的行业。当信息产业降温，而技术经济中需要大量实验人员进行多年实验的生物医药的比重大幅增加时，研发人员性价比过低立即成为严峻的现实。这就是近年来常见的跨国企业频繁来中国寻找技术合作的原因。
（四）世界需要高性价比的中国技术研发人力资源
其实，发达国家技术经济中尚未被多数中国学者见到的那部分形势更加严峻。发达国家技术经济中最活跃的阶层既不是跨国企业，也不是研究型大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小型技术研发企业。决策灵活、与研究型大学接触密切的特质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发现有潜力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迅速孵化到能够产业化的程度，进而高价转让给大型企业。然而，这一阶层正在遭受着万劫不复的双重打击。首先，他们赖以启动的风险基金行业变得大为保守了。支撑前些年风险基金的冒险勇气的两根支柱，信息产业的一鸣冲天（如“美国在线”几个臭小子轻易买下了拥有CNN和TIME杂志的老牌媒体集团）和投资银行的画饼充饥，已经不复存在。融资变得艰难了。另一方面，作为其衣食父母大型企业已经买不起他们的价额高昂的半成品技术了。人类需要技术经济来缓解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技术经济需要中小技术研发企业这个阶层的贡献；而今天，这一阶层要活命却只有靠中国的高性价比技术研发人力资源了。世界经济呼唤中国由加工生产物质产品的“世界工厂”进一步变为加工生产技术的“世界实验室”几乎已无悬念。唯一的变量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对包括技术经济在内的其他行业的超级掠夺，而这一掠夺是在管理层坚拒物业税的保护下得以实现的。
（五）资源、能源、环境限制了中国制造加工业的发展
中国成为世界实验室还有着巨大的国内需求。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人均资源和人均能源贫乏、自然环境恶劣的超大国。在此基础上。二十多年世界工厂的实践在西方国家泡沫消费的过渡需求刺激下，中国的加工制造能力已经达到过饱和状态。另外，加工制造能力过饱和的国内驱动力是我国劳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力超高性价比，而这一性价比的形成是建立在血汗式劳动条件对工人的压迫以及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之上的。（房地产对各行各业的强势挤压是通过政府迟迟不征收物业税实现的）。今天，严峻的自然形势和经济形势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世界工厂式的加工制造业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据上海第一财经的调查，目前中国工人（尽管依然是社会弱势）的劳动力成本是印度的三倍，而生产效率是印度的五倍。工人弱势地位的任何改变、房价的进一步飙升、以及环境保护政策执行力度的任何提高，都会使中国劳动力性价比优势荡然无存。改变这一趋势的唯一可能就是技术加工业（不是已在国内流行的CRO行业）。中国每年大量的大学本科和研究员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一线实验人员。当然，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改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即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模式。
（六）现行法规和管理完全背离“创新型国家”的国策
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科技界人文现状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首先，中国的许多现行法规和政策对技术研发极不友好，基本上完全压制了发达国家中那类作为技术主力军的中小技术研发企业的生长空间。我们随手可以举出几个例子。1）中国专利法规定专利侵权赔偿额的上限是100万人民币（还是今年十月一日刚从50万增加上来的），而且没有故意侵权和无意侵权的区别。这几乎是一个鼓励技术侵权的法律（有人争辩：除了罚款外，法律禁止继续侵权啊。但是，禁止须以惩罚作后盾，没有惩罚，侵权者可以再注册一个企业侵权生产）。2）中国企业法规定合资企业中技术股权的比例不得超过70％，而各大医药企业的无型资产比例均超过90％甚至95％，上面提到的技术研发企业更高。技术不值钱使得我国的民营“科技研发企业”成为打着科技旗号圈地的变相房地产企业。3）中国药监局只将新药的执照授予生产厂家，新药研发单位不可能通过发达国家惯用的委托加工而拥有自己开发的新药。4）原创性新药的定价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全然不计新药的研发成本远远大于生产成本的事实，更不考虑新药研发中的发明价值和承担风险的价值。5）虽然存在着国家财政资助中小科技企业的基金项目，这一项目事实上只针对有足够固定资产的企业，资金更多的国家重大项目均向大企业倾斜。我们从制度、法规和政策层面扼杀了本来能够提供大量的科技职位、能够提升城市就业人员成分的整个一个产业。“创新型国家”这一口号的提出将近五个年头了，我们在相关法规的建设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七）中国科技投入：基础研究头大，技术研究腿短
技术经济的另一桎梏是我国科技人员和科技资源分布的不合理，基础研究（包括水平虽然不济但仍在基础领域的研究）头大，技术研究腿短。1950年代初，中国的自然科学人才极度短缺（当时找到的人才大都是吟诗做画的），而苏联的科学院体制近在眼前。中国仿苏成立了占有全国主要研究资源的科学院，以基础研究作为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使人们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基础研究放在大学的做法，得到启发。美国模式中，基础研究从业人员的基本工资来自教学，科研活动在经济形式上成了副业，成了国家出点小钱而白捡的便宜。科学院担纲基础研究的模式（虽然在中国科学史上功绩卓著）在经济上很不划算的道理为人们认知。于是研究型大学的运动如火如荼起来，进一步而且大幅度地增加了基础研究的人员和资金投入。随着技术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的科技需求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大幅下降，基础研究领域人多车稠的现状愈加严重，科学院的地位也变得尴尬起来。尽管科学院引入教学功能，其培养的研究生仍然以基础研究为主要职业生涯。
除了物质资源的分布外，文化资源的分布向基础研究的倾斜也不容小视。中国各级庞大的行政系统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管人，于是各类人员评价程序铺天盖地。对于不懂科技但会数数的行政系统，最方便的管理办法就是制表统计，而在涉及到技术的领域最方便的统计就是数论文。各个技术领域的人们涌向论文制造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涉及具体技术、水平也有限的基础研究），大大增加了对于基础研究的动态投入。我们脚下的这条船更加倾斜了。
结束语
技术经济春雷滚滚，山雨欲来。中国面临着三个选择：1）改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进入良性循环；2）尽量在不合理的现状中维持最低限度的平衡，靠技术研发人员的人数和超级耐受性匍匐向前；3）允许不合理、不合适政策法规和管理模式继续当道，经济形势、自然环境、人文状况进一步恶化。何去何从，端赖国家管理层在各种压力面前的判断和抉择，也有赖于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社会共生的理解和明智。而在管理层和利益集团的判断中，社会（或相关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各层厉害关系明白到什么程度以及决策者们在多大程度上知道绝大多数人明白到什么程度至关重要。让绝大多数人明白和让他们继续不明白已成为这场博弈中的关键。本文的目标亦然。
本文的额外前提
本文写好后，仔细思量了一遍，感到文中的观点很有可能被已经疯狂的房地产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管理层的立场颠覆。直到2010年3月的“两会”，管理层重墨讨论房地产时，还不敢哪怕是言及物业税这个一招风云变色，技术经济如沐甘露的举措。本文的观点只有在中国经济不被房地产摧毁的前提下有效。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70942-282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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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因素：改革现状的动力来源来自何方？用更通俗的话表达就是：批评来自于科技界的部分民意,而各级行政资源的把握却不受民意影响.如此情况下，握有行政资源的人们凭什么要改革？
对于中国科技环境的改善，我一度也曾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学者回国服务，情况会得到明显的改观，但很快意识到现实远没有那么乐观。现行的人才政策下，海归学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对不合理的乱象坚持批评的立场，与国内学者中的改革派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舆论的是非。另有少数海归学者的少数建议得到了上钦有保留的采纳。这些有限的影响远远构不成能够推动改革的动力。中国科技界乃至全民族文化的提升指望不了这些人才计划。
（二）技术经济是中国科技界文化提升的动力来源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就会发现与亿万人们相关的经济活动中才拥有推动社会改革的澎湃动力：我几次三番提到的1940年代后期，农民们能够得到土地翻身作主的希望（且不论以后的变化）酝酿出比飞机大炮强大百倍的战争实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几十年没能激发出来的生产力（以至脚踏车都是一个家庭的“三大件”）被小岗村几个沾血的指印一触即发；30年前中美之间劳动力资源过剩和劳动力资源不足的经济互补一举突破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壁垒和国际政治对立，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科技领域能够冲破中国盘根错节的官本位桎梏的动力源泉仍然非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莫属。
也许（其实已经）有人认为：你说的都是物质生产和物质分配领域的事情，科学不是这个玩法，基础研究历来是少数人的游戏。事实上，虽然纯基础研究与在科技活动中占有更大权重的技术科学（Engineering Science）有所不同，在政府财政资助、成果与人才评价、从事者的职业化程度、对业界文化的影响和被影响等等社会性因素上是完全一体化的。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任何特异性可言。所不同的是，技术科学有更加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动员社会的关注。技术经济将同时为纯科研环境的改善背书。那么，世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经济变迁呢？
（三）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与低下的创新力是今天中国的基本矛盾之一
此次哥本哈根会议巨大的舆论成果是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再也不能靠无节制的物质产品大生产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了。在人类追求幸福（或曰享受）的过程中，技术的生产将在相当程度上取代物质的生产。这一全球化变迁中，中国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又一次大好机遇。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如果还算成功的话则离不开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一次巨大的经济互惠。当时的中国经济面对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下的生产力这样一对基本矛盾，而发达国家经济正苦于劳动力成本剧增的历史性难题。双方在经济上如此巨大的依赖迅速冲垮了几十年形成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壁垒。今天，极为相似的经济现象正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展开。
今日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和低下的创新能力已成为一对新的经济基本矛盾。历史的巧合在于工业发达国家又一次面临着非靠中国（也许部分地靠印度）而不能缓解其高昂的研发人员劳力成本与技术经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困境。二十多年前，信息产业异军突起，缓解了上一个经济博弈回合中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性价比过低的困难。但是信息产业是一个靠少数领袖人物突破后迅速形成全面垄断的行业。当信息产业降温，而技术经济中需要大量实验人员进行多年实验的生物医药的比重大幅增加时，研发人员性价比过低立即成为严峻的现实。这就是近年来常见的跨国企业频繁来中国寻找技术合作的原因。
（四）世界需要高性价比的中国技术研发人力资源
其实，发达国家技术经济中尚未被多数中国学者见到的那部分形势更加严峻。发达国家技术经济中最活跃的阶层既不是跨国企业，也不是研究型大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小型技术研发企业。决策灵活、与研究型大学接触密切的特质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发现有潜力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迅速孵化到能够产业化的程度，进而高价转让给大型企业。然而，这一阶层正在遭受着万劫不复的双重打击。首先，他们赖以启动的风险基金行业变得大为保守了。支撑前些年风险基金的冒险勇气的两根支柱，信息产业的一鸣冲天（如“美国在线”几个臭小子轻易买下了拥有CNN和TIME杂志的老牌媒体集团）和投资银行的画饼充饥，已经不复存在。融资变得艰难了。另一方面，作为其衣食父母大型企业已经买不起他们的价额高昂的半成品技术了。人类需要技术经济来缓解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技术经济需要中小技术研发企业这个阶层的贡献；而今天，这一阶层要活命却只有靠中国的高性价比技术研发人力资源了。世界经济呼唤中国由加工生产物质产品的“世界工厂”进一步变为加工生产技术的“世界实验室”几乎已无悬念。唯一的变量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对包括技术经济在内的其他行业的超级掠夺，而这一掠夺是在管理层坚拒物业税的保护下得以实现的。
（五）资源、能源、环境限制了中国制造加工业的发展
中国成为世界实验室还有着巨大的国内需求。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人均资源和人均能源贫乏、自然环境恶劣的超大国。在此基础上。二十多年世界工厂的实践在西方国家泡沫消费的过渡需求刺激下，中国的加工制造能力已经达到过饱和状态。另外，加工制造能力过饱和的国内驱动力是我国劳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力超高性价比，而这一性价比的形成是建立在血汗式劳动条件对工人的压迫以及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之上的。（房地产对各行各业的强势挤压是通过政府迟迟不征收物业税实现的）。今天，严峻的自然形势和经济形势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世界工厂式的加工制造业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据上海第一财经的调查，目前中国工人（尽管依然是社会弱势）的劳动力成本是印度的三倍，而生产效率是印度的五倍。工人弱势地位的任何改变、房价的进一步飙升、以及环境保护政策执行力度的任何提高，都会使中国劳动力性价比优势荡然无存。改变这一趋势的唯一可能就是技术加工业（不是已在国内流行的CRO行业）。中国每年大量的大学本科和研究员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一线实验人员。当然，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改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即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模式。
（六）现行法规和管理完全背离“创新型国家”的国策
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科技界人文现状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首先，中国的许多现行法规和政策对技术研发极不友好，基本上完全压制了发达国家中那类作为技术主力军的中小技术研发企业的生长空间。我们随手可以举出几个例子。1）中国专利法规定专利侵权赔偿额的上限是100万人民币（还是今年十月一日刚从50万增加上来的），而且没有故意侵权和无意侵权的区别。这几乎是一个鼓励技术侵权的法律（有人争辩：除了罚款外，法律禁止继续侵权啊。但是，禁止须以惩罚作后盾，没有惩罚，侵权者可以再注册一个企业侵权生产）。2）中国企业法规定合资企业中技术股权的比例不得超过70％，而各大医药企业的无型资产比例均超过90％甚至95％，上面提到的技术研发企业更高。技术不值钱使得我国的民营“科技研发企业”成为打着科技旗号圈地的变相房地产企业。3）中国药监局只将新药的执照授予生产厂家，新药研发单位不可能通过发达国家惯用的委托加工而拥有自己开发的新药。4）原创性新药的定价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全然不计新药的研发成本远远大于生产成本的事实，更不考虑新药研发中的发明价值和承担风险的价值。5）虽然存在着国家财政资助中小科技企业的基金项目，这一项目事实上只针对有足够固定资产的企业，资金更多的国家重大项目均向大企业倾斜。我们从制度、法规和政策层面扼杀了本来能够提供大量的科技职位、能够提升城市就业人员成分的整个一个产业。“创新型国家”这一口号的提出将近五个年头了，我们在相关法规的建设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七）中国科技投入：基础研究头大，技术研究腿短
技术经济的另一桎梏是我国科技人员和科技资源分布的不合理，基础研究（包括水平虽然不济但仍在基础领域的研究）头大，技术研究腿短。1950年代初，中国的自然科学人才极度短缺（当时找到的人才大都是吟诗做画的），而苏联的科学院体制近在眼前。中国仿苏成立了占有全国主要研究资源的科学院，以基础研究作为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使人们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基础研究放在大学的做法，得到启发。美国模式中，基础研究从业人员的基本工资来自教学，科研活动在经济形式上成了副业，成了国家出点小钱而白捡的便宜。科学院担纲基础研究的模式（虽然在中国科学史上功绩卓著）在经济上很不划算的道理为人们认知。于是研究型大学的运动如火如荼起来，进一步而且大幅度地增加了基础研究的人员和资金投入。随着技术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的科技需求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大幅下降，基础研究领域人多车稠的现状愈加严重，科学院的地位也变得尴尬起来。尽管科学院引入教学功能，其培养的研究生仍然以基础研究为主要职业生涯。
除了物质资源的分布外，文化资源的分布向基础研究的倾斜也不容小视。中国各级庞大的行政系统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管人，于是各类人员评价程序铺天盖地。对于不懂科技但会数数的行政系统，最方便的管理办法就是制表统计，而在涉及到技术的领域最方便的统计就是数论文。各个技术领域的人们涌向论文制造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涉及具体技术、水平也有限的基础研究），大大增加了对于基础研究的动态投入。我们脚下的这条船更加倾斜了。
结束语
技术经济春雷滚滚，山雨欲来。中国面临着三个选择：1）改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进入良性循环；2）尽量在不合理的现状中维持最低限度的平衡，靠技术研发人员的人数和超级耐受性匍匐向前；3）允许不合理、不合适政策法规和管理模式继续当道，经济形势、自然环境、人文状况进一步恶化。何去何从，端赖国家管理层在各种压力面前的判断和抉择，也有赖于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社会共生的理解和明智。而在管理层和利益集团的判断中，社会（或相关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各层厉害关系明白到什么程度以及决策者们在多大程度上知道绝大多数人明白到什么程度至关重要。让绝大多数人明白和让他们继续不明白已成为这场博弈中的关键。本文的目标亦然。
本文的额外前提
本文写好后，仔细思量了一遍，感到文中的观点很有可能被已经疯狂的房地产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管理层的立场颠覆。直到2010年3月的“两会”，管理层重墨讨论房地产时，还不敢哪怕是言及物业税这个一招风云变色，技术经济如沐甘露的举措。本文的观点只有在中国经济不被房地产摧毁的前提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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