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虽然清华大学声称所有的副教授以上都可以直接带博士，但是实施起来却并不理想，或者操作性居然是几乎没有的，我不知道清华大学设计这套机制的人究竟怎样的脑子。如果不懂管理机制设计，可以来问我，我免费回答问题并帮忙提出更具操作性的机制。

　　饶毅院长这个人我并不喜欢，所以不喜欢是因为他说的和做的完全不是一码事。这个已经论述过多遍，都烦了，就不再说了。

　　尽管饶毅院长已经成为中国科学界的笑谈，这里还是需要夸奖一句饶毅院长的，那就是他把美国大学中的常识引进到了北大的生命科学学院，而中国的大学，最缺的其实是常识，尽管我们的校长院长都知道常识是什么，但是都不会去沿着常识做。而饶毅居然做了一个常识要求做的事情，尽管他个人的其他作为依然和他所推崇的常识所违背。

　　简单而言，饶毅院长回国后所做的几乎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推动生命科学学院做事资格和任职职称之间的彻底脱钩。换句话说：也是副教授可以带博士生做科研，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具体的细节还有，我也不去一一列举。反正都是他自己在美国身边就是的常识性做法，无非北大的生命科学学院照着做了就是。

　　尽管是复制常识，但是做到这个并不容易！清华也说要复制常识，还是在教育部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而最后的实践不是一塌糊涂、基本与初衷背离嘛？！

　　一个年轻学者博士毕业或者博士后出站，给一个讲师或者副教授的职称，不是只为了对以往工作做一个评定，更应该是鼓励他继续做更大事业的一个新平台，但是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大学把带博士生这类做事的基本功能当成一种恩赐的资格，可谓荒谬绝伦，荒唐透顶，慌里慌张，慌不择路。

　　尽管在很多报章和讲演中看到中国的各类自称教育家的人说着鼓励做事，但是实际过程中却是持着限制做事的行为，让人徒生无奈，徒唤奈何。

　　而饶毅院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居然敢于把常识引进北大，依然是不容易的！

　　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会退去，真正符合国际规范的做法会大行其道，但是，时间可能是100年以后，也许乐观点，50年以后，那个时候，接近3代科学家的青春和创造力基本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