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先生已逝，但其学术贡献永镌史册。本文介绍张忠培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以此缅怀张忠培先生。

张忠培(1934~2017)，湖南长沙人。考古学家。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1年初副博士毕业，赴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从讲师至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年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后组建考古学系。1987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2008年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自1958年起，主持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表论著200多篇(部)。他通过发展和创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进中国考古学科学化进程，作育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结构与形态变迁，探寻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及其走向秦汉帝国的道路；通过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时空框架，从文化谱系视角揭示中国多元一体和一统多元的基本国情；通过参与文物保护，弘扬传承祖国历史文化；通过创办考古高等教育，培养行业栋梁之才。他践行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的理念，参与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几代学者撰修国史的夙愿；他提出的国家论、文化论等学说，阐释与表述了中国演进自在的历史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他指出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演进的规律。他的学术思想承前启后，见微知著，自成体系，汇为主流，基于考古学又超乎考古学，引领了中国考古学新时代，扩大了考古学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的影响力。

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张忠培学习考古肇始于北京，学术发轫于黄河中游实践，学成毕业又到东北工作。这使他既要关注区域课题，又要以整个中国做教学科研的谋篇布局。由此，他的学术领域便有了一个主线和一个主旨。他通过挖遗存、建框架、解文化、续谱系、求真理、寻规律、修国史、创学说等发现创新与研究创新的过程，对中国古今之变做了集大成研究，得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和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结论。其中，尤以“三论”至为精要:“谱系论”发展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论”，已成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国家论”丰富了苏秉琦的“文明论”，形成了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新学说；“文化论”总结了中国文化从多元一体到一统多元的关系，提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古今文化演进规律的新观点。三者相互联系，论以载道，出于考古学又超于考古学，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主流方向，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形成适合本国历史实情的理论体系，并站到了世界考古学的先进行列。

(一)构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时空框架，提出“谱系论”和“文化论”

张忠培早年在黄河中游和东北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发现了老官台文化和吉林市郊的“文化一”等新考古学文化，得出了西阴文化是半坡文化继承者的认识，基本搞清了这些地区汉以前考古学文化序列，认识到考古学文化之间既存在文化联系，又各有渊源，自有续脉。1975年，苏秉琦应他之邀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做学术报告，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自此，他的认识也发生飞跃，成为区系类型论的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1980年他在研究中开始使用“谱系”一词，1984年他又指出区系类型论的实质是文化谱系论。至迟到1987年，他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思考，将一定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分为“亲族文化区”和“历史文化区”。凡此种种，他对构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得出了以下多项具有体系性的认识。

在中国北方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他对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做区系类型分析，建立了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1979年后，他又组织力量在冀、晋考古，发现张家口地区是历史文化区，基本探明了华北长城南北农牧业交界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

在黄河上游地区，安特生曾提出仰韶文化“六期说”，后经考古学者纠正为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文化发展序列，形成了长期流行于考古界的这类文化是同一谱系的不同年代发展阶段的观点。张忠培却指出这四个文化是两个谱系，前三个文化是同一谱系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而齐家文化另有来源，属于另外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在黄河中游地区，他确立了以华渭为中心的陕晋豫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这一成果以及后来在汾河流域和河套地区确立的序列与谱系，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建立了一个标尺，并已经受了约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同时，他又指出西阴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时期，半坡四期文化迈入了文明门槛。

在黄河下游地区，他将大汶口文化分为刘林期、花厅期和西夏侯期，三者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谱系的三个考古学文化。其中鼎式鬶、斝式鬶和鬲式鬶等典型器物，具有大汶口文化演变为龙山文化的质变性指征。他提出刘林期已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花厅期大汶口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长江中游地区，他指出屈家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发展时期，是江汉平原的主流文化，可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长江下游地区，他指出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是同一谱系不同发展阶段的诸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社会发展阶段。他还确定了良渚文化年代，认为该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花厅期和西夏侯期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相当于华渭地区的半坡四期文化和泉护二期文化阶段，并认定良渚文化进入了文明时代，产生了神王权国家。他认为在长江下游还存在着河姆渡文化、凌家滩遗存和龙虬庄遗存等其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以及马桥文化是良渚文化之后兴起的考古学文化，但谱系关系还有待研究。近年他倡导开展吴越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吴越在华夏认同和秦汉帝国形成中的作用。

张忠培在构建类似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式的中国先秦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过程中，还通过小口尖底瓶、壶、空三足器和陶鬲等典型器物，研究诸种考古学文化的源流、传播和演进。陶鬲是中国早期文化谱系的活化石，苏秉琦的瓦鬲研究堪称典范。张忠培续其学统，寻绎谱系，分辨诸种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及源流，澄清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脉络。举其论著，凡有《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客省庄文化单把鬲的研究》、《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等。他以及学生们结集的《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已于2014年出版，这是继苏秉琦瓦鬲研究的奠基性贡献后，张忠培做出的发展性贡献，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理论与实践的又一结晶式的新成果。

在研究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中，张忠培善于将实践成果转换为理论成果。他在1983年和俞伟超合作《苏秉琦考古论著选集》的编后记中指出，区系类型论的实质就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谱系一词核心表述的是诸考古学文化之间不仅具有承继、源流含义，还有文化碰撞、交往、吸收、融合等内涵。如果说区系类型理论创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说，那么谱系研究更注重各个考古学文化中的文化因素及其结构。他在1984年成稿的《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一文里提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谱系分析是按考古学文化的本来面貌，观察、研究考古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新的考古学文化理论———“谱系论”。

谱系论和如前提出的“历史文化区”和“亲族文化区”两个概念，丰富了区系类型论的内涵。循此，他获得了以下新识:１)中国由旧石器时代转向新石器时代，从史前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２)黄河流域存在着以华渭和泰沂为中心的两个亲族考古学文化区；３)北方存在着以燕山南北为中心的亲族考古学文化区；４)长江流域至少应区分为以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为中心的两个亲族考古学文化区；５)诸亲族考古学文化区之间，随着时间推移，通过文化借鉴、传播、吸收、交流，最后形成了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共同体。

张忠培认为研究考古学文化的结构和文化关系，只有谱系性地揭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变化规律，才能把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研究推向更高层次，得出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他2011年发表《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提出了古今社会文化的演进规律。到2012年，他又进行了全新阐释，形成了“文化论”。

他指出，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的先秦历史过程，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文化多元一体”说的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国家一统多元”讲的是统一国家内的多元考古学文化。这种文化谱系结构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杂种文化。杂种文化是文化杂交的产物，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文化演进规律是实现文化更新、建设新文化的必由之路。可见，“文化论”是贯通古今、鉴往知来，源于考古学又走出考古学，既有认知性又具实践性的文化理论。

(二)史前社会制度研究与“国家论”的提出

1997年«史学史研究»刊载了一篇总结张忠培学术研究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考古学研究史前社会制度，是我国好几代学者长期追求的学术事业，而排除一切臆想和任何先验模式，着力于对资料深入、系统地分析，从中得出固有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直到张忠培教授才得以实现。并且，他至今仍是考古学界就史前社会制度进程提出系统性认识的唯一的一位考古学家。”

文中提到的史前社会制度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起史学界追求以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部分。张忠培从大学起就关注这一讨论，并自1958年发掘元君庙墓地并依据墓葬资料来探索史前社会制度开始，成为长期坚持做这一重要课题的代表人物。1962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关于根据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探讨仰韶文化社会制度问题的商榷》。1980年他向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提交了《元君庙墓地反应的社会组织初探》一文，随即被美国《考古人类学杂志》邀约发表了英文稿。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史家村墓地的研究》、《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等系列文章，创新性地发现了私有制产生于母权制时期，首次提出从母权制发展到父权制历程的系统性认识。他认为半坡文化为母权氏族制时期，西阴文化、刘林期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为父权氏族制时期。自半坡四期文化时期起，中国腹地进入到了父权制时代。在父权制阶段，民主型在前，专制型在后，专制型是民主型的发展。这一系列认识，突破了经典作家受时代局限所做出的一些结论。获得了海外学者“即使放在世界考古学史中，也算相当先进的”高度评价。

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重建中国古代社会并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般规律，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责任和使命。1985年，苏秉琦应《中国通史》总主编白寿彝邀请，担任其中一卷《远古时代》主编，组织张忠培、严文明等历经五年左右，撰写完成了这一旷世之作，把史前考古学转化为史前史，实现了几代学者修国史的夙愿。该卷以实证性和诠释性、总结性和创造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为特点，被称为“全景展现中国远古历史，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典范之作。成书20多年来，考古新发现仍未动摇该书的基本观点。2010年，该卷更名为《中国远古时代》单册出版。上述两种版本，迄今已发行约10万册，学术和社会影响很大。

1990年后，张忠培把长期秉持的史前社会制度变迁研究，延展到苏秉琦倡导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大课题中。他探索文明课题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他从不简单教条地从文字、金属和城市等定义出发，而是从家庭组织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等角度，去思考文明起源与形成路线。他发现从分工到分化，再到分层等社会分野导致的社会结构关系。他指出发明和发现是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他在“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做务实求真的研究，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等，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张忠培又转入中国文明社会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研究。1995年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一文，是他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将良渚文化起始年代定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即约当半坡四期文化时期。以此切出一个横剖面，发现黄河、长江中下游、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等所有和良渚文化共处在一个时间平面上的诸考古学文化面貌，都进入到了大变革时期。于是，他首次明确提出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普遍进入了文明时代。

张忠培2012年发表《文化·人物·考古》一文，他从“祀与戎”来考察“国”，即政权的形成。“祀”是神权，“戎”是军权。神权早于军权出现。而王权则等于“国”，即政权。同年，他还发表了《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把良渚文化的居民划分为四大等级，其中握有军权和神权的神王处于最高等级。良渚文化社会政权性质是神王国家，即政教合一国家。神权最高，军权居次，军权是社会统治权力的基础。张忠培进而对中国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做了至为详细的考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历经神王之国、王国、帝国、党国等四个阶段的“国家论”学说。

第一，神王之国阶段。半坡四期文化至泉护二期文化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呈现的当时社会并无统一政权，即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被分割成不同政权统领，各个政权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父权家族已成为基层社会单位，单偶制家庭在家族中有相对独立性。阶层分化明显，贵族控制氏族，劳动与社会分工已在家族层面展开ꎮ聚落发生分化，出现城乡分野。祀与戎发展为神权、军权和王权。

第二，王国阶段。可分为三个阶段。龙山时代是第一阶段，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尧舜禹各有其“国”。实行父子或家族内部继承制，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几个政权成立联盟理事会。“王”依尧舜禹“禅让”方式产生，轮流坐庄。夏商王国是第二阶段，单一考古文化居民，由统一政权统领，系单一族群国家，对外实行排他性“占地殖民”。西周王国是第三阶段，实行一统多元统治，减少驱赶与杀掠性的排他式殖民，有利于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实现交流与融合。

第三，帝国时期。始于经东周变革产生的秦汉皇朝，终于中华民国。是国家一统文化多元、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是以文官制度辅佐世袭皇权为核心的中央专制统治的国家。

第四，党国时期。辛亥革命后出现党国。党国有两种形态或两个发展阶段:一种是列宁所讲的专政的或专制的国家或政权，另一种是近代产生的较之专制国家进步的民主国家。恩格斯说国家最后要走向消亡，未来社会将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过渡到这一社会阶段，“小政府、大社会”是必经之途。

张忠培本来探索的是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的道路，后却因这一探索又将他引上了对中国国家形态、古今之变和国家消亡的研究，走进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语境，这看似偶然，实则寓于必然。

(三)发展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推进中国考古学科学化进程

1949~1978年的中国考古学，除掀起过一点学习苏联考古学的浪花外，主要是沿着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奠基的道路走了下来。在这样封闭的自我发展环境中，苏秉琦根据中国考古学的丰富实践，创立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这一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学说。1978年以来，中国考古学领域经历了西方考古学的涌入和沿着已形成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的局面。苏秉琦是后者的领军学者，他于1985年又推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进一步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

张忠培秉持苏秉琦学说，也从实践中阐释出不少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他的主要认识是:第一，考古学理论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认识，方法是理论连接新实践的途径或模式，技术则是实现方法的手段。第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学文化。考古学能研究的仅是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或所表述的那部分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文化。考古学是在不断克服时代局限性的情况下求得学科发展。第三，历史的物质遗存，以“单位”的形式存在，处于一定层位，具有一定形态，所以层位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及方法。第四，全面地认识遗存及其释放的信息，需要自然科学和科技以及狭义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参与，但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些学科的能量及其时代的局限性。需处理好内证与外证、主证与辅证的关系。第五，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既反对传统的教条主义，又反对新进口的洋教条。要立足于人、遗存、时、空这四维关系，对人或遗存进行或纵或横地比较，发掘其中的人群关系、社会结构、历史与文化。综上可见，张忠培从中国考古学实践中阐释出来的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不仅具有新意，也具有相当的系统性。

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及方法和研究目标，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1982年成稿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张忠培总结道:“如果把近代考古比喻为一部车子的话，地层学和类型学则是这车子的两轮。没有车轮，车子是不能向前行驶的。没有地层学和类型学，近代考古学便不能存在，更不能向前发展。近代考古学的水平，首先取决于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程度。”这篇文章发表后起到了新启蒙作用，迄今还被很多考古院系作为考古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主要教材。

张忠培针对什么是考古学、什么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等学科基础问题，先后发表过《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等论著，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自身体系。这些文章集腋成裘，1994年先是收入《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研讨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的个人专著。后又增订为《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成为出版界重点推出的《中国文库》第一辑的重要书目之一。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是一代代考古人实践积累的共同财富，提出这些方法和理论的学者及其事迹，又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张忠培把理论方法建设与每位曾做出过贡献的学者相联系，先后评述过梁思永、李济、夏鼐、苏秉琦、裴文中、尹达、张政烺、贾兰坡、宿白、俞伟超、张光直、邹衡、徐苹芳、安特生等人。他主张做考古学术史分期，应以对中国考古学有重大方法论创建并对学科产生重要学术影响为原则。因此，他提出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三座丰碑，分别代表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

(四)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贡献与主张

1987年，张忠培被国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从教育界转入文化界，开始把很多精力投入到文博管理工作中。他还先后担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等，主持和参与了大量国家和地方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规划、“国保”单位保护方案论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论证、考古发掘计划审批和考古工地检查、验收等工作。他担责任，尽义务，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堪称考古学界在文物保护上出力和奉献最多者之一。

在这些工作中，他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认为“保护”二字是这一大法的要义和关键。主张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并对文物保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做了学理性研究，写出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的问题》、《关于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几点意见》等论著，并在各种讲话和采访中阐述过以下观点。

其一，文物具有凝聚民族感情、增进爱国情怀和提高全民素质的功能，是实现“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建设精神家园的载体和文脉。保护要制约和检验利用的始终，才能实现保护和利用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其二，他主张“国保”单位一律不动；“省保”单位基本不动；现在的考古学手段不能采集主要信息的，挖完后难以保存的，具有独一无二性的不可替代的遗址、墓地也不要动，要留给后人慢慢研究。近年他又说，应站在政治文明和政治伦理高度，不能挖掘中央王朝或皇朝的帝王陵寝以及地方或民族政权的王朝陵寝。

其三，他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保护遗址的一项措施，建设要坚持三原则: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园化遗址。

其四，他提出文物利用有层次之分，“可分为专业学术研究者之利用和非专业人士观赏以陶冶心境、丰富文化涵养和提高素质之利用”。古代遗存的基础利用是考古学利用，只有考古学才能认知其价值，才能提出可否发掘、保护级别和应怎样及如何进行保护的要求。他曾应《大众考古》杂志之邀题词:“大众考古的追求，是以考古启迪大众之智，应实行提高前提下的普及，‘提高’是源，‘普及’是流，源不竭，流长流。”

其五，考古报告是文物保护的一种形态。他大声疾呼:“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他建议国家应从文物保护角度提供考古经费，应从文物保护出发支持资料整理、编写报告及出版，并得到国家文物局采纳。他身体力行，主持编写出版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华县泉护村》、《晋中考古》、《民乐东灰山考古》、《忻州游邀考古》、《肇源白金宝》等考古报告。

其六，他主张考古发掘、室内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中所收集、积累的实物资料和文字、绘图、照相及摄影等资料，都要作为国家档案永久保存。

本文摘编自《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二分册》（主编：王 巍）一书中高蒙河教授撰写的《张忠培》一文, 内容有删改。

（本期编辑：安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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